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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一，主观加快民族融合的进程违背事物发展的规律。 关于民族融合有以下两种观点。一种是把民族的自然同化称为民族融合,强制同化则称为民族同化;另一种观点认为民族融合是在各民族自身健康发展的状态下，两个以上的民族取长补短创造了更丰富发展的经济文化称为民族融合。孝文帝的改革，强制鲜卑民族摒弃本民族文化而奉行汉民族文化，不能算作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融合，尽管我们不能否认鲜卑民族的南下并逐渐融合在中华民族融合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但是过分提高孝文帝改革对民族融合的积极贡献还有待商榷。 北魏时，民族融合是当时历史不可逆转的趋势，孝文帝想通过政府手段加快这种融合进程，势必会造成欲速则不达的反面效果。而六镇之中，各民族在杂居的生活状态中已经出现了以鲜卑为主要倾向的民族融合，这种自下而上的自然融合是民族融合中最稳定和谐的状态，也最为融洽。而在近洛地区，孝文帝开展的是自上而下的汉化，这种汉化过程的强迫性使得它必然会受到强烈的反抗和阻挠，在这个过程中造成的对民族心理的挑战会导致严重的民族分化。因此孝文帝汉化必然会被六镇鲜卑起义打断其不合历史逻辑的融合进程，这种中断并不是结束，而是将民族融合引领到一个更加健康合理和稳定的轨道上，使民族融合过程顺理成章。因此有学者认为“如果说，孝文改革后，北方民族融合实现的条件尚未完全成熟的话，那么，六镇起义后，民族融合的推进和完成则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了”。 启示二，北方区域的不稳定性。 北方地区因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形特点所构成的地理环境、气候特点，形成了复杂的民族杂居和半农半牧的经济地带，因此一直是中国民族融合的前沿阵地，国家的防御重地。这一区域特性造成了该地区本身存在不稳定性，容易出现变乱。北魏在建立防御体系的同时，忽视了北方疆域的这种区域特性，尤其是迁都洛阳以后，放松了对这个特殊地理位置本身的经营，取消了北方地区的地方性优待措施，因此一旦出现社会治乱不稳时，北方的叛乱必然会形成大规模范围的国家危险，这一点为中央政府在边疆经略方面提供了重要的警示。北方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一系，历史上一直与中原的政权成南北对峙状态，历史上戎狄与战国；匈奴与秦汉；乌桓、鲜卑与曹魏；五胡与两晋；北朝与南朝；北魏与柔然；突厥、回纥与隋唐；契丹、女真、蒙古与南宋；蒙古与明，这种对峙从来没有间断过。因此历代中央政府出于国家利益的北方防务都是政府行为的最重要和突出战略表现。 启示三，“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 北魏在六镇起义后，六镇地区的文化呈现出鲜明的区域性和民族性，北镇军功集团中复兴鲜卑文化、抵制汉化的倾向明显，这一点学界达成了普遍一致的看法。但是在长期的民族混合中胡风南渐、华风北移，北朝民众及其统治者在客观历史进程中已经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在起初表现为不自觉的认同行为，在反汉化的过程中，很多行为已经是汉文化的缩影。在“鲜卑共轻中华朝士”的氛围中，北朝社会实际上也存在用汉文化改造社会的行为。例如六镇贵族不自觉出现改变宗族系谱的现象，攀附中华系谱者不乏其人。这反映出这种融合已经在他们抗拒的头脑中生根发芽。北齐文宣帝常“散发胡服，杂衣锦彩”，北周宣帝“周主(周宣帝)受朝于露门，始与群臣服汉、魏衣冠”。[2](卷173，P5391)可见北朝统治者客观上无法摆脱汉文化的影响，六镇起义后依靠六镇军功集团建立起来的北齐、北周政权对汉文化的敌视态度，更多的是对于孝文帝改革的激进汉化带来的抵制情绪的惯性，反映出各民族在融合过程中违背自然规律的冒进引来的负面影响。北朝时期，民族间自然的融合是历史的主流，发挥主导作用，具有强大的磁力，各种主观形态的的支流在无形中被拉回来。北齐、北周时期两种文化共同存在，在长期接触对抗的过程中鲜卑化的各族人民又汉化，这是民族融合过程中一种曲折的态势，最终达到了与华夏民族溶为一体的历史事实。胡汉民族融合在形成中华民族的过程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华夷之别与夷夏之防就是在无数次的对抗中走向统一的，消除这种隔阂经历了数千年的的曲折。 启示四，历史发展的过程是复杂的，多面的。 在魏晋南北朝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学者更多的强调各少数民族的内迁，而忽视了汉民族的北迁和融入。十六国时期各政权对人口的大规模掠夺，北方地区已经成为一个大熔炉，各民族人口被反复的来回迁徙，形成各民族混乱杂居，这其中存在各民族融入汉族、汉族融入各少数民族、各少数民族之间的互相融合等多种状况，扩大了中国民族杂居的地理范围和分布空间。游牧民族的生活空间逐步向南推进，在中国北方地区形成了多民族共同发展融合的历史局面。而中原统治者的双向迁徙，造成的实际效果是民族融合不可逆转的趋势。中原政权与北方民族政权之间这种存在历经千年的战争、通和、融合状态，构成了中国北疆的独特历史特点。欣慕向化的漫长总趋势和反复的阶段战乱，其最终目的仍然是融合一体，正如恩格斯说的“自这些中级阶段上的野蛮人，习惯于游牧生活以后，再也不会想到从河谷的草原自愿地回到他们祖先所住过的森林区域里去了”。[8](卷4，P21)同样，游牧民族一旦适应了农耕生或者半农半牧的经济生活，他们也不愿意回到单纯的以游牧为生的生活状态了。因此游牧民族一旦接触到农耕经济带来的稳定的生活资料，并且在与汉民族杂居过程中受到汉文化的影响，他们受到这种经济、文化的吸引就成为一种趋势。费孝通先生提出的的多元一体格局正是这种文化的吸引中反复战争和逐渐融合形成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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