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一个文化分裂的城市（上）
黄绍坚
引子：两个厦门 快到春节了。厦门春节、元宵节期间活动的消息，渐渐多起来。 和往年一样，在城市的一边，鼓浪屿音乐厅里，几乎每晚都有音乐会，观众可以免票入场，在美妙的西方音乐声中，静静迎来农历新年。今年新增的内容是，寄居鼓浪屿的留法博士、厦门大学西方社会研究中心贺霆教授，准备举办男中音独唱音乐会。 在城市的另一边，厦门翔安区新店镇香山上，欢庆的气氛也越来越浓。每年正月初六，是闽南人信奉的“清水祖师爷”的生日。那天，天气好的话，供奉“清水祖师爷”的香山寺前都会举办盛大的庙会。庙会中，有闽南人喜爱的“宋江阵”、“拍胸舞”、“车鼓弄”、“醒狮起舞”、“大鼓凉伞”和“布袋戏”等民俗表演。锣声鼓声，惊天震地。 第一次到厦门的人，不知是否对此感到过一丝困惑？一方面，在号称“音乐之岛”的优雅的厦门，一大群黝黑魁梧的闽南汉子，在冬日里，袒腹裸脊，捶胸顿足，呼叫跳踉，上演着粗犷豪放的“拍胸舞”，引来观者如堵，掌声雷动。另一方面，在号称“闽南文化集散地”的市井的厦门，即使是在酷热的盛夏时节，依然有鼓浪屿人民小学退休校长林世岩老先生这样的人，一身白T恤、白短裤、白色长袜，英国绅士般，衣冠楚楚，翩然穿行在鼓浪屿的街巷间。
优雅和粗犷，草根和绅士，究竟哪个才是真正的厦门？ 其实，老厦门人自己也很困惑（这个“老厦门人”，是指以闽南话为母语的厦门传统居民，不包括改革开放之后迁居厦门者）。当外地人兴致勃勃地说起“厦门是音乐之岛”时，居住在厦门老市区厦门港、美仁宫一带的老厦门人会哈哈大笑：“那跟我没关系。”而当外地人在鼓浪屿岛上好奇地打听闽南风俗时，一半以上的鼓浪屿老居民则会含蓄地表示：“我也不太清楚。” 音乐之岛的厦门，和闽南风俗浓厚的厦门，除了在“使用闽南方言”这点上达成一致之外，两个厦门，似乎各过各的日子，有些老死不相往来的味道。但谁也不会否认，两个厦门，一直相安无事。 这就是厦门，一个文化分裂的城市，一个宽容的城市。 厦门，和上海不一样。上海，当然有外滩和城隍庙的对峙，有康平路和老闸北的冲突，但身世显赫、却自家没落的张爱玲，和从小被卖为上海养女、却气质高雅的周璇，早已成为绝大多数老上海人心中永远的偶像。不论是高墙深院中的名门闺秀，或是在嘈杂里弄间长大的小家碧玉，都视张爱玲和周璇们为自己的知音。时至今日，还有一个王安忆（祖籍厦门同安），通过《长恨歌》中的王琦瑶，传神地刻画出上海的气质：柔美、细腻、聪慧、一直坚持着“自己的生活”。 厦门，和北京也不一样。北京，当然更有中南海高墙和大红门地摊的落差，有静谧的三座门与嘈杂的大栅栏的对比，但中南海和三座门里手握大权的人物，却一直生活在北京的哥、的姐的嘴边。从的哥、的姐们嘴里，偶尔也能听到曾经大名鼎鼎的汪国真（祖籍厦门）的名字，可汪国真诗中那份柔情蜜意，显然不能代表北京。真正能代表北京的，是出身下层旗籍、却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过教的文学大师老舍，是出身贫寒之家、却译出《莎士比亚故事集》、《好兵帅克》和《尤利西斯》的著名作家萧乾，是在电视剧《我爱我家》里一脸家常的亲切、却出身文化世家的英达。老舍、萧乾和英达们，可以在头一天晚上走进国家歌剧院，第二天早上却出现在地坛庙会中。他们，抹平了精英和平民间的鸿沟。从他们身上，可以读到北京的气质：阳刚、厚重、大气、时时以幽默去体现平等。 但厦门的气质，却至今暧昧着。一位曾被“红都女皇”另眼相看的钢琴家殷承宗，一位不懂音乐的正厅级诗人舒婷，一位擅长雕塑古代人像的闽南漆线雕大师蔡水况，一位用闽南话说书的“讲古仙”范寿春，他们能代表厦门吗？恐怕很难。
唯有陈嘉庚，一位说话时带着浓重的闽南口音、终身保留着闽南式固执、朴素和坚忍、却创造出中西合璧式“嘉庚建筑”的厦门人，一位目光深远、倾家办学、曾经辉煌、终又破产的南洋华侨领袖，赢得了所有厦门人的尊敬。 邓颖超说：“中国出了个陈嘉庚，足以为自豪！” “佬佬”、“乌贼”和“番薯” ——方言中厦门与“外地”的分裂 在这篇不足万字的文章里，力图破译厦门的城市文化密码，显然是一种奢望。但是，如果换个思路，在这篇文章里描绘出几种厦门独特的城市文化现象，大约还有可能。 那，就从一则六十多年前的报道说起吧。当年，还是民国。
1948年10月4日，在厦门本地销量最大的《江声报》上，发表了署名“金安”的报道《丁佬佬逛厦门记》。作者说，“这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头子，最近由内陆第一次来到厦门，他告诉我，他来厦门以后，遇到的许多新奇新闻。”报道的题目，曾经让我纳闷好久，这“佬佬”是什么意思？我懂闽南话、客家话、粤语，多少还懂点儿福州话，但不论是闽南话中称呼老人家的“阿伯”、“阿姆”，粤语中的“阿伯”、“婆婆”，客家话中的“阿伯”、“阿婆”，还是福州话中的“依伯”、“依姆”，好像都跟这“佬佬”不靠边儿；即使是普通话中的“姥姥”，指的也是老年女性，而那则报道中的主角，明明是个老头子嘛！ 终于有一天，我恍然大悟，原来，我关注的重点错了。关键不在“老头子”，而在“内陆”。敢情这“佬佬”，就是“乡下佬”的佬啊！ 这真让人哭笑不得。不过，倒挺符合老厦门人的观念。 在课堂上，有一回跟学生们讨论地域文化时，我举例说，以我所掌握的语言来看，有两个内容最丰富：一个是福州的骂人话，什么什么“秧”（即“仔”），可以根据对方的身份、地位、职业、年龄、婚否、生存状况、甚至吵架时的现场表现，直接加个“秧”，骂将回去，等于专为对方量身定做，并且一路骂下去，绝不重复，词汇量丰富到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另一个，就是老厦门人排斥外地人的洋洋大观的各种称谓。 在老厦门人的观念里，这个“外地”，是个伸缩性极强的概念，从十万八千里到离我家不足一里远的地方，都可以是“外地”。 首先，长相不一样的，肯定非我族类，得发明一个专有名词，隔离之（在这儿，我要特别声明，这是介绍地方文化，不是提倡种族歧视或地域歧视）：金发碧眼的老外，叫“红毛”；南洋各岛族，统称之“番仔”；黑人呢，就叫“乌贼”（“乌”是“黑”的意思。海生动物乌贼，在闽南话中叫“目扎”，不一样）。不过这“乌贼”很好玩，渔民终日奔波海上，皮肤黝黑，也是“乌贼”；农民成日价在地里干活，还是“乌贼”；甚至连我的玩伴（主要指男孩），明明从小与我一块儿长大，只因长得黑点儿，也可以被叫做“乌贼”。从这点上说，这个“乌贼”，还真有点天下一家的味道。更有趣的是，与“乌贼”相反的“白贼”，在闽南话中，却是“撒谎”的意思，“白贼话”即“谎话”——不知这与中华民族被迫打开国门的屈辱史，有没有关系？ 排斥完长相，接着该排斥地域了。在老厦门人的语言系统里，国人凡操北方方言者，统称之曰“北贡”。后来我到北京上大学，同屋的黑龙江、辽宁、天津、河南几个哥儿们，平常关系倍儿铁，但一生起气来，仍呼我辈为“小南蛮子”。“南蛮”对“北贡”，真是绝配。报应啊报应！ 再往下，便是本省兄弟阋于墙。不幸的是，福建的方言系统，既多且杂，整个一个中国的小号写照：省会的福州话、厦漳泉三地的闽南话、闽西的客家话、闽中的三明话、莆田的莆仙话、闽东的宁德话、闽北的建阳话……彼此之间，互不相通。翻过一座山之后，对方的话根本听不懂，在福建是很常见的事情。话不同者，自然不相为谋。我小时候，我们这一代“厦门60后”，称福州人为“Kō-k?-liù”（福州话“逛街”之意），称莆田人为“阿少”（据说在莆仙话发音中，常有“阿少阿少”之类的音节），称客家人为“客家佬”。至于福建其他地市的人，因为当年厦门是海防前线，估计来这儿的机会少，幸运躲过一劫。 最后，用闽南话说：“自己刣（剖），赚肚内（内脏）”，闽南人也自相残杀开来。在老厦门人看来，凡说闽南话不是厦门市区腔调者，都称之为“番薯（地瓜）腔”；带“番薯腔”者，自然是“番薯人”，简称“番薯”。别以为“番薯”生活得有多远，他家也许就在我家隔壁的隔壁。我记得，小时候，厦门老市区厦禾路美仁宫以东，便是郊区了。那里的“番薯孩子”，常常不甘于受歧视，成群结队与市区孩子大打出手。我妈老教育我说，没事儿别去美人宫，你说厦门话，会挨揍的。唉，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诚哉斯言！
（鼓浪屿上的卢戆章塑像）
（鼓浪屿上的马约翰塑像） 至今，厦门方言中的这种文化分裂现象，依然存在。厦门岛内人说起出岛时，还说“上去集美”、“上去同安”；而厦门岛外同安区、翔安区、集美区、海沧区的人，前往岛内办事时，也说“下去厦门”。真是上山下海，泾渭分明。更好玩的是，今日厦门岛，20年前早就全盘城市化了，但厦门岛内原来老市区以外的居民，包括鼓浪屿居民在内，前往老市区时，还说“去厦门”。甚至，我还见过的一大幅官方出版的卫星拍照《厦门地图》，干脆只有厦门岛和鼓浪屿，而整个同安、翔安、大半个集美、杏林和海沧，压根儿在地图上就见不着。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如果黄瓜不是瓜，那么，厦门在哪儿？而我，还算是纯粹的厦门人么？
 （拍胸舞） ——厦门文化“闽南化”的一面 至少从一半意义上说，我的确不算纯粹的厦门人，即使我出生在鼓浪屿、成长在厦门岛、现在常住在岛外集美，结论也一样。这一半“不纯粹”，指的是“厦门是闽南文化的集散地”而言。我对闽南文化接触少，了解浅，除了以闽南话为母语、生活在闽南外，我实在想不出我跟闽南文化有什么更深厚的联系。幸好，我不是孤例，还有一半以上的鼓浪屿老居民也如此。
就以闽南人最看重的民俗节日“天公生”为例。福建自古以来就是杂神崇拜、淫祠遍地之处，道光版《厦门志》中已称，当时的厦门“满地丛祠，迎神赛会，一年之交，且居其半。有所谓王醮者，穷其奢华，震訇炫耀，游山游海，举国若狂。”而各种神诞中，“天公生”无疑最重要。我儿子小时候很乖，平常从不说粗话，可每年正月初八晚上十一点半左右到次日清晨，小家伙准会将他知道的所有骂人话都复习一遍。原因很简单，孩子从出生开始，习惯了厦门安安静静的生活，但从初八深夜起，窗外此起彼伏、没完没了的鞭炮、烟花、礼花弹的噪声，绝对比过农历新年时更多、更吵、持续时间也更长，害得小家伙怎么也睡不着，才让他一反常态。据《厦门市志》记载：“天公生。农历正月初九，传说为玉皇大帝生日，信众家家户户在窗户前设香案，摆猪头、鸡、鸭等供品，向空中祭拜，俗称‘敬天公’。初八子夜刚过，开始燃放鞭炮，几乎通宵不歇。该神诞为旧时厦门岛内最热闹的神诞。”其实，市志里还少一段话。在许多闽南人的观念里，“天公生”甚至比农历新年还重要，比方说，“敬天公”祭桌上的饭菜，常常比这家的年夜饭更丰盛。为什么会这样？至今为止我也没弄明白。 又比如，闽南人特有的鬼节“普渡”。《厦门市志》中说：“对‘无主游魂’，无后人祭拜的，集中在（农历）七月‘普渡’……从（农历）七月初一‘开地狱门’起，一直到（农历）七月三十日‘关地狱门’时止。七月初一至三十，每个地区每条街道都轮到一天做‘普渡’。常供‘三牲’、菜肴、糕仔粿、米饭，点香燃烛，烧冥钱，放鞭炮。祭完后开始宴请亲朋，俗称‘请普渡’。”厦门的这一习俗，当是来源于福建泉州（许多老厦门人祖籍泉州）。据《泉州市志》介绍，“泉州明代倭寇为患，民众惨遭杀害。至清代中叶以后，中元节发展为‘祀阵亡野鬼’的普渡民俗活动，遍及泉州市区、晋江、南安、惠安等沿海市县。”有趣的是，农历七月里，我从没见过具体哪个人或哪个机构去张罗“普渡”的安排，但在厦门老市区内，居然能有条不紊地一天一个街区地“过普渡”，从不出错。一个月下来，整个厦门老市区正好轮一遍，既不多，也不少。谁说中国人做事没有计划性？谁说中国人不懂团结？厦门民间“普渡”习俗，就是一个反驳的例子。
不过，国人的团结，一向以血缘为基础（地域的团结，只是血缘团结的扩大化），厦门也不例外。闽南人的宗族、地域观念尤重。以解放前的鼓浪屿为例：当时在厦门与鼓浪屿间摆渡的舢舨船夫，多为厦门同安陈姓、李姓、黄姓人氏，故称“同安竹篙”；在岛上当轿夫和挑夫者，多为福建惠安人，故称“惠安扁担”；当厨师的，则多为福建晋江、南安人，故称“晋南菜刀”。鹭江海峡对面，厦门老市区也一样。解放前的厦门码头，几乎被厦门同安陈、吴、纪三大姓所占据。三大姓各自拉帮结派，不时闹出大规模械斗的新闻；加上当时日籍台湾浪人“十八大哥”、厦门本地的地痞流氓“角头好汉”等的加入，搞得当时的厦门老市区一片乌烟瘴气。厦门《江声报》曾经感叹：“厦门原无‘鲈鳗’（地痞无赖），有之自台浪人始；厦门原无‘流氓’，有之亦自台浪人始；诸如赌场、烟馆、私窑、走私、舞池，种种非法营业，皆台浪人始作之俑”。这种说法不全对。大家还记得1980年代那部描写清末厦门贩卖华工苦力的著名影片《海囚》吗？在《海囚》里，唐金龙和潘火狮所代表的厦门唐、潘两大家族（这两大家族自然是虚构的），不也常常一言不和，就呼朋引伴、大打出手？这和“鲈鳗”有什么不同？ 闽南人这种“讲硬直”（讲义气）、甚至提倡争强斗狠的彪悍民风，的确与中国南方人普遍偏文弱的气质不太相似，倒更像北方人的性格。我想，这可能与闽南山多田少、闽南人靠海维生——包括“下南洋”——的生活方式有关。事实上，整个广义的闽南文化区，包括福建闽南、台湾、浙江温州、广东潮汕和海南等地，随处可见这种彪悍民风的痕迹，厦门翔安等地至今仍在演出的《拍胸舞》，就是一个例证。按照厦门本地民俗研究者的介绍，拍胸舞“舞者头套草圈，上身裸露，动作以趋于单一节奏的击、拍、夹、跺为主，部位集中在胸、肘、腋、肩、掌，同时辅以雄健的蹲步和怡然自得的摆头，构成粗犷、古朴、诙谐、热烈的舞风”。我当然见过拍胸舞的现场演出，乍一看，真有点类似于山西威风锣鼓或陕北安塞腰鼓的豪放劲儿。
在闽南话中，称这种豪放为“tiòng-tiong”。“tiong”字的含义很复杂，普通话中没有对应的字，大意包括“豪放、开朗、外向、好（hào）交朋友、不拘小节”等多层意思，也包括“把自个儿照顾得挺好的”，甚至还包括“只顾今天不顾明天”、“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等等含义在内。1933年，厦门《江声报》上的一篇文章，可以作为“tiong”字的注脚：“灯火初上，（鼓浪屿）龙头河仔墘一菜馆，每见舟子（往来厦门与鼓浪屿间的舢舨船夫）成群，对酒当歌，盖彼等均以日中所得，除有家室者留三分之一作家费外，余尽挥霍于‘吃’，所谓‘船赚船吃，船破做乞食（乞丐）’，即舟子之人生观”。“船赚船吃，船破做乞食”，这就是“tiong”。前文中提到的那篇民国时期《丁佬佬逛厦门记》，其中有一部分内容，也是闽南人不拘小节、粗犷豪放的“tiòng-tiong”性格的表现，不过，很让丁佬佬看不惯：“X月X日，一天早，天未亮鸡未啼便被‘嘟、嘟’的卖肉声、卖碗糕果（闽南点心，类似于北方的发糕）、油炸桧（油条）声……唱醒，跟着来的又是整套‘奸你三代，你老子……’声音。厦门！多么热闹呀！”；“X月X日，炎日当空，撑着把布伞出街走过一条巷，一个烟屁股从二层楼的窗口摔下来，燃着了手上的伞头，刚要斜下伞灭熄上面的火时，一大盆水又从另一个窗口倾盆而下，除布伞上的火被灭熄外，我还洗了一次冷水浴。厦门，真是奇异的地方！”当然，这里的“tiong”，更多的是“只顾自己不顾他人”之意。
不光厦门老市区的闽南人“tiòng-tiong”，就连民国时期居住在公共租界鼓浪屿上的一部分闽南人，也一样“tiòng-tiong”。厦门“讲古仙”范寿春老人的一篇回忆文章，真实再现了民国时期鼓浪屿中、下层闽南人的日常生活：“我是在鼓浪屿长大的……那时候的鼓浪屿，虽是公共租界，是工部局洋人统治的地方，但只有龙头街商店比较集中，其余几乎全是居民区。因此，手提、肩挑、走街串巷的小商贩格外多。凌晨，有卖油条的，卖碗豆的（闽南人将碗豆煮烂后当作稀饭的配菜，叫‘福临豆’），卖豆花（豆腐脑）、豆奶（豆浆）的和卖碗糕粿（详上）、满煎糕（一种夹糖的煎饼）、炸枣（一种糯米夹心的油炸甜点）、豆包仔粿（一种糯米夹心的蒸煮甜点）以及卖面包、鸡蛋糕的。白天，有卖杂货、卖瓷卖碗、卖笊篱、竹刷（用于刷锅的用具）、烘炉扇（用于给做饭的小煤炉鼓风的椭圆形扇子）的，还有补鼎（修补炒锅）、补鉎锅（修补煮锅）、补面桶（修补铝制或搪瓷制洗脸盆）的。深夜，有卖烧肉粽、卖芋包、鱼丸汤、扁食汤（鱼丸汤是福州小吃，其它三种是闽南小吃）的。从清晨至更深，这些小商小贩便像走马灯一样轮番上街，闹个不停。”
 （鼓浪屿天主堂） 学校、工部局律例、唱诗班和音乐之岛 ——厦门文化“西方化”的另一面 但是，如果以为鼓浪屿上只有闽南人的福临豆、炸枣、烘炉扇和“闹个不停”，那肯定大错特错。在小小的、面积仅有1.87平方公里的鼓浪屿岛上，曾经聚集了整个闽南、甚至大半个福建的精英。民国时期，鼓浪屿上的文化积淀，一度发展到堪称辉煌的地步：汉字拼音方案第一人卢戆章、中国第一位体育教授马约翰、中国妇产科学的开拓者林巧稚、英国皇家艺术家协会首位外国会员、油画家周廷旭……每一个名字，都熠熠生辉——只是，这种洋人庇护下的辉煌，在今天看来，不免令人感慨万千。
1901年底，时任厦门海关税务司的英国人习辛盛（C. Lenox Simpson），向英国当局汇报厦门海关十年工作时说：“英华书院座落于鼓浪屿岛。楼房和场面很壮观，是按照其现在的目的设计的……1898年，该书院的工作以一种踏踏实实的作风，由伦敦会（即教会组织‘英国伦敦公会’）的成员们着手开始了……书院开设有基础课程、商业课程和科学课程。商业课程包括书写信函、缩写、打字、记账及政治经济与商业的会话。科学课程包括化学、天文学、自然科学、数学教育和心理学。学生还上音乐课、体育课和击剑课”。想想真让人感叹，1898年，鼓浪屿“英华书院”创办（这是民国时期鼓浪屿上著名的“英华中学”的前身）、英华学生开始学习科学、音乐和击剑课程时，“我大清”连糊弄事儿的“清末新政”都还没开始呢。
也在这一年，美国归正教会的传教士郁约翰（John Otte），在鼓浪屿上创办了西医“厦门救世医院”，1899年开设医院的妇女部“威廉明娜医院”，1900年起附设“厦门救世医院医学专科学校”，俗称“鼓浪屿医专”，学制五年。
同样在1898年，英国基督教长老公会牧师韦玉振夫人韦爱莉在鼓浪屿开办幼稚园，命名为“怀德幼稚园”（即今鼓浪屿“日光幼儿园”的前身），这是中国创办最早的幼儿园。1900年，继办“怀德幼稚师范学校”，俗称“怀德幼师”，专门培养幼儿园师资力量。这应该也是中国最早的幼儿师范教育学校。 其实，鼓浪屿岛上现代中、小学的创立，更早于此。1844年，由英国伦敦公会传教士施约翰（A. Stronach）创办的“福音小学”，是鼓浪屿上最早的小学。1846年，伦敦公会传教士养为霖（Wi11iam Young）夫妇在厦门兴办女塾，这是厦门最早的女子学校，据说也是国内最早设立的女校之一。1860年，英国长老会在鼓浪屿创办“乌埭女中”（即民国时期鼓浪屿上著名的“怀仁女中”的前身）。随后，林语堂曾就读的鼓浪屿“养元小学”（1889年创办）、林巧稚曾就读的“海滨女子师范学校”（1905年创办）等学校，陆续建立。进入民国之后，1921年，鼓浪屿上又增添了一所著名的“毓德女中”。
1921年，是厦门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个年份。
这一年，印尼华侨富商黄奕住发起创建厦门自来水公司。5年后（1926年），厦门老市区用上了自来水。1932年，跨海自来水管道和泵站建成，鼓浪屿居民也用上了自来水。至此，作为“万国租界”的鼓浪屿，已成为一个小小的现代化城市：1903年，鼓浪屿工部局成立，鼓浪屿开始了正规的市政道路建设和公共卫生管理，约百只注册的小舢舨，承担起厦、鼓间通航的重任（厦鼓轮渡，直到1937年7月才通航）；1907年，林尔嘉独资创办厦门德律风公司，鼓浪屿通上了电话（但直到1923年，厦、鼓之间才通电话）；1913年，上海英商韦仁洋行获得专利，鼓浪屿亮起了路灯和电灯；1926年，鼓浪屿“中山图书馆”成立……
同样在1921年，陈嘉庚先生创办的私立厦门大学，在厦门岛内成立。也是在这一年，陈嘉庚先生将在集美创办的各类学校，统一定名为“集美学校”。此前，在厦门岛外集美，陈嘉庚先生和胞弟陈敬贤先生早已建立起从幼儿园到中专的多所学校：1912年，创办集美小学（即今集美小学）；1917年，创办集美女子小学；1918年，创办集美学校师范部、集美学校中学部（即后来的集美师范学院和集美中学）；1919年，创办集美幼稚园（即今集美幼儿园）；1920年，创办集美学校水产科、航海科和商科（即后来的集美水产学院、集美航海学院和集美财经学院）；1921年，创办集美女子师范学校。其后，学校规模仍在扩大：1925年，创办集美农林学校；1927年，创办集美乡村师范学校；1953年和1957年，又创办集美华侨学生中等补习学校和集美侨属学生补习学校（后两校合并，成立著名的“集美侨校”，即今国立华侨大学华文学院）——这些学校，如今以“集美学村”之名，名满天下。到厦门旅游的人，大约都去过。
都说今日厦门人的素质较高，原因之一，显然受益于厦门原有的深厚的教育底蕴。而另一方面，厦门人的守法精神，说来尴尬，却和公共租界时期《鼓浪屿工部局律例》及作为其补充的《告示》，密切相关。 今天，回看这部制定于1903年的《律例》，除了民族屈辱感之外，不得不承认，这部《律例》指导思想之先进、规定之细、可执行度之高，即使今日的法规也有不如之处。 《律例》中，有些涉及社会公德，如：“鼓浪屿公界内，凡有畜养鸡、猪、牛及一切家畜等类，理宜约束，不宜放在路上肆行；因有违碍本局章程，除出示禁后，倘有不遵示禁，仍将此等家畜放出肆行糟蹋公路，一经本局巡捕触见，即将此等畜类充公，并饬传畜养主人到会审公堂理罚不贷”；“本公界内不准居民于夜间十一点至晨七点以内燃放爆竹及种种花炮”；“本公界内不准楼屋墙壁或街道等粘贴广告或表显非礼图绘及种种不适当之物，违者即拿办不贷”；“不准乘脚踏车于人烟稠密之处，以致伤害行人，违者拿办不贷”；“本公界内，无论何人，不准任意大声嚷酒，以碍治安，违者立即捕办不贷”…… 有些，涉及人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如：“于本公界内不准非法拘捕，以致惊惧居民，违者即拿办不贷”；“本公界内不准居民逾入私界，违者定必拿办不贷”…… 有些，涉及鼓浪屿公共事务管理，如对在鼓浪屿建筑、采石、开旅馆、办牛奶厂、屠宰牲畜等，均有详细规定。 还有一些，涉及到工部局自身的行政管理，如对工部局办事时间的规定、对工部局巡捕职责的规定。 甚至，还包括对卫生做出详细规定的《牛奶瓶之涤法》，以及避免劳务纠纷的《码头章程》、《双桨小船规则》和《轿馆章程》。 对于《律例》及其影响，厦门地方史研究专家李启宇先生曾作过精辟分析：“经过多年的文化浸淫，在不知不觉之中，厦门岛上的岛民们发现，鼓浪屿人变得‘斯文’了。厦门话中的‘斯文’，实际上就是温文尔雅的意思。在厦门人的眼中，鼓浪屿人讲卫生、爱花草、守秩序，一般不乱嚷嚷，也不大惹是生非。客观地说，鼓浪屿人性格特征中‘温文’的培养与形成，得益于‘规例’（指《厦门鼓浪屿公共地界规例》）和‘律例’（即《鼓浪屿工部局律例》）的约束；‘尔雅’的成分则有赖于宗教文化的熏陶。”李启宇先生还说：“在教堂唱诗班的影响下，鼓浪屿人开始与钢琴、风琴、小提琴等西洋乐器接近，音乐开始成为鼓浪屿人生活的组成部分。” 李启宇先生所言不虚。1975年，已是耄耋之年的林语堂先生，在他的《八十自叙》中，依然深情回忆起鼓浪屿对他的影响：“我对西洋音乐着实着了迷。我是受了美国校长毕牧师夫人（Mrs．Pitcher）的影响。她是一位端庄淑雅的英国女士，她说话的温柔悦耳抑扬顿错，我两耳听来，不啻音乐之美。传教士女士们的女高音合唱，在我这个中国人的耳朵听来，真是印象深刻，毕生难忘。”
鼓浪屿上的音乐传统，延续至今。以我自己为例。1960年代末，我出生在鼓浪屿岛上，从7岁起，我开始学习长笛。现在想想好奢侈，记得每次到老师那里上课，都得交一块半的学费——当时一块蛋糕才要一毛五分钱、半两粮票；而我爸当年是“右派”，我们家家境之困难，可想而知。我真的很感谢我父母。
我的经历，不过是沿续了鼓浪屿岛上前辈的经历而已。我曾采访过位于鼓浪屿的厦门二中退休英语教师朱昭仪老师。出生于1919年的朱老师，1944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至今耳不聋、眼不花，除了背部略驼之外，她老人家优雅、健谈、精神矍铄。朱老师的父亲朱鸿谟先生，曾在著名的鼓浪屿“毓德女中”任教长达21年之久，是鼓浪屿“三一堂会”的倡建者之一，也是著名的“三一堂会吟诗班”的组建者之一。“我就是‘三一堂会’第一届吟诗班的成员。”说起往事，耄耋之年的朱老师，依然自豪无比。 鼓浪屿之波，就这样镌满了音符，一百多年来，一直荡漾在东海之滨，荡漾在厦门这个城市的灵魂深处，荡漾在外地人对厦门的想象中。（2010年2月10日星期三11时51分改定） 尾声 2010年2月23日，《厦门晚报》上的一则报道，再次引起厦门人的关注：《鼓浪屿家庭音乐会5月4日将亮相上海世博会》。报道中说：“（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厦门馆展示3天，从5月2日到4日，主题各有不同，分别为‘厦门城市日’、‘厦门城市秀’和‘律动鼓浪屿’。5月4日，来自鼓浪屿的知名艺术家庭将为世界各地游客呈现一场别开生面的家庭音乐会。家庭音乐会上，大家熟悉的黄伟廉、卓载欣、方思特等艺术家们将表演多个节目，有钢琴独奏、钢琴四手联弹、弦乐四重奏、小提琴独奏等……相关负责人说，家庭音乐会是鼓浪屿岛上颇具特色的传统生活方式，闻名遐迩，把家庭音乐会搬上世博会舞台，不仅可以吸引众多的游客，也展现了鼓浪屿特有的文化魅力。” “厦门网”上署名“三骹猫”的一则留言，再次证明了厦门是个文化分裂的城市：“‘相关负责人’先生：您相当不负责任！95%以上的家庭从来都不开音乐会！！！”（2010年2月28日星期日5时3分补记）（全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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