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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何要为“死立决”求情？
复旦惊天投毒故意杀人案，被告林森浩一审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原本一起“杀人偿命”无可争议的判决，却在被告提起上诉，进入二审程序期间，出现了耐人寻味的一幕：复旦大学177名学生联名写给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一封《关于不要判林森浩同学“死刑”请求信》，随之还有另一份《声明书》。建议给被告人林森浩一条生路，让他洗心革面，并在将来照顾受害人黄洋的父母。 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关注与热议。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市民关注节目，许多人打进热线电话，表达自己的看法和观点，“死立决”挺、反两派各抒己见，各有道理。其中也不乏更高层次的探讨，寄希望我国尽早与全球150多个废除死刑或不执行死刑的国家看齐。可以说，这次林森浩涉嫌杀人案，远比马加爵、药家鑫案影响大得多，至少在法界、学界包括公众中间引发新一轮是否废除死刑的探讨。而当年马、药大案则没有这番动静，几乎是一面倒的“不杀不足以平民愤”。难道就因为林森浩身为全国知名重点学府学子？又是在国际有影响力的学术杂志上发表过学术论文的才子？当然，或许“求情信”的“悲情牌”，诸如，汶川大地震林是同学中捐款最多的学生之一；拒收病人红包，还曾给农民工连续热心服务一周；平时节俭、朴素（家里是农民，很累很穷，母亲还患有心脏病）等，更试图让人萌发同情心？ 据悉，这封“求情信”是由复旦大学一教授发起的，随后才是177名学生自愿联合签名发出。笔者以为，这位教授才是幕后推手，能够策划出如此动情一幕，仿佛让人看到了古代百姓常用请愿的“万名折”。假如这位教授影响力之大，能发动全校师生，搞个求情“万名折”，没准儿真会被法庭采纳。那么，我想前提必须是，要么案中另有隐情，或被害人比犯罪嫌疑人更恶行，譬如平时对其有欺侮暴力乃至威胁到其生命安全，迫使其动了杀机；要么犯罪嫌疑人有“精神疾患”的说辞，譬如像谷××故意杀人案，犯罪嫌疑人“患精神障碍”“控制能力削弱”；要么获得被害人家属的谅解或有立功表现，或许才能得到改判免一死。否则，也只能枉费心机。 更为可笑的是，“求情信”认为犯罪嫌疑人“他不是多次杀人、多次伤人的极其凶残的人”，难道这种近乎法盲的观点，也能成为求情的理由？我们说，只要将人置于死地，不管他杀人的手段如何，都是凶残的。尤其用“软刀子”杀人更为凶残，因为有些案例表明，用这种“软刀子”杀人，有些被害人会慢慢地死去，甚至会误导警方做出并非他杀的结论，使犯罪嫌疑人逍遥法外。假如林森浩不是凶残的人，当黄洋喝下被投毒的水时，林森浩当时在宿舍就会加以阻拦，或当黄洋在床上有痛苦呻吟声音，就应立即送其上医院灌肠抢救；而接下来又故意隐瞒为黄洋做检查的真相，当已知黄洋情况不好，也仍未说出真正的病因。可见这种用“软刀子”杀人的残忍，即让被害人在痛苦的折磨中慢慢死去。 所以，为“死立决”求情，不仅是挑战法律的公平性，更是对被害人家属的二次伤害。而复旦大学少数师生的行为，并非让人看到的是朴素“真善美”和代表的正能量，恰恰相反，让公众对这样的愚蠢行为，感到失望乃至愤懑，尤其那位教授发起人，更有挑唆、教唆幼稚学生之嫌。 （原创于2014年5月1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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