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一种认识，认为当前农民进城了，农村宅基地却没有退出，出现了农村人口减少和农村宅基地面积扩大的倒挂。又有人说，现在农民工进城后，出现了“两只老鼠”：在城市租房住，是地下室的老鼠，而留在农村的住房又是老鼠在住。如果允许农民将农村宅基地和住房与城市住房相交易，就既可以改善农民在城市的居住条件，又退出了农村宅基地，节约了土地资源。
这种两只老鼠的说法虽然形象，但比喻不当，因为宅基地和住房的最大特点是不可移动，因为不可移动，在不同区位的住房就具有完全不同的价值，过去上海流行的“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栋房”，即是如此。农民在农村的住房与已经形成经济聚集具有规模效益的城市住房，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现在的问题是，即使农民不能将农村住房搬到城市，农民已经进城后，还留有农村住房和宅基地，让老鼠住，这至少是很浪费的，为什么不拆掉住房，将农民宅基地复垦为耕地种粮呢?
进城农民工之所以仍然要保留农村住房，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进城农民工对自己能否在城市体面安居有清醒而且理性的判断，就是仅仅依靠打工收入，他们即使在城里买得起房子，也很难全家在城市生存。年轻时进城务工，年龄大了，在城市难以立足，还是要返回农村，且回到农村居住比较舒服。他们留下农村住房，是为了防止进城失败而留的退路，这是一种风险防范机制，是退路，因此是基本保障。
保留进城农民工的宅基地，给了进城失败农民的退路，从而也就给了中国现代化中应对危机的能力。在一般发展中国家，因为进城失败农民不再能退回农村，他们落入到城市贫民窟中，就成为“发展中不稳定”的重要助推器。中国之所以可以保持“发展中的稳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进城失败农民有退路。
因此，让进城农民工保留农村宅基地和住房，就不仅降低了农民进城的风险，而且极大地降低了中国现代化中出现不稳定的风险，保留进城农民宅基地因此成为一种风险分担机制，这是农民与国家的合谋，是风险成本而非浪费。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当前认为农民进城没有退出宅基地，急于让农民退出宅基地，并认为不如此即浪费土地资源的观点，似乎当前中国耕地已经紧张到非得将农民宅基地复垦种粮的地步。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在当前中国农村，耕地季节性抛荒比比皆是，可以开荒的土地到处都有，而当前中国农产品供给总体过剩，就说明，现在中国耕地上生产农产品足以养活中国，中国还没有到非得现在就去拆农民房子将农民宅基地复垦种粮的地步。
未来20~30年是中国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现代化的高风险时期。在当前中等收入阶段，城市不可能为所有人提供在城市体面安居的高收入的稳定就业，进城失败也一定是常态，让进城失败农民可以返乡，从而降低中国现代化中不稳定的风险。待到中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跻身发达国家行列，城市就有能力为大部分进城农民提供高收入的稳定就业，国家也有财力为少数进城失败农民提供高水平保障，进城农民就可以在城市体面安居，这个时候，他们自然不需要留下农村这个退路，这个时候，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将之前空出来的宅基地复垦种粮了。
（原载于《决策》杂志2014年第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