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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在《红楼梦》第一回中，作者以“小说家者言”谈到创作动机时说：“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校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我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破一时之闷，醒同人之目，不亦宜乎？”又，空空道人“将这《石头记》再检阅一遍，因见上面大旨不过谈情”。可见，无论《红楼梦》的内容如何丰富，“使闺阁昭传”“谈情”是它的主题。
故事从女娲补天单单剩下的一块石头说起，直接触到中国文化的一个源头──创世神话，具有强烈的宇宙人生意识。这块顽石后来到“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之地、温柔富贵之乡”走了一遭，即为贾宝玉，从而演绎出一部《红楼梦》。作者给贾宝玉的定位是“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这就注定了他作为封建大家庭叛逆者的命运。小说的前五回，在结构上具有总领全书的作用。主要情节从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及林黛玉进贾府开始，通过“葫芦僧判断葫芦案”揭示出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势力及相互关系，通过“贾宝玉神游太虚境”预示出书中主要人物的命运。尔后，通过秦可卿之死，王熙凤协办丧事，进一步展开人物生活的场景。
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肇自前世的“木石前盟”。第一回书交代，无才补天的那块顽石成为警幻仙子赤霞宫的神瑛侍者，曾以甘露灌溉一棵“绛珠草”（下凡为林黛玉），此草曾许以“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故宝、黛初见，黛玉即“大吃一惊，心中想道：好生奇怪，倒像在那里见过的，何等眼熟……”宝玉也说：“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然而，宝黛的爱情从一开始，便受到“金玉良缘”的魔咒般的干扰。小说第八回写到，宝玉生下来时带着的通灵宝玉与宝钗从小带着的一个金锁“会面”，从此“金玉良缘”的佳话成为一个不可抗拒的宿命。而在这背后，无非是通过联姻来巩固的四大家族利益的选择。《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作者高鹗用了两回的篇幅演绎宝、黛、钗的爱情悲剧，即第九十七回的“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钗出闺成大礼”，第九十八回的“苦绛珠魂归离恨天，病神瑛泪洒相思地”。
大观园中，少男少女们吟诗作画，尽是儿女情态，宛若生活在世外桃源；大观园外，贾府各阶层的矛盾斗争及整个封建大家庭的肮脏堕落在不可收拾地蔓延。作者把宝、黛、钗的爱情纠葛放到了大观园的小舞台上演示，同时又以贾府这个舞台为背景，表现了贾府内外诸多人物的故事和命运，堪称是一部用文学语言写就的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百科全书。
除了宝、黛、钗外，书中着力刻画的人物还有王熙凤。她小字凤哥，绰号“凤辣子”，小说中常称之为“凤姐”。她出身于“四大家族”的金陵王家，是贾琏的嫡妻，贾赦与邢夫人的长媳，王夫人（贾宝玉之母）的内侄女，协助王夫人处理荣国府的日常大小事务，是贾府统治权力的执行者。她聪明美丽，口齿伶俐，精明能干，又机关算尽，贪权好利，心狠手辣。她是曹雪芹笔下最为活跃的人物，集美恶于一身，形象丰满，是《红楼梦》全书故事的支柱人物之一。
另外，《红楼梦》一书对大观园里的众姐妹也有细致入微的刻画。如探春，是贾政（贾宝玉之父）与赵姨娘之女，贾府的三小姐，浑名“玫瑰花”。庶出的身份使她厌恶生母而亲近王夫人、贾宝玉。她俊美秀丽，超凡脱俗，有才干有胆识，曾发起海棠诗社，代王熙凤理家，是贾府中的“改革派”。作者在第五回写到的“金陵十二钗正册”词是这样总括探春的：“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清明涕泣江边望，千里东风一梦遥。”但她也是空具“补天”之才，无力挽救大家庭的危机，最后落得个远嫁天涯海角的悲剧命运。又如史湘云，身为贾母侄孙女，却不侍宠娇纵，性格开朗乐观，心直口快，童心不泯。在大观园中，其相貌诗才，与黛玉、宝钗鼎足而三。又如晴雯（贾宝玉的丫环），美丽动人，性情爽朗，自尊自重，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与宝玉感情深厚，最后被逐出贾府，含恨而死。贾宝玉为之作《芙蓉女儿诔》，备极哀悼。
《红楼梦》中塑造成功、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数不胜数。如心地善良、媚主求荣的袭人（贾宝玉的近身大丫环），以死反抗、不与贾赦（贾母长子）作妾的鸳鸯（贾母的头等大丫环），柔顺而又果敢、精干而又不倚势的平儿（凤姐的陪嫁丫头），等等。
下面的材料节选自《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我们从中可以对《红楼梦》全书的主题、主要人物形象和思想内容有一个详实的了解。
主题和人物形象：《红楼梦》描写贾宝玉的爱情和婚姻悲剧，即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以及贾宝玉和薛宝钗的婚姻悲剧。作者真实细致地描写了悲剧发生和发展的复杂现实内容，揭示造成悲剧的全面而深刻的社会根源。围绕着爱情婚姻悲剧，同时铺开一个由许多有关人物构成的广阔的社会生活环境，从而展示渐趋崩溃的社会的真实内幕。贾宝玉、林黛玉等人对自由和幸福的向往追求，反映那个时代对个性解放和人权平等的要求，闪烁着初步的民主主义精神。它与封建主义冲突所造成的悲剧，生动地表明封建社会的不合理，使读者预感到这个社会已日暮途穷，走向灭亡。 贾宝玉形象：贾宝玉是主要中心人物。作为荣国府嫡派子孙，他出身不凡，又聪明灵秀，是贾氏家族寄予重望的继承人。但他的思想性格却促使他背叛了他的家庭。他的叛逆性格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小说充分描写造成他的性格的生活环境和他的具体境遇的各方面特点，深刻揭示了他性格成长的主客观原因。一方面，以男子为中心的贵族社会是那样虚伪、丑恶和腐朽无能，使他因自己生为男子而感到终身遗憾；另一方面，少女们的纯洁美好又使他觉得只有和她们在一起才称心惬意。他也曾被送到家塾去读四书、五经，但家塾的内容和风气是那样的腐朽败坏，那些循着这个教育路线培养的老爷少爷们是那样的庸陋可憎，他对于封建教育的一套，在感情上就格格不入。他很少接触做官的父亲，畏之如虎，敬而远之。家长从小把他交给一群奶娘丫环。那些围绕着他，各以一颗纯真的心对待他的丫环，才是他的启蒙老师。丫环们的深挚纯洁、自由不羁的品格感染着他，她们由于社会地位所遭到的种种不幸也启发着他。在贾宝玉的直感生活里，她们和那些以世俗男性为主的居于中心统治地位的势力，在每一点上都形成鲜明的对照：聪明和愚蠢，纯真和腐朽，洁净和污浊，天真和虚伪，善良和邪恶，美好和丑陋。贾宝玉在这样的环境里，逐渐形成自己思想感情的爱憎倾向。
贾宝玉性格的核心是平等待人，尊重个性，主张各人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活动。在他心眼里，人只有真假、善恶、美丑的划分。他憎恶和蔑视世俗男性，亲近和尊重处于被压迫地位的女性。他说过“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与此相连，他憎恶自己出身的家庭，爱慕和亲近那些与他品性相近、气味相投的出身寒素和地位微贱的人物。这实质上就是对于自己出身的贵族阶级的否定。同时，他极力抗拒封建主义为他安排的传统的生活道路。对于封建礼教，除晨昏定省之外，他尽力逃避参加士大夫的交游和应酬；对封建士子的最高理想功名利禄、封妻荫子，十分厌恶，全然否定。他只企求过随心所欲、听其自然，亦即在大观园女儿国中斗草簪花、低吟悄唱、自由自在的生活。“我此时若果有造化，趁着你们都在眼前，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去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不托生为人，这就是我死的得时了。”贾宝玉受时代的局限，找不到现实生活的出路，他要摆脱贵族社会桎梏，而又不能不依附贵族阶级。这就使他的思想性格具有悲剧性的严重矛盾。他的理想无疑是对封建主义生活的否定，却又十分朦胧，带有浓厚的伤感主义和虚无主义。
贾宝玉对个性自由的追求集中表现在爱情婚姻方面。封建的婚姻要听从父母之命，取决于家族的利益。可是贾宝玉一心追求真挚的思想情谊，毫不顾忌家族的利益。他爱林黛玉，因为林黛玉的身世处境和内心品格突出集中地包蕴了生活环境里所有女孩子一切使他感动、使他亲爱的客观与主观的特征。他和林黛玉的相爱，是以含有深刻社会内容的思想感情为基础的。反之，这种爱情与封建主义的矛盾，又成为他步步克服自身的劣点和弱点，日益发展他进步的思想性格的主要的支持力量和推动力量。这个以叛逆思想为内核的爱情，遭到封建势力的日益严酷的压迫。按曹雪芹原来的安排，林黛玉将泪尽而逝，贾宝玉将在她去世之后与薛宝钗结婚。薛宝钗的性格和婚后的生活使他彻底绝望，他终于弃家出走，回到渺茫的虚无之中。
贾宝玉的叛逆性格并不是一开始就定型了的，作品着力描写了他性格发展成长的历史。他生活在罪恶腐败的贵族环境里，不可避免地沾染着一些贵族公子的恶劣习气和腐朽观念，这些坏的东西和他性格中好的倾向并存着。但随着生活中他所见闻的重大事件给予的刺激和教育，随着他在卷入现实矛盾时精神上所受的挫折和打击，他的思想品格里一些腐朽恶劣的东西就慢慢减少了，清除了，他的叛逆思想性格渐渐坚定了，成熟了。
他对待身边的女孩子们的态度，同情和亲爱始终是主导的方面，但在最初也带有一些腐朽、邪恶的成分。秦可卿之死、秦钟之死，林黛玉身世的飘零、身为贵妃的姐姐内心的悲苦，使他开始认识到在男女关系方面尊重与玩弄、纯洁与腐朽、美好真挚与罪恶虚伪的区别，从此他对两性关系逐渐表现出严肃态度，对自己所在的社会表现了深一层的反感。他曾以为天下女孩子的眼泪都要送给他。他爱林黛玉，但遇着温柔丰韵的薛宝钗和飘逸洒脱的史湘云，却又不能不眩目动情。为着他感情的游移不明，林黛玉以血泪和生命对他不断地施加影响，使他从苦痛的体验中逐步摆脱社会势力和贵族恶习对他的纠缠和吸引，使他的性格趋于纯化，头脑趋于清醒，思想感情趋于稳固与坚定。
此外，丫环的品格和遭遇也影响着他，使他领悟“人生情缘，各有分定”。他对女孩子们一般是温存和顺的，但在初期有时也暴露出一些暴戾作风，撵茜雪，踢袭人，训晴雯等等，随之而来的是金钏之死和因金钏、蒋玉菡的事所遭到的父亲的毒打，经历了这一系列事件之后，他不但永远抛弃了打骂丫环的行为，也使他的叛逆思想大为加强，认识更加深刻。从此他对被压迫、被糟践的女孩子的同情体贴之心，更为深切周到、无微不至；而且在对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命运认识加深的基础上，进而对她们不同的思想性格的实质有了理解，从而在态度上有了分明的取舍，如对于林黛玉和薛宝钗、史湘云，对于晴雯和袭人、麝月，心里有了亲疏的区分。以这种思想认识为基础，才有“诉肺腑”的情节，他对林黛玉的爱情从此成熟巩固，生死不渝。
封建势力的另一次镇压是王夫人发动的抄检大观园：逼死晴雯、司棋，撵走芳官、四儿，大观园最终转入冷落凄凉之境。这主要是，封建势力要摧毁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关系，扫荡一切违背礼教、妨碍贾宝玉走上封建正路的因素。可是贾宝玉目击晴雯等的悲剧和大观园的劫难之后，抛掉对封建势力的幻想，他用血泪写成的《芙蓉女儿诔》，无异于一篇叛逆到底的宣言书。
贾宝玉否定封建主义社会秩序，但思想上并没有达到否定君权和族权亦即封建主义统治权的高度。一方面他步步发展自己的叛逆思想，完全倾向着被压迫者并且支持他们；他坚持着与林黛玉的爱情，迫切要求婚姻自主，其实这一切，都是凭藉封建势力给予他的特权而产生的，他还不可能否定封建主义的统治。他所深恶痛绝的，正是他所仰赖的；他所反对的，正是他所依靠的。他无法与封建主义统治彻底决裂，又不可能放弃自己的民主主义思想要求。因而他的出路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最后只能到虚无缥缈的超现实世界中去。
林黛玉形象：林黛玉是一个比贾宝玉更多一些悲剧色彩的艺术典型。她出身在一个已衰微的封建家庭。祖上曾封列侯，到她父亲一代便已不能袭爵，父亲是科甲出身，官做到巡盐御史。林家支庶不盛，门庭单薄。林黛玉没有兄弟姐妹。母亲的早逝使她从小失去母爱，同时也使她没有像一般大家闺秀那样，从母亲那里受到礼教妇德的熏陶和训练。父亲请了家塾先生教她识字读书，又因她身体怯弱，课读也就不甚严格。封建礼教和世俗功利对她的影响有限得很，她保持着纯真的天性，爱自己之所爱，憎自己之所憎，我行我素，很少顾及后果得失。这种性格最不宜寄人篱下，可是她因父母相继去世，偏偏不得不依傍外祖母家生活。她寄居在声势显赫的荣国府里，环境的势利与恶劣，使她自矜自重，警惕戒备；使她孤高自许，目下无尘；使她用真率与锋芒去抵御、抗拒侵害势力，以保卫自我的纯洁，免受轻贱和玷辱。
在这个冷漠的环境中，她遇着热心、真诚的贾宝玉，在他们第一次见面的瞬间就彼此达到了了解和默契，他们都在对方的身上发现了自己，在自己心灵上照见了对方。他们由青梅竹马顺乎自然地发展成爱情。林黛玉和贾宝玉的恋爱经历了初恋、热恋和成熟三个阶段。初恋时的缠绵和牾都还带着孩童的幼稚和单纯。自林黛玉扬州奔丧回来，他们的恋爱进入热恋时期。他们爱情的思想原则逐渐明晰和自觉起来。林黛玉从她孤苦无依的身世与处境和高洁的思想品格出发，执著而强烈地向贾宝玉要求着彼此“知心”“重人”、忠于自我，与“金玉之论”以及封建主义秩序截然划分界限的严肃专一的爱情。她或喜或怒、变尽法子反复试探贾宝玉的真心，一旦得到贾宝玉的肺腑之言以后，她的感情便趋于平静，由对贾宝玉的不放心转而对恶劣环境的深沉的忧虑。“诉肺腑”是他们恋爱转入成熟的标志。
林黛玉和贾宝玉的恋爱注定是一个悲剧。这个恋爱在两个层次上与封建主义发生矛盾：首先，它违背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制度；进而由于恋爱的叛逆思想内核又与整个封建主义相冲突。林黛玉和贾宝玉不肯放弃自己的追求，他们代表着新兴的力量与封建家庭对峙着；而封建家庭要维护自身的根本利益，又决不可能允许这种恋爱存在和发展下去，这个冲突毫无调和余地。制造悲剧的不是贾母、元妃或王熙凤某个或某几个人，而是封建主义。作为外祖母的贾母并非不心疼林黛玉，但她选择孙儿媳妇终究要考虑整个家族的利益。林黛玉的羸弱的身体、孤傲的脾性以及自定终身的越轨行为，贾母是不能喜欢的，她要给贾宝玉说亲，曾托过清虚观的张道士，后来又留意打量过薛宝琴，这些迹象表明她就是没有选择林黛玉的意思。她所以一时不能对林黛玉和贾宝玉的恋爱断然干预，主要是怕伤害了贾宝玉。贾母是一个绝对利己的享乐主义者，她晚年生活需要的是甜、闹和团圆，尤其需要贾宝玉伴随在身边，贾宝玉的任何不虞都将破坏她晚年的安宁。随着贾家境况的恶化，随着家长要把贾宝玉引上封建正路以挽救家庭颓局的希望日益明确和强烈，家长便把他们的缔结“金玉良缘”的意愿一次又一次的暗示出来；同时，一次又一次的剿杀贾宝玉身边的反抗势力，并且把压迫的圈子越来越紧缩到贾宝玉和林黛玉身上。敏感多病的林黛玉挣扎着，一心想得到幸福自由的生活，她曾因自己终身无人依恃而频频想念自己的父母，她还曾幻想过薛宝钗母女的同情和庇护，但环境是那样的虚伪和险恶，她的幻想破灭了，眼泪流尽了，终于怀抱纯洁的爱和对环境的怨愤永远地离开了尘世，实现了她的誓言：“质本洁来还洁去，不教污淖陷渠沟。”
薛宝钗形象：薛宝钗出身在一个豪富的皇商家庭。母亲是金陵王家的小姐，外公曾主管皇家外事贸易，舅舅王子腾从京营节度使做到九省都检点，是朝中拥有军权的势要人物。薛家是商人与贵族的结合，既有注重实利的商人市侩习气，又有崇奉礼教、维护封建统治的倾向。薛宝钗幼年丧父，兄长薛蟠是个没有出息的酒色流氓。薛家虽富却不贵，薛蟠打死人命要逃脱法网，就不能不依仗贾家、王家政治势力庇护。薛家由于后继无人，和贾家一样也面临着败落的危险。出身于这样一个家庭，薛宝钗秉赋着与林黛玉截然不同的性格特质。她们同样都博览诗书，才思敏捷，但林黛玉一心追求美好丰富的精神生活，薛宝钗却牢牢把握着现实的利益。“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薛宝钗孜孜以求的是富贵荣华。
薛家母子三人在贾家长期住下的用意是要实现薛宝钗与贾宝玉的“金玉良姻”。薛宝钗深知自家的境况和母亲良苦的用心，而贾宝玉的人品和才情在一般王孙公子中是十分难得的，故她在初次和贾宝玉单独相处时，是那样热中于贾宝玉脖子上的“通灵宝玉”，是那样急切地让贾宝玉认识自己项上的金锁，她的要取得未来的“宝二奶奶”名分的意图一开始就已表露。起初，她也并不顾忌封建闺训，贾宝玉走到哪里，她几乎都要跟到哪里，搬进大观园后，她还常常到贾宝玉的怡红院玩到深夜，以至引起晴雯的不满。她去探视被父亲打伤的贾宝玉时压抑不住内心的爱怜之情，甚至有一次忘情地坐在午睡的贾宝玉身边，为贾宝玉做活计。
薛宝钗理想的丈夫是功名富贵中人，她比贾宝玉的父母更敏感到贾宝玉离经叛道的危险倾向，因而不断地以自己少女的妩媚和婉转的言词，同时还笼络了贾宝玉身边的丫环袭人，从正面和侧面规谏贾宝玉改弦易辙，劝他留心功名仕途，走上正路。这种规谏总是使贾宝玉从对她的潜意识依恋中惊醒过来，看到他和她分明站在两条永不相交的人生道路上，渐次冷淡了对她的感情。
薛宝钗得不到贾宝玉的爱情，但却握有实现婚姻的优势。她知道婚姻的缔结不在当事人，而取决于家长之命，她宁愿伤害贾宝玉的感情也不愿忤逆家长的意志。她的性格为人，早已获得贾家上下的普遍赞许，她又格外用力地取悦贾府的统治者。元春从宫里送出的灯谜本不新奇，她故意只说难猜；贾母要她点戏点菜，她就专点热闹戏文和甜烂食品；金钏被逼自杀，她为了安慰王夫人反说金钏糊涂。薛宝钗以她的人品和才干，逐渐在封建家长的心目中造成了“宝二奶奶”非她莫属的牢固地位；再加上薛家拥有贾家所急缺的财富，她所追求的婚姻势在必成。然而“金玉良姻”只是徒具形式的婚姻，这种婚姻的成功意味着她的悲剧的开始。
《红楼梦》悲剧的社会内容：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的爱情婚姻悲剧有着深厚的社会内容。《红楼梦》不是孤立地描写爱情婚姻事件，而是在这中心事件的周围配置了一系列贵族、平民以及奴隶出身的女子的悲剧，展示了极其广阔的封建社会的典型生活环境。作者是从多方面具有重大意义的矛盾斗争里，从无比地错综着的人与人的关系上来充分地描写这个中心事件的。小说第58回以后，就较少描写爱情了，转而大量地描写环境。着重表现了四个问题：①奴隶与主子的对抗性矛盾；②家族的内部矛盾；③家族后继无人的危机；④经济上入不敷出的危机。经济危机是前三个矛盾的重要背景。
在中国小说史上从来没有一部作品像《红楼梦》这样对一个贵族家庭的经济状况进行了如此全面、精细而真实的描写，这些描写不仅构成情节的重要背景，而且深深楔入作品人物的意识，影响和左右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为整个情节发展的动力之一。贾家经济来源主要是地租，官俸和爵禄的数额很小，元春的赏赐也有限，贾家主要指望黑山村这样的庄园的地租。但贾家的超经济的榨取已经严重破坏了生产力，这些贵族庄园本已凋敝，又加旱涝灾害侵袭，宁国府八九个庄子，一年中便旱涝了两处，黑山村收成较好，但也只有预计的一半。收入日渐枯竭，可是贾家却不能将就省俭，他们不能不维持贵族应有的体面。王熙凤主张裁减侍候小姐的丫环，王夫人认为如今小姐已没有了往日的排场，再要裁减就太不像样了。探春模仿赖大家的花园的经营方式，想在大观园的花花草草上挣点银子，薛宝钗便立即提醒她不可见利忘义，失了贵族体统。这是一幅典型的封建末世贵族地主经济的图景：贵族榨干庄户农民的血汗，还是满足不了自己的挥霍浪费。到了后来，贾家中秋宴席上的米饭都要按人头定量；为了应付贾母八十寿辰，不得不变卖家用器皿；贾赦还不起暴发户孙绍祖的五千银子，竟将女儿迎春嫁他抵债；王熙凤的药方中须用二两人参，荣国府居然就拿不出来。经济的恶化，加深和激化了贾家内外各种矛盾，造成缔结“金玉良姻”的客观情势。
作者环绕着贾宝玉描写了以晴雯为代表的女奴们，为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和争取人一样的生活而进行的悲剧性的抗争。这是贾府中的对抗性矛盾。晴雯和贾府中的所有丫环一样有着自己的悲苦的身世，但是她和谄媚主子的袭人，钻营攀附的小红迥然不同，她宁愿冒着杀身危险触怒主子，也不肯低声下气承认自己是可以任人糟践的奴才。她敢于顶撞摆主子嘴脸的贾宝玉，随时抨击那些表现奴性的丫环，一贯地尖锐地和媚主求荣的袭人对峙。到她被赶出大观园即将告别人世的时候，她怀着对自由幸福生活的向往极度悲忿地抗议人世的冷酷、黑暗和不平。晴雯这样的丫环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存在，她形神都像林黛玉，与贾宝玉建立了超越主奴关系的纯真感情。她还有一群绝少奴性的伙伴。鸳鸯一向沉静温柔，当她反抗贾赦时却爆发出雷鸣闪电般的力量，她拒绝做贾赦的小老婆，而且拒绝做任何人的小老婆，她蔑视那个社会作为一个丫环所能得到的最高地位，表现着誓不承认自己是奴才的平等要求。司棋与她表弟偷偷恋爱，这个恋爱被主子发现后，她竟毫无畏惧和羞惭，她是一个人，也要求得到做一个人的权利。芳官和她的“小戏子”姐妹们，从苏州被卖到了贾家，但她们内心没有一天接受奴才地位，没有一天过服贴谦卑的生活，她们随心所欲，闹出一个又一个的乱子。晴雯和这些没有奴性的丫环，与贾宝玉、林黛玉一道，实际上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反抗力量，冲击着已经腐朽了的贾氏家族。
贾氏家族的内部矛盾也在加速着自身的衰亡。为了权力和金钱，这个钟鸣鼎食的诗礼之家内部，房族、嫡庶、妯娌、婆媳，乃至父子、夫妇、兄弟之间展开了公开的和隐蔽的、正面的和迂回的斗争，这种斗争有时竟达到你死我活的白热化程度。王熙凤正处在家族权力斗争的中心，她风流俊俏、口齿伶俐，凭着娘家显赫的地位和贾母特别的恩宠，不择手段地聚敛财富和扩张势力；她扬言自己从不信什么阴司地狱报应，为了一己之利残害人命亦毫无忌惮。她作威作福，积怨渐多。赵姨娘想要为儿子贾环争夺继承权，不惜使用魇魔法对付她和贾宝玉。宁国府的尤氏则伺机奚落她，拉拢她的亲信和仇敌。邢夫人对儿媳王熙凤极为不满，她在“绣春囊”上大做文章，实际上是想打击王熙凤。此外，贾府的仆妇丫环早已不能忍受王熙凤的刻薄贪吝，骂她是“巡海夜叉”，用合法和非法的方式抵制她的统治。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弄得她心力交瘁，终于从权力的宝座上跌落下来。接替她的是三小姐贾探春，她志向远大，才能出众，无奈贾家大势已去，她又是庶出，地位本不坚实，她的兴利除弊的想法也得不到那些醉生梦死和愚钝庸碌的老爷们的理解和支持，尽管有李纨和薛宝钗的襄理，她竭尽全力所进行的改革很快便遭到失败。经历了这样一场事故的探春，痛心而清醒地感觉到这个赫赫扬扬的大家庭，再也没有振兴的希望了。
贾家越是接近灭亡，就越是不能容忍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恋爱，就越迫切地需要成就贾宝玉和薛宝钗的“金玉良姻”。贾宝玉是贾家子孙中惟一有希望可以中兴家业的继承人，家长们要把他引上正路，就不能不摧毁他和林黛玉的爱情，就不能不聘娶维护封建主义的薛宝钗。陷于困境的贾家不仅渴望薛家金钱的支持，而且急需能干的薛宝钗来治理家庭。贾家男性腐朽不堪，早已是“女性当家”。贾母处在贾家的最高权力地位上，她是家庭中辈份最高的长者，更重要的她是贾家的精神领袖。在她的面前，贾政连教训儿子的权力也被剥夺了。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社会中，一个大家庭出现这种反常现象，便是衰朽的征兆。封建社会里，“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贾氏家族的旺盛发达恰恰经历了五世，这时，它的子孙虽多，却都只知安富尊荣，尽情享乐，竟没有一个运筹策划的人。这个家全靠王熙凤支撑着。王熙凤下台，探春理家失败，后继者就只能是薛宝钗。王夫人请薛宝钗帮助探春理家，已经表现了对薛宝钗的急迫期望。“金玉良姻”体现着贾薛两家的根本利益。封建势力制造了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然而它所强制缔结的“金玉良姻”也没有如愿以偿。贾宝玉的逃遁使得这个婚姻成了千古遗憾。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的爱情婚姻悲剧反映了追求个性自由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与衰朽的封建主义的矛盾，它反映了那个时代最主要的社会问题，是对封建主义的血泪控诉。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处理的是社会问题，但他不可能知道是社会问题，他把《红楼梦》悲剧看做是人生的悲剧。虽然，他从自己的生活经历里敏锐地感受到那时代的窒息气氛，深刻体验到社会统治势力的罪恶，但由于历史的局限，他无法认识到制造悲剧的社会根源。这样，他一方面真实地描绘了生活在现实社会关系中的贾宝玉和社会所造成的爱情婚姻悲剧，另一方面却又把这一切最后归结为人生的苦痛和无常。小说开头描写的神瑛侍者和绛珠仙子的神话、主宰人间风情月债的太虚幻境、似有若无的甄宝玉和来去无踪的茫茫大士、渺渺真人，给《红楼梦》悲剧蒙上一层感伤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色彩。
曹雪芹的思想明显含有新的民主主义因素，但也没有能够脱离封建主义思想体系。他通过《红楼梦》形象体系所表达的思想，在当时历史阶段中是先进的。但他一面鼓吹人的“情”“性”或“欲”，以反对统制文化思想的“理”，一面还是只能以儒家经典为依据，为孔孟之学作新的解说。他一面反对专制主义，一面还只能向往于古代仁君之政。曹雪芹的思想有着深刻的苦闷，他毕竟已经感受到了新时代因素的搏击。他的孤独是伟大的孤独。
艺术成就：《红楼梦》在艺术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它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它的叙述和描写就像生活本身那样丰富、深厚、逼真、自然。《红楼梦》的世界是作者在生活的基础上虚构出来的，那环绕着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的大大小小不同阶级和阶层、不同年龄和性别、不同姿容和性格的几百个人物，以及他们互相之间在不同层次和不同方面所发生的依存和矛盾的关系，那环绕着贾、林、薛的爱情婚姻像辐辏式展开的众多事件，以及它们之间互相勾连又互为因果的复杂关系，都像是天然浑成，一点不见人工斧凿的痕迹。曹雪芹写人物完全打破了“好人一切都好，坏人一切都坏”的写法，他写的人物都植根在社会生活环境和各自具体境遇之中，都活动在纵横交错的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其性格受着多种客观因素的影响和牵制，包含着复杂的甚至相互矛盾的因素，表现出多方面的特点，但是这种性格的多样性又有机地统一在主导方面；这样与环境交融的性格不会是凝固的，它在主导方面的支配下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发展着。作者着笔稍多的人物，在他们各自的位置上都有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世界，然而他们又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存在。所有的人物，包括中心人物、主要人物和陪衬人物，作者都是总揽全局，按照主题的需要和生活的逻辑进行了匠心的安排，使得每一个安排都尽量地发挥多方面的作用，显示出丰富的内容和深厚的意义，而彼此又处处关合照应，紧紧围绕中心集结成为一体。这样，《红楼梦》就完全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单线式结构，它以贾宝玉为中心人物，以贾、林、薛爱情婚姻纠葛为贯穿线索，但作者不像通常的单线结构方式那样把与中心情节有关的各种社会关系弃置不顾，专一去描写中心的人物和事件，而是把中心的人物和事件放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与生活环境中的各种矛盾线索齐头并进，并且揭示出中心情节和其他各种情节之间的内在联系。因而《红楼梦》展现的情节就像生活本身那样，具有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
《红楼梦》在艺术表现上普遍地运用了对比的手法。作者安排了鲜明对照的两个世界：一是以女性为中心的大观园，这是被统治者的世界；一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这是统治者的世界。大观园以贾宝玉、林黛玉和一群处在被压迫地位的丫环为主，包括年轻的小姐们在内，是一个自由天真、充满了青春的欢声笑语的女儿国。而与之对立的男子世界，则在权威和礼教的外衣下，处处都是贪婪、腐败和丑恶。这男子世界以男性统治者为中心，还包括掌权的贵族妇人贾母、王夫人、王熙凤等人以及执行统治者使命的老妈子如王善保家的之流。在大观园女儿国中，以各个人物的主观思想又分明形成两股对峙的势力：贾宝玉、林黛玉、晴雯、芳官等人追求个性自由，背离封建礼教；薛宝钗、袭人自觉地维护封建礼教。这两种势力的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与封建社会的矛盾。但是薛宝钗、贾探春、袭人等又不同于一般统治者，尽管她们在主观上站到了封建势力的一边，但由于她们自身受人摆布的社会地位和实际得到的悲剧结局，也和“薄命司”的其他女子一样，程度不同地令人同情。
作者把这两个世界对比着写。例如第58回至63回写大观园的春天，展开一群少女们的优美、纯洁的心灵，描写了贾宝玉和少女们的天真无邪的情谊，接着笔锋一转，呈现了另外一个世界，那是贾珍、贾蓉、贾琏们的魍魉世界。贾珍们对女性的玩弄和糟践，被视为正常和合理，而贾宝玉与女孩子对自由的追求则被视为忤逆越轨，善恶、美丑的对比如此鲜明而又如此鲜明的被颠倒，恰好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
作者还常常拿一个人对两件事的不同态度对比，拿两个人对同一件事的态度对比，在对比中揭示人物灵魂深处的隐秘，表达作者的爱憎倾向。王熙凤生日庆典，贾宝玉却偷偷跑出城外去祭奠金钏，在贾宝玉的观念中，祭奠一个屈死的丫头要比庆祝王熙凤寿辰重要得多。这是一个人对两件事的态度对比。两个人对同一件事，如贾宝玉、薛宝钗对病中林黛玉的态度，薛在一个秋雨黄昏探视林黛玉，她见面就说林黛玉气色不好，话说得很甜，答应晚上再来却终于没有来；晚上来的却是贾，他见面就说林黛玉气色好多了。薛的真话中缺少善意，而贾的假话中却充满了体贴和柔情。作者运用对比十分自然，丝毫不见斧凿的痕迹，而且意味深长。
《红楼梦》善于处理虚实关系，它实写而不浅露，虚写而不晦暗，有虚有实，虚实相互照应、相互补充，创造出一个含蓄深沉的艺术境界。作者始终不肯直接描写贾家冷遇林黛玉。但作者通过袭人的口具体描画了史湘云寄居婶母家的境遇，直接描写了中秋之夜被冷落在团圆宴席之外的三个孤女，在冷月寒塘的凹晶馆的吟诗联句描写了她们三人的孤寂和悲苦。通过这些实笔，可以想像林黛玉的处境，林黛玉自言“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一点也不夸张，它真实地表现了环境的险恶以及她在险恶的环境中的感受。
作者很善于运用“春秋”笔法，也就是文笔曲折而意含褒贬。比如写王夫人对林黛玉的憎恶，就写得十分含蓄。清虚观打醮张道士提亲和贾宝玉拣金麒麟，加上在这之前元春送给贾宝玉、薛宝钗两人一样的节日礼物，这些触发了林黛玉与贾宝玉一场闹动全家的口角，闹得贾宝玉要砸碎脖子上的“通灵宝玉”，这在家长看来是严重的事情。作者不写王夫人对此事的态度，笔锋一转，却写她如何抓住金钏的戏言，大骂金钏：“下作小娼妇儿!好好儿的爷们，都叫你们教坏了！”把这个贴身的丫头逼到绝境。后来抄检大观园，作者写她听别人说晴雯的眉眼身段像林黛玉，便不管晴雯有错没错，立即吩咐撵出去，她指晴雯骂道：“好个美人儿!真像个病西施了！你天天作这轻狂样儿给谁看?”如此种种，王夫人都是在指桑骂槐。只要读者仔细品味，便可意会王夫人言语和行为所潜藏的意思。《红楼梦》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长篇小说。它以一个贵族家庭为中心展开了一幅广阔的社会历史图景，社会的各个阶级和阶层，上至皇妃国公，下至贩夫走卒，都得到了生动的描画。它对贵族家庭的饮食起居各方面的生活细节都进行了真切细致的描写，园林建筑、家具器皿、服饰摆设、车轿排场等等描写，都具有很强的可信性。它还表现了作者对烹调、医药、诗词、小说、绘画、建筑、戏曲等等各种文化艺术的丰富知识和精到见解。《红楼梦》的博大精深在世界文学史上是罕见的。
（选自《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作者吴组缃、石长渝）
关于节选部分
一、节选部分前后的主要情节
课文节选部分相对独立，与上文没有直接的关联。这一回的开头是大观园的众姐妹重兴诗社，请凤姐当她们的“监社御史”，无非是让她提供方便，给物给钱。
然而黛玉、宝钗之间的微妙关系，却说来话长。《红楼梦》的第三回林黛玉进贾府，宝黛的“木石前盟”在现世轰轰烈烈地展开；到了第四回，借薛蟠打死人命一案，作者以极其平常的叙述语言推出了宝钗，没有诗意，没有哲理，没有神话，有的只是她的皇商家族背景，有的只是她知书达礼的淑女形象。她的家族背景，是黛玉不可比拟的；她的行为豁达，举止得体，深得人心，更是“孤高自许、目无下尘”的黛玉所没有的。更兼宝玉年少不定性，处于众姐妹之间，和湘云、袭人、晴雯都有过缠绵情意，“见了姐姐就忘了妹妹”，这更让黛玉猜疑嫉妒。黛玉体弱多病，父母双亡，寄人篱下，生性敏感而多疑；又超尘拔俗，曲高和寡，为人尖刻小气。所以，她总是不失时机地明讥暗讽宝玉、宝钗，试探宝玉，揶揄宝钗，以求得内心的平衡。如第八回，宝钗生病，宝玉探病，两个互看随身佩饰，这时黛玉也来了，作者对钗、黛二人的言语机锋是这样描写的：“黛玉已摇摇摆摆的进来，一见宝玉，便笑道：‘哎哟!我来的不巧了!’宝玉等忙起身让坐，宝钗笑道：‘这是怎么说?’黛玉道：‘早知他来，我就不来了。’宝钗道：‘这是什么意思?’黛玉道：‘什么意思呢：来呢一齐来，不来一个也不来；今儿他来，明儿我来，间错开来，岂不天天有人来呢?也不至太冷落，也不至太热闹。──姐姐有什么不解的呢?’”这段描写，生动地写出了黛玉性格中尖刻的一面。又如第十九回，宝玉与黛玉在一起嬉戏，黛玉问他：“我有奇香，你有‘暖香’没有?”宝玉一时不解，就问她“什么‘暖香’?”黛玉奚落他说：“蠢才，蠢才!你有玉，人家就有金来配你；人家有‘冷香’，你就没有‘暖香’去配他?”这段描写，也把黛玉怀疑、试探宝玉的心态刻画得活灵活现。
但是在另一方面，黛玉与宝钗又同是大观园中的姐妹，是好朋友，一起吟诗论画，一起游玩，堪称对手。宝钗的宽容与体贴，也让黛玉时时感动。特别是第四十二回，宝钗借质问黛玉在行酒令时说出了《牡丹亭》《西厢记》中的“艳词”，向她诉说肺腑，说自己从小“也是个淘气的，从小儿七八岁，也够个人缠的”。然后说到不可读杂书之理，说“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一席话，说的黛玉垂头吃茶，心下暗服，只有答应‘是’的一字”。稍后的情节，宝玉和众姐妹商量作画（画大观园）的事，黛玉看宝钗开出的所需物品清单，有粗碗、水桶、磁缸、木箱之类的，就拉着探春，悄悄讥她，说“你瞧瞧，画个画儿，又要起这些水缸箱子来，想必糊涂了，把他的嫁妆单子也写上了。”这惹来了宝钗的报复，说她“狗嘴里还有象牙不成”，“一面说，一面走上来，把黛玉按在炕上，便要拧他的脸。黛玉笑着，忙央告道：‘好姐姐！饶了我罢！颦儿（宝玉给黛玉起的绰号）年纪小，只知说，不知道轻重，做姐姐的教导我，姐姐不饶我，我还求谁去呢？”黛玉的话中有话，暗含着她看“杂书”被宝钗逮着之事。待宝钗饶过她，“黛玉笑道：‘到底是姐姐，要是我，再不饶人的。’”黛玉诙谐机智、调皮撒娇的情态跃然纸上。
从以上情节中，我们可以看出黛玉与宝钗之间又猜疑又相得的微妙复杂关系。而课文节选部分，则是二人言归于好的又一典型片段。
节选部分之后的情节是，黛玉独坐黄昏，秋窗听雨，形影自怜，仿唐代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制《秋窗风雨夕》词。尔后，宝玉来看她，尔后宝钗派人给她“送了一大包燕窝来”。到后来的第四十九回，黛玉和宝玉单独在一起时，她向宝玉讲了宝钗送她燕窝，劝她不要读杂书之事，并再一次真诚地说：“谁知他竟真是个好人，我素日只当他藏奸。”可见，通过推心置腹的交流沟通，黛玉与宝钗消除了素积的隔阂，淡化了“情敌”的尴尬关系。
二、节选部分赏析
节选部分虽然篇幅不长，却自成一体。作者先用叙事语言勾勒黛玉“嗽疾”之由来：远因是黛玉每年时节变换时“必犯”，近因是今秋“多游玩了两次”。然后引出宝钗探病，遂有一番与黛玉的情感沟通与交流。情节的主体全部由二人的对话织构起来，语言具有鲜明的个性，生动地表现了人物的性格特征。
宝钗对黛玉的关心是发自内心的，没有空洞话语。她认为药疗不如食补，就劝黛玉每天早晨吃燕窝粥，并答应给她送燕窝过来。在对话中，当黛玉自叹身世飘零时，她就极低调地说她也是和黛玉一样的，虽然有个哥哥，却不如没有，只是比她多了一个母亲“略强些”。这样，就拉近了同黛玉之间的距离，增强了融洽的气氛。尽管这种“同病相怜”显得生硬牵强，但却情真意切，很能打动人心。尤其是她在最后说“只怕你烦了，我且去了”，照应前文“及至宝钗等来望候他，说不得三五句话又厌烦了”，既表现出宝钗深谙黛玉的性格，又见出她对人的体贴入微与宽容大度。只感动得黛玉说让她“晚上再来和我说句话儿”。
黛玉对宝钗的关心体贴深为感激，竟至向她忏悔，说“往日竟是我错了，实在误到如今”，并诉说自己孤苦无依之状，又提及宝钗前日对她的“教导”，从内心深处表示感谢。黛玉在《红楼梦》中一向是以“孤标傲世”盛气凌人的面貌出现的，这样向别人诉说肺腑，实在难能可贵。她说及家世的衰微，只身的孤苦，不是“正经主子”的感觉和谨慎心态，让人不由自主地产生怜悯之情，宽谅她素日的“禁不得一些委屈”。作者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写出了林黛玉性格中的这种复杂性，从而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和真实。《小说面面观》的作者福斯特曾提出“扁平人物”和“圆形人物”的概念，“扁平人物”具有类型化和漫画式的特点，而“圆形人物”却是“丰富多彩”的，具有“说服力”和“新奇感”。林黛玉可谓是一个典型的“圆形人物”，是作者精心刻画出来的立体感很强的人物形象。
作为文人独立创作的小说，《红楼梦》的语言具有典雅含蓄的一面，如宝钗劝黛玉不要作“司马牛之叹”，用典说事，非文化人不能解；一句调笑黛玉的话──“将来也不过多费得一副嫁妆罢了，如今也愁不到这里”，则戏谑得雅致有趣。另一方面，作为白话小说，《红楼梦》的语言又有生动活泼、口语化的一面。如宝钗说“成什么？不是个常法”，如黛玉说“何苦叫他们咒我”，都浅近自然，声口可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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