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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业集群的嵌入性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与交易费用理论的观点，产业集群是一种介于市场与企业之间的中间组织——网络组织，它兼有企业与市场的某些特征，是建立在网络中各种中间组织的地理接近、相互依赖、持续交互作用以及产业组织间柔性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具有外部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效应的生产网络、知识网络与社会网络。 嵌入性的概念是新经济社会学在具体阐述其观点时用到的三个概念之一，即嵌入性、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最早形成于美籍匈牙利学者波兰尼的思想中。嵌入性一词的普遍应用归功于格兰诺维特的研究工作。西方产业集群网络的嵌入性研究伴随着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实践，经历了由内生到外生，由本地化联系到全球性联系的过程。该研究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产业集群的稳定发展一方面要重视内生的本地化基础与优势，另一方面要加强与全球经济网络的联系。因而产业集群的嵌入性可分为本地化嵌入与全球性嵌入。前者指集群区域内部的企业之间、企业同政府、行业协会、中介服务机构等之间的网络联系；后者指集群中的企业、政府、行业协会以及其他中介服务机构同区域外部成员之间的网络联系。本地化嵌入即格兰诺维特提出的关系性嵌入(relational embeddedness)和结构性嵌入(structural embedded-ness)。单个行动者的经济行动是嵌入他与他人互动所形成的关系网络之中(关系性嵌入)，即集群成员间的互动联系；行为者所在的网络又是与其他社会网络相联系的，并构成了整个社会的网络结构(结构性嵌入)，即集群受其所处外部宏观环境的影响与制约。全球性嵌入主要是指集群对全球价值链(globalvalue chain，简称gvc)的嵌入。 产业集群的嵌入性研究之所以会经历由本地化嵌入到全球性嵌入，原因在于一些过于强调本地化嵌入的集群，由于嵌入性依赖，导致“锁定效应”，致使集群走向衰落或解体。在相对较早的西方经济地理学及相关社会科学的大量研究文献中，强调本地化嵌入的重要性，认为集群本地企业间网络、企业与其他机构之间的网络联系是集群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但这些研究都往往忽视过密、过强的集群本地化联系可能导致集群创新能力的退化和竞争力的下降。因为过度嵌入会导致集群的“锁定效应”，即集群网络互动模式对外部环境变化反应能力的弱化或丧失问题。集群对本地特定经济、社会、政治环境的完美适应将削弱本地经济的外部适应性。当外在环境发生变化时，系统便可能因资产高度专用性所带来的高转换成本，放弃进行内在调整的努力，转而沿着既有路径演变甚至衰落。 为弥补本地化的区域研究范式的不足，一些学者开始从集群与外部联系的角度探讨促进集群稳定发展的路径。格兰诺维特于1973年发表《弱关系的强力量》一文，将行为者的网络关系分为强关系与弱关系。强关系是指互动频率高、相互间感情投入多、亲密程度高和互惠互利多的互动交往关系；弱关系是指偶尔联系的互动频率低的关系。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及交易环境的不确定性，强关系是集群交易治理的重要机制，它可以增进集群内各成员之间的信任，减少机会主义行为，提高集群内信息的共享与创新效率。但集群的弱关系可以使集群规模增大，信息量增多，信息的重复性降低。强关系网络适合显性知识的传递，而弱关系网络适合隐性知识的传递。随着全球化中不确定性的提高，隐性知识对集群的发展变得更为重要。因此，弱关系可能给行动者带来有价值的信息资源，使具有弱关系的集群由于具有更多与外界的联系而使集群更稳定，并获得更多有价值的信息与发展的机会。 burt于1992年提出结构洞理论，从网络整体结构性特征来探讨网络关系的多余程度以及网络关系的位置对于行动者资源的影响。所谓“结构洞”是指两个接触间的非多余的关系。行动者所拥有网络的结构洞越多，则行动者所可能获得的资源、机会就越多，能带来的收益便越高。跨越结构洞的网络成员至少可获得两方面的优势：获取更多的有效信息(信息利益)，占据影响交易结果的主导位置(控制利益)。ow—en－smith and powell提出“全球性管道”一词，对集群与外部知识体的互动渠道进行描述。认为如果本地化网络可以为集群企业互动提供大量自发及不可预期的环境，并形成某种解释性社区，从而促进集群的创新，那么全球性管道则能为本地集群的创新提供大量新的信息，并能为本地企业提供大量可行技术。  raphael kaplinsky&mike morris等人对全球价值链进行了深入分析。全球价值链是指在全球范围内考察产品定义、设计、生产、销售直至消费这一价值不断增值的过程。全球价值链包括生产商驱动(pro—ducer—driven)的价值链和采购商驱动(buyer—driven)的价值链。在生产商驱动的价值链中，大制造商(通常是跨国公司)在生产网络(包括其上下游联系)的协调中发挥主要作用。比较典型的有汽车、飞机、计算机、半导体和重型机械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在采购商驱动的价值链中，大零售商、经销商和品牌制造商在全球建立的分散化生产网络中发挥着核心作用。这种贸易导向型的工业化模式在鞋类、服装、玩具、手工艺品、消费类电子产品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很普遍。 新经济时代的全球价值链各环节的价值量，相对于工业时代的全球价值链各环节的价值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工业时代，价值链各环节中的制造环节的价值量最高，而研发、设计与营销等环节的价值量较低，所以企业以内部一体化取代市场一体化，以企业组织形式代替市场形式以规避市场不完全所带来的市场风险。在新经济时代，价值链各环节的价值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价值链各环节中，研发、设计与营销等环节的价值量迅速提高，而制造环节的价值量最低，形成“u型”价值链曲线(见图1)。 由于价值链各环节价值量的变化，使众多跨国公司发现将非核心的制造业务外包出去可增强其竞争优势。于是跨国公司借助世界各国及众多企业之间存在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关系，将生产过程分解为散布于世界各地的诸多步骤而将全球价值链分割。通过全球价值链的分割，跨国公司将自己不再具有优势的、使用标准化技术的制造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廉价的发展中国家，而集中自己的资源优势于研发、设计和营销环节，从而获取最大的价值量。正是由于跨国公司分割价值链以及将制造业外包的行为，使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集群获得了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机会。 综上所述，西方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是从内生到外生的过程，其集群的嵌入性研究相应地经历了由本地化联系到全球性联系的过程。本地化嵌入与全球性嵌入在促进集群稳定发展中紧密联系，相辅相成，本地化嵌入是集群稳定发展的基础与优势的来源，全球性嵌入是保持集群发展基础、扩大集群优势的方式与手段。相对于发达国家，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集群是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形成与发展的，具有先天的外生性，即首先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某个环节形成集群，然后通过培育集群的内部优势，促使集群中的企业从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产业功能升级，最后到链条升级。通过外生性嵌入，培养内生性嵌入的基础与优势，最后利用内外嵌入性的共同作用实现产业升级的目的。 三、我国产业集群的外生性嵌入与“oem锁定” 我国外生性产业集群是在利用外资过程中fdi的技术、管理与品牌等优势与我国丰富、廉价的土地、劳动力、自然资源以及优惠政策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其形成之初就外生地嵌入到全球价值链中。但这种嵌入对于我国来说属于被动性嵌入，是fdi为保持和扩大自身的竞争优势，在全球范围内选择最适合投资区位，进行产业链分割与产业外包的结果。根据现有研究文献以及我们的实地调研，本文将我国外生性产业集群分为两类：技术密集型集群与劳动密集型集群，目前这两类集群都以oem方式承接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并嵌入到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生产制造环节。在集群内由于内资企业对外资企业的严重依赖，使内资企业的发展日益呈现出“oem”锁定趋势。 我国外生技术密集型集群嵌入生产商驱动的全球价值链。在这一类全球价值链中，居于主导地位的通常是垄断全球生产环节的大型制造商，其通过控制研发、设计与销售等价值链高端环节，掌握着产业发展的r&d能力、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与全球营销网络，以强大的生产规模、技术优势与工业资本，构筑起以全球投资为基础的纵向网络，形成对新进人者强大的产业链高端生产环节的进人壁垒。在这类集群中的国内中小企业由于不具有或欠缺研发能力，不掌握核心技术与全球营销网络，只能围绕集群内的跨国公司，以oem方式从事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制造，被动地嵌入到全球价值链中，价值创造有限并处于受控地位。在生产商驱动的全球价值链上分布这样几类生产方式：接单产品组装(original equipment assemb-ling，oea)、接单加工生产(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oem)、设计生产加工(own design manufac-turing，odm)、自有品牌生产加工(own brand manufacturing，obm)、电子制造服务(electronics manufac-turing service，ems)。从oea—oem—odm—obm—ems，随着生产方式的转换，其在全球价值链中价值量的创造也由低到高。ems、obm、odm等生产商一般位于全球价值链的研发、设计与销售等价值量的高端环节。oea、oem等生产商一般位于全球价值链的生产制造环节，处于价值量创造的最低环节。以当今世界计算机生产为例，其全球价值链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在美国(ems)，核心技术集中，利润率高达25％以上；第二层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odm、obm)，利润率达15％；第三层在东南亚和中国(oem)，以制造业为主，生产规模高达几十亿美元，但利润率却不到5％。在我国信息设备制造集群中，美国、日本和欧洲的公司凭借垄断计算机硬件生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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