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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与靖江

 红瓦屋图书馆 2014-05-16

董其昌与靖江

□高峰(靖江)

①董其昌画像。

②董其昌书迹。
④董氏仿赵大年水村图。
③靖江孤山蹑云坊。山边人 摄

董其昌(1555-1636)是晚明书画家,字玄宰,号思白,华亭(今上海闵行区马桥镇)人。万历十七年(1589年)举进士,当过编修、讲官,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太子太保。董其昌才思敏捷,通禅理、精鉴藏、工诗文、擅书画及理论。他是海内文宗,执艺坛牛耳数十年。靖江的史籍中记载董其昌曾为靖江名胜及私人题有匾额多种, 康熙、咸丰《靖江县志》中均将董其昌列于流寓人物。

董其昌的学生做过靖江知县

赵应旟,字敏卿,江西南昌人。万历四十二年至万历四十七年任靖江知县。

靖江孤山仅存的一座明代石坊——蹑云坊。据县志记载,蹑云坊系赵应旟在任时所建。赵应旟工书法,坊上的“蹑云”二字,以及那副颇有气势的楹联“对此长江,左蠡烟波今宛在;位当绝顶,西湖风月定如何”,据说都是他的手迹。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九月,董其昌任江西乡试主考官,赵应旟即是这一科录取的进士,故与董有师生之谊。

万历四十四年,与董其昌齐名、也是好友的陈继儒为赵应旟作过一篇《赵侯奏绩序》,其中提到了赵应旟与董其昌的关系,文如下:

吾友董元宰氏每谓予曰,往江右榜得两赵,皆名士,其一今靖江令。尝六上春宫,两掼魁,能以古廉吏自期,而又廉不使人知,其为吏也,必以卓异闻。

所谓两赵,是指赵应旟、赵应旗兄弟俩。赵应旗字元卿,曾任衡山教谕,也是这一科考取的举人。

赵应旟任职靖江期间,董其昌正在家乡。不过,这期间,他家出了两件大事,弄得他灰头土脸,狼狈不堪。

董其昌虽然是名满天下的大书画家、大诗文家,但却是有才无德,贪财好色。万历四十三年秋,年已花甲的董其昌看上了秀才陆兆芳佃户的女儿绿英,纵子董权和家人陈明捣毁了陆兆芳的私宅,强抢绿英,激起公愤。

万历四十四年,董其昌因为与亲家公范旭关系恶化,赴苏州府告状,他以势凌人,想要摆布范氏,激起松江百姓的愤慨,导致“民抄董宅”。三月十五日、十六日,愤怒的百姓放火烧毁了董其昌的房子。董其昌翻墙逃脱,此后,避走他乡,来往于镇江、吴兴之间,直到秋天,事件方才平息。

康熙十一年(1672年)《靖江县志》,第一次将董其昌收入《流寓》,其文如下:

董其昌,号思白,华亭人,系邑侯赵应旟座师。泊舟江口数日,竟未入城,有留书匾额尚存。

这是关于董其昌与靖江的最早记述,距董其昌生活的时代不过六七十年,较为可靠。这段记载清楚告诉人们,董其昌泊舟江口时,应赵应旟之请,为靖江写了几块匾额,大约就是孤山的“海柱峰”,澜江“迎恩亭”,还有就是“天章阁”。

另外,董其昌还为靖城北门外的楞严庵题写过一块匾额。

靖江学田记出自董其昌之手

除了为靖江书写匾额外,董其昌还应靖江知县朱尚宾之请,作过一篇《开府徐公创立学田记》。

董其昌在记中称:朱侯以余有师生谊,属予为之记。

万历二十三年,董其昌曾经担任礼部会试的同考官。朱尚宾参加过这一年的会试。所以董其昌说他与朱尚宾是师生关系。

朱尚宾,字澹营,号襟衢,浙江长兴人,万历十六年举人。后谒选得授靖江知县。天启三年,浒墅关关税结余6700两,南直隶江南巡抚徐公命令分给州县用以购置学田,靖江分得200两。朱尚宾又从县财政中拨银45两,共购买了71亩田,作为靖江的教育经费来源。朱尚宾对这一件事十分重视,购置田地时,他亲自勘察,保证所购学田都是膏腴之壤,而且不靠江,没有坍没之忧。为了让后人记住学田的来历,朱尚宾请董其昌写记,刻在石头上,立在学宫门口。

董其昌没有在靖江做过私塾老师

到了咸丰《靖江县志·流寓》,关于董其昌与靖江的关系更丰富了。如记载见下:

董其昌,号思白,华亭人,邑人盛时扬延至家里课其子。其昌通籍后为赵侯应旟座师。以礼部尚书致仕归。来靖寓时扬家,手书“袭庆堂”、“青莲阁”、“萃融楼”,及孤山“海柱峰”,澜港“迎恩亭”,北廓外“楞严堂”各匾。至今犹有存者。

盛时扬(1567-1626),字显卿,号越凡,是靖江大善人盛恩的第三个儿子,曾捐官上林苑监丞。上林苑监是主管皇帝“菜篮子”的部门,监丞是正七品。他性格豪迈,有侠义之风,结交了当时许多社会名流,自己也工书善画。

咸丰《靖江县志》说董其昌通籍前,也就是做官前担任过盛时扬儿子的老师。如果实有其事,当在万历十七年(1589年)之前。

可是,不幸得很,盛时扬得子很晚。据光绪二十年《骥江盛氏族谱》,盛时扬娶妻郁氏,生有四子五女。长子生于明万历二十四年,次子生于万历二十七年。

也就是说,董其昌考中进士的那一年,盛时扬的儿子还没出生。在此之前,根本不可能“课其子”。

那么董其昌做官后有没有可能屈尊担任盛时扬儿子的老师呢?

有人说,董其昌与盛时扬交情匪浅,盛时扬有不情之请,董其昌或许“盛”情难却呢。

据董其昌的诗文集《容台集》(刻于崇祯三年(1630年),计有文集九卷,诗集四卷,别集四卷),不见董氏提及盛时扬的片言只语。

《骥江盛氏族谱》中有盛时扬的小传,也只字未涉董其昌。依中国人修家谱“攀附名人”的陋习,没有的事还要杜撰生造,如果名满天下的董其昌与盛时扬有旧,而且还担任过盛家的西席,盛氏修谱时还不大书特书,借机炒作得尘土飞扬?

私人匾额以贽金获取

“袭庆堂”、“莲花阁”是靖江盛家大厅的园林式建筑,盛氏后人盛朝叙(康熙乾隆年间人)写有《袭庆堂记》,盛朝叙生活的年代,盛家大厅园林建筑保存尚完整,记中记载“袭堂庆”匾三字“朱质而金字,乃天启壬戌大宗伯董元宰题也”。天启壬戌即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另外董氏还为盛家“袭庆堂”题写了匾额。

既然董其昌与盛时扬素不相识,那么盛家的董其昌书写的匾额从何而来?

其实,在明末,要求得董其昌的字画并不困难,只要备一些银子,托一个介绍人上门就可以。董其昌基本是来者不拒。当时江南江北的官僚豪绅和腰缠万贯的商人财主,请董其昌写字、作画、鉴赏文物的人很多,他的润笔贽礼相当可观。万历中后期,董其昌已经是拥有良田万顷、游船百艘、华屋数百间的松江地区势压一方的大地主。他之所以一遇官场风险便打退堂鼓,急着辞官,多半是因为他老人家有书画这个好手艺。

在地方文史的研究工作中,攀附名人的做法由来已久,发展到当下,甚至让小说人物坐实,荒唐滑稽。友情提醒地方文史研究者,过分追求“名人效应”是不妥行为。

(作者供职于靖江市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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