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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商业的发展（一）
来源：人教网
商人的出现和商业的兴起 1.商人的出现 有学者推断，今称做生意的人为商人，这个名称就是起源于商代。与商业活动有密切关系的是货币。中国最早的货币是贝。它产于南海和东海，起初是作为一种比较贵重的装饰品输入北方，后来被人们当作货币使用。商代，商业活动增多，贝成为重要的媒介，是人们拥有财富的象征。考古发掘发现，将贝作为随葬品埋入地下的现象相当普遍。一般墓葬随葬数枚、数十枚，1976年发现的安阳殷墟妇好墓一座墓就出土6 000多枚贝，这是相当惊人的财富。 2.春秋独立的商人 春秋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变化，原来“工商食官”的局面被打破，出现了不少独立的商人。 3. 活跃的战国商人 战国时期，商品经济得到很大发展，出现了许多有名的商人。 白圭大约是战国初年人，与在魏国变法的李悝同时或稍后。他“乐观时变”，擅长经商，是一个经验十分丰富的商人。他把自己的经营方法归纳为八个字，叫做“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在丰年或粮食大量上市的季节，粮价下跌，白圭就收购粮食，这就是“人弃我取”；歉年或青黄不接之际，农民生活困难，粮价上涨，白圭就出卖粮食，这就是“人取我与”。白圭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目的，是在不等价交换中获得利润。 白圭经商，注意节约开支，吃苦耐劳，“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他善于掌握经营时机，“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当机立断，不坐失良机。白圭经商讲究计谋策略，他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白圭的经商理念内涵十分丰富，他说“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意思是，如果一个人的智慧够不上随机应变，勇气够不上果敢决断，仁德够不上正确取舍，强健不能够有所坚守，虽然他想学习我的经商致富之术，我终究不会教给他的。白圭的经商思想，有较多的合理因素，尤其对人的素质要求很高，正如司马迁所说：“非苟而已也。”意为这不是马虎随便行事就能成的。白圭经商本领高强，为商人所推崇，“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 吕不韦是战国的另类商人。他本来也是一个善于经商的人，“贩贱卖贵，家累千金”，但是他不满足，还要进行政治投机，他认为秦国派往赵国作人质的公子子楚“奇货可居”，便使用各种手段使子楚回国，成为秦 4．汉代商品经济的发展 秦汉时期虽然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对商人在政治上和生活上予以种种限制，使从事商业的人的社会地位低人一等，以促使人们轻商重农，但效果并不明显。因为商贾之利仍然比农耕大得多，加之封建统治者追求享乐奢侈的生活，而离不开工商业，故汉王朝虽然多次发布抑商法令，但收效甚微。正如晁错指出的那样：“今法令贱商人，商人以富贵矣！”东方朔也针对汉武帝时期“天下侈靡趋末，百姓多离农田”的现象，批评汉武帝说：“上为侈淫如此，而欲使民独不奢侈失农，事之难者也。”（《汉书·东方朔传》） 5．汉代的商业城市 汉代商业发达，促进了城市的繁荣。西汉长安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城市。经考古调查证实，长安城周长25公里多，城内有8条主要大街，均与城门相通，各条大街由三条并列的道路组成，其中贯穿南北的一条大街长达5公里多，整个街面宽约50米。长安商业繁荣，从事商业交易的有九个市，商业店铺，鳞次栉比，市上商品按类别排两行。临淄在战国时就是远近闻名的商业都市。除临淄外，汉代商业繁荣的城市还有洛阳、邯郸、宛、成都，时称“五都”。 6．魏晋时期货币流通作用减小 汉末魏晋时期，战乱频仍，社会动荡，经济遭到很大破坏。货币的流通作用减小，甚至出现了实物交换。 7．十六国北朝的商业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商业发展时起时伏，波动性大。 北方社会动乱，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破坏。十六国前秦国都长安和北魏国都洛阳经济繁荣、商业发达。自西晋末年以来，北方陷入持续动乱之中。先是在291年爆发了西晋统治集团内部的“八王之乱”，随后是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势力相继进入中原并建立了许多政权，西晋王朝灭亡，北方出现了分裂割据的局面。社会大动乱造成了经济衰退，土地荒芜，城市萧条，商业停顿，但是战乱并没有完全阻断社会的发展。当时，不少民族政权的统治者出于维持政权的需要而实行鼓励生产，发展经济的措施使各区域内社会经济有所发展。前秦苻坚时期重用汉族士人王猛治理国家，“外修兵革，内崇儒学，劝课农桑，教以廉耻”，国力增强，先后灭掉前燕、前凉和代，于376年统一了北方。商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439年，北魏再度统一北方。魏孝文帝在太和年间实行改革，迁都洛阳，推行汉化等，把北魏社会经济推向一个新阶段。洛阳是当时北方的商业中心，有200多个里坊，居民10．9万户，还有各国客商在此居住，是一个国际性大都市。 8．东晋南朝的商税 东晋南朝时期，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是商税和商品流通交易有关的税种。 9．唐代长安的坊、市 唐长安城规模宏大，道路笔直，东西南北直道整齐地划分出一百多个方正的坊市，俯瞰就像一个巨大的棋盘。每处坊、市皆有围墙，每坊皆开四门，形成一个个方正的、相对封闭和独立的院落，这种划一的形制有利于对居民的控制管理。唐长安商业区仅位于东、西二市共四坊中，亦有坊墙与其他居民区坊院隔开，这种商业区划也是为了便于控制管理。但也反映出唐代的都市仍更多地体现着政治和军事中心的价值，其商业功能尚不突出。 宋元商业的繁荣 10. 北宋开封城内商业的繁华 北宋开封的城市商业活动极为繁盛。汴梁城中不再按唐朝时的旧制设置东、西市，大街上到处都有商店，从宫城正门宣德楼起，各街巷不仅有官衙、寺院、馆驿、达官贵人的住宅，而且有各种各样的商店散布其间。开封城中的官署、市廛、居民区已呈现出交错分布的格局，以前那种森严的坊市界限已荡然无存，商业机构和商业活动已完全深入居民区，从而成为城市经济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交易时间上看，交易可以从早到晚，有了“夜市”、“早市”（即“鬼市子”），商业交易也不再受时间限制。坊市界限完全被冲破，商业区（市）已经逐渐伸入居民区（坊）里，从而使这一时期城市的市场由以前封闭型市场演变为开放性的市场。“瓦子”、“勾栏”等市民游艺场所的大量出现和存在，表明伴随着城市商业的繁荣，城市中迎合居民需求的市民文化已经兴起。 11．宋代各种集市的出现 农村、城市中都形成了定期的集市。集市中的商品来自农副产品、手工业产品和各种土特产，品种繁多。仅同州村民的集市交易的价值就达“千缗至万缗”反映出商品交换在经济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12．宋代纸币的发行和使用 北宋交子和南宋会子的发行，借鉴了唐代的飞钱而更进一步。唐代飞钱的性质和作用类似近代的汇票，而宋交子、会子不仅具有汇兑作用，而且初具货币流通职能。北宋交子是在北宋初商品经济交易扩大，货币流通量增长，四川地方官和商人感到当地原流行的铁钱不便于流通与交换这些背景下所出现的产物。交子开始发行于宋真宗时的成都，先是由当地十六家富户以各自资产作为保证主持发行事物。交子的面值开始时为一缗。交子使用以二至三年为“界”，到界造新换旧。因交子开始时的富户主持发行随着富户资本的变化产生了纠纷，无法持久，宋朝官方设立益州交子务接管了交子事务。交子由此官办专营，不再允许私造，交子也从此成为四川等地的法定货币。南宋高宗时又造会子发行。会子的发行地区扩大到东南大片地区，其使用范围也比交子大大增加了，表明到南宋时纸币在商品流通领域里的作用已越来越大。
13．南宋海外贸易成为利税重要来源 南宋海外贸易税收利润丰厚，仅广州市舶司一处口岸，利税动辄就达百十万缗。2．由于市舶收入已发展成为国库财富的重要来源，宋朝统治者对市舶的重视也日益加强。为了吸引更多的外国商人前来贸易，宋朝廷要求任用称职并长期任职于此、熟悉事务的市舶官员。 14．元代杭州城市商业的繁荣 《马可·波罗行纪》，中世纪意大利威尼斯人、旅行家马可·波罗口述，意大利比萨人鲁思梯切诺笔录的一部东方和中国旅行记。马可·波罗1275年随其经商的父亲和叔父来到元朝统治下的中国，在元朝侨居了１７年，他游历了中国许多地方，在他的旅行记中记述了中国数十个城市，生动广泛地描述了元朝重大历史事件、典章制度及中国和亚洲的地理、民族、风俗、物产、经济、政治、宗教、文化等各个方面，其中很多记载是符合实际情况并可以在汉文史料中得到证明的。《马可·波罗行纪》也是第一次向欧洲社会全面介绍发达的中国文明的书籍，在西方产生了巨大而经久不息的影响。 元代中国的城市商业经济继续了宋代时的繁盛景象。以杭州等城市为代表的中国城市，不论城市规模、人口数量还是商业的繁荣程度，在当时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的。 明清的徽商与晋商 15．明代中后期的徽商与晋商 明代中后期，在全国出现了许多地域性的商人群体，称作商帮。其中人数最多、实力最强的是南方的徽商和北方的晋商。徽商的经营范围很广，首推鱼、盐业。晋商主要从事盐、丝绸、粮食的贩卖。徽商、晋商的财力都十分雄厚，资产达百万者甚多。5．徽商奢侈，晋商节俭，晋商所在的山西比徽商所在的安徽更加富有，山西商人在明代是全国经济实力最为雄厚的商人集团。 徽商与晋商的出现，是明清时期小农经济与市场的联系日益密切，城镇经济空前繁荣的结果。他们很多人是从农村中分化出来的，而地主与弃农经商，往往兼有商人和地主的双重身份。明清商帮的兴盛进一步促进了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带来了商业的繁荣。 16．徽商 徽商的主要特点是：①徽商从明初至清末兴盛了数百年，积累起惊人的财富，出现了拥有资产百万乃至千万以上的大富商。②徽商的人数众多，而且有助手协助经商。③徽商经营的原则是诚信为本，勤俭持家，艰苦勤奋。④徽商有外出经营的传统，经营活动遍及全国各地。④徽商的经营范围很广，品种多样。以盐、茶、木和典当业为主要经营内容，获得高额利润。⑤积累了雄厚的商业资本，多用于投资，经营大宗商品交易和长途贩运。⑥投入生产领域，支配某些手工业者的生产活动。 徽商这一商人群体在东晋已见诸于文献记载，到明代成化、弘治年间（公元1465—1505年），徽商集团正式形成。嘉靖以后直至清代乾隆、嘉庆时期（公元1736—1820年），则是徽商发展的黄金时代，至清末走向衰落。他们的踪迹遍及全国，主要活动在中国的经济发达区—长江中下游及运河两岸，控制着横贯东西的长江商道和纵穿南北的大运河商道。明清时期徽商兴盛的原因主要是徽商群体具有勤俭吃苦的精神，团结、协作、诚信，具有外出经商的习俗，而且充分利用当地资源，采用产销结合的方式。徽商的兴盛进一步促进了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商品化和商业的繁荣，推动了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 17．晋商 晋商在明初利用临近边境的优势，抓住机遇，输粮至边镇粮仓，取得了河东、长芦以及两淮、浙江食盐的专卖权，然后运往各地销售，获得高额利润。明代中期，晋商经过长期的经营和积累，财力不断壮大。出现了一些家财数十万的富商。明代晋商的资本组织出现了合伙制度，这是商人资本的一个重要发展。晋商的合伙制，是东家出本、伙计经商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也许是由贷本经商发展而来，东家与伙计是“合伙而商”，双方共享经营利润。晋商的经营原则是诚信，以义取利。当时晋商们合伙做生意，爷爷、父亲借了别人的钱还没来得及还就客死异乡，过了几十年甚至当时的债主都忘了这回事，但子孙生而有知，更“焦劳强作以还贷”。 明清时期，晋商是当时国内势力最大的商帮之一。从明初到清末，他们在商界活跃了五个多世纪，至清末衰落。山西商人在五百年的商业经营历程中，由于各自发展的契机不同，经济活动范围不同，主要经营商品项目也不同，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商帮：以活动范围划分有驼帮和船帮；以经营商品划分有盐商、茶商、票商、粮布商、颜料商、典商等。但是各商帮之间却没有绝对的界限划分，因为他们的经营项目往往是多种多样的，并不局限于某一特定范围。在众多的山西商帮中，尤以盐商、茶商、票商、粮布商及垄断对日贩铜贸易的船商最为著名。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晋商的活动范围非常广泛，不仅遍及全国，而且走出国门，影响很大。 18．晋商的典当业、印局、账局、钱庄和票号 明清时期，随着山西商人资本的兴盛，当铺业得到较快发展。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山西商人开设的典当业遍及全国许多省份。，近代时期，山西商人开设的印局很多，不仅本省各州、府、县有，省外京津以及江南等地也为数不少。印局在通融资金方面发挥了较大作用。随着晋商对俄贸易量的扩大，商品经营所需资本也相应增多，店铺已经不能仅靠自有资本从事经营，在票号问世前，账局在北京、张家口、保定、天津、太原、汾州等地均有设立，为工商业发展解决了资本不足的困难。山西账局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发展相当迅速。 山西商人经营的钱铺（钱庄的前身）早在明代已经存在，到了清代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道光、咸丰年间，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货币流通扩大，钱庄亦随之兴盛，以山西商人势力为强。辛亥革命后，票号衰落，山西钱庄却大力发展存、放、汇业务，从而进入其发展的极盛期。乾隆年间，雷履泰首创日升昌票号，此后，山西票号的势力已发展到鲁、豫、秦、苏等省。这一时期，票号在业务上由办理国内汇兑拓展到兼营大宗存放款业务。票号将存款、放款与汇兑相结合，利用承汇期占用客户款项，进行放款生息。票号收入甚丰，除汇费收入和压平擦色收入外，还有存放利差的收入。巨额的利润吸引了一大批晋商投资于票号业，使其发展非常迅速。逐渐形成了山西票号中的平（遥）、太（谷）、祁（县）三帮。 明清时期，晋商既经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又经营金融业。二者的结合，出现了山西商人早期经营的金融资本形式──依靠自有资本放债的典当、印局和在经营存放款业务中起中介作用的钱庄。19世纪初，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晋商商业资本的进一步扩大，金融业从商业中分离出来，并在典当、印局、账局、钱庄基础上产生了票号这一专营汇兑和存放款业务的金融组织，它标志着晋商的金融资本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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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中国古代历史，商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主要表现在： （1）商业活动的场所的变化：先主要在城市中进行，后来农村集市贸易逐渐发展。唐时加快，明清时突出，出现了专业性的市集（如丝市、叶市、猪市等），以至逐渐形成了新兴的市镇（有的更是专业性的集散市集）；而不是先有农村商业，而后才有城市商业的发展。 （2）交易内容的变化：商业开始时以贩运、交流地区间的土特产品，经营统治者所需要的奢侈品为主要内容，以后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市场商品种类增多、行业分细，为一般人民所需要的主要农副产品以及城市手工业所生产的大小商品在整个流通界地位提高。这种情况在宋代已经显现。 （3）交易媒介的变化：商品交换最原始的形态是物物交换，不存在交易的媒介。随着商品交换的内容和地域的扩大，出现了以贝壳等为代表的一般等价物。随着贸易进一步发展，一般等价物开始固定下来即出现了货币。秦始皇一统中原，统一了货币更是便利了商品交易的发展。由于货币不利于携带等弱点，北宋时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它的出现更是促进了商业上的贸易往来。 （4）商品开始时，一般都局限于流通领域，到封建社会末期（明清时）才逐渐与生产与自由的雇佣劳动相结合，商人资本以多种形式参与生产过程。如向小生产者预购、定货、贷款、当包买商、搞前店后厂，以至投资设厂、开设手工业作坊。 （5）商人组织的变化：最初商人组织是与商人的自然组织──宗族亲缘组织重合的。亲缘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则为商人的地缘组织和业缘组织，相对而言，作为地缘组织的会馆比作为业缘组织的宗族进步，而作为业缘组织的行会、公所又比作为地缘组织的会馆进步。因为地缘组织特别是亲缘组织大多具有不可选择性，属于不随意的团体而业缘组织大多具有可选择性，属于自由加入的志愿集团。（这三者之间并非是依次取代的关系，它们既有时间上的交叉并存，又有组织上的相互重叠。）除此以外还有城市的发展，交易范围的扩大等等就不再一一叙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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