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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这是一番何等热烈、何等亲密的景象！真是大有超出君臣、胜过父子之情了。也许读者会问：难道自诩“钦承天道，洞悉先机”、“聪慧过人”的乾隆皇帝，竟连入觐的假阮惠也看不出来了么？其手下的耳目难道都是酒囊饭袋？当然不是！他之所以假装糊涂，接见阮惠，其后又给予亲切关怀，乃是政治上的需要，是着眼于大局，着眼于两国的安定和睦邻。他说：“安南虽南瀛小邦耶，然亦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就是说，要以国家为重，不要去计较个人的恩怨；尽管阮惠与清曾有前隙，但只要你归顺，我就可以既往不咎了。他还说：“天朝抚驭外夷，逆则加以征讨，顺则永受宠荣。”这就是清政府对藩属国家的方针和政策。此时安南的阮氏已经臣服认错，而且破例地“八觐面圣”，已经达到了乾隆的目的，所以他也就另眼相看，“锡之殊恩”了。而作为安南国王的阮氏父子，面对强大的清政策，他不得不虚以委蛇，诚惶诚恐，小心谨慎从事，对清政府表现出“忠诚”的样子。实际上，这是阮氏的一种“韬晦”策略，是为了稳住清政府，有个安定的北方，以便对其他邻国下手。当然，尽管两国的封建统治者为着各自的政治需要，大做其真真假假的表面文章，但在客观效果上，却对两国的安定、和平是有利的。 18世纪末叶，中国和安南的关系十分密切，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大大加强，宗藩关系发展到了高峰阶段，并一直保持到19世纪的40年代。 到了1802年（嘉庆七年），原割据越南南方的阮福映推翻了北方的阮光缵，国号嘉隆，建都顺化。是年6月，阮福映派户部尚书郑怀德为如清正使，赍国书、礼物去见两广总督，后又派兵部尚书际光定赍国书、贡品至北京请封，且请改国号为南越。次年7月，清廷因其“恪恭请命，且鉴悃忱，请锡藩封，虔表具贡，特予嘉纳”。准其国“用'越南二字，以越字冠于上，仍其先世疆域；以南字列于下，表其新锡藩封。且在百越之南，与古所称南越不致混淆”。1804年春，嘉庆派广西按察使齐布森赍诰、敕、印前往宣封，改安南为越南国，封阮福映为越南国王。又赐彩缎、瓷器、茶叶诸品物。阮福映闻报，派员充候命使、界首候接使、公馆候接使于镇关及沿途迎接。再派兵弁三千五百人、象三十匹，随候命使往关上迎接清使，并令廷臣遴员分直诸馆驿。阮福映则亲自在升龙（今河内）朱雀门迎接清使，举行了最隆重的礼仪接受清廷的封诰。此后两国的宗藩关系一直继续向前发展，使臣络绎不绝于途，而安南国名也由此正式改为越南，并一直沿用至今。 随着中越宗藩关系的向前发展，两国的经济贸易也更加频繁了。此间贸易有两种形式，一为官方贸易，一为民间贸易。官方贸易，主要靠贡使的往返。贡使除携带贡品外，大都带有土特产品及银两，他们趁经过江宁暂留之机，便在该地销售土特产品，并订制中国的绸缎等物，于次年由京返回时提取，一次议价竟达四万余两之巨。1803年（嘉庆八年），阮福映贡船回国时，置办彩缎一万余斤。1814年（嘉庆十九年），越南朝廷发银一万两，到广东采买货物。最大的一次是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安南国王阮光平上书于清廷，言：“诚愿学中国文物声容之盛，庶几不囿于陋……又本国所需物件、式样颇多，必得专人带式前往定织，方可中款。现拟派银数万两，差本国通晓工技者一人，随带五人，亲赴采织。”乾隆从其所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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