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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元散曲;元代文学;元代文人 元散曲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灿烂明珠。据统计，现存元散曲小令3870多首，套曲470余套。川元散曲内容广泛丰富，有写景、隐逸、言情、怀古、叹世、咏别、赠答、谈禅、咏物、嘲谑等题材，但元散曲中写得最多的是四类题材:怀古(或为咏古)、叹世、隐逸和情爱。从表面看，这四类题材各自抒写着不同的内容和主题，但从作品深人到作家心灵深处去看，这四类题材内容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有一丝线相系。笔者认为，元散曲中怀古、叹世之作表现了作家对历史、现世的深刻认识和体察，而隐逸和情爱是作家感悟人生后选择的一种生命存在方式。笔者不揣浅陋，拟就上述问题略陈管见。 一、在历史长河中寻找人生的坐标:怀古 元代是一个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时代。科举不兴，襟怀难展。政局的无望和个人理想的破灭导致文人心态明显变化。元代群体性的悲凉心态使作家们将目光转向历史，期望通过对历史的反思去寻找人生的坐标，这导致了大量怀古之作的出现。人是一个具体历史时空的文化生命。历史上的事件、人物、思想等与后代人有密切联系，人在承继着历史上的一切。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结构和形态保持着一定的稳定性。因此，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是一部不断循环、不断回潮的历史。中国“政治生活中朝代的周期性盛衰更迭、治乱分合的往复交替，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以及人世间‘白云苍狗’式的变幻离合，更强化了人们的循环观念”。〔21(P169)历史是现实的预演，现实是历史的重演。因此形成了一种重视过去经验，重视历史的传统思维方式。人们在思考现实时习惯于以历史为参照物，以古探今，寻找现实的答案。元散曲作家们身处备受多重压迫的社会，常感朝不保夕，就由现实思索历史，由历史判断现实。他们在散曲里写了大量的对历史的新的感受，或是有关人物的，或是有关事件的，或是有关遗迹的。卢挚在登上咸阳这块历史故土时，写道:“对关河今古苍茫。甚一笑骊山，一炬阿房。竹帛烟消，风云日月，梦寐隋唐。”[3〕(P121)作家站在这块古代英雄驰骋过的土地上，一笑骊山，一笑阿房，那些画栋楼阁都灰飞烟灭了，唐代浩大的都城，巍峨的宫殿，贤明的君主，都像“梦寐”一样过去了。作者在感慨历史，也在感慨历史的主体—人。历史上所谓的英雄豪杰们建立的丰功伟业，在他们看来，都不过是“梦寐”一场。元代文人对历史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唐家才起隋家败，世态有如云变改”[3](P438)，“知他是汉朝君晋朝臣，把风云庆会消磨尽，都做了北邝山下尘”[3」(P437)，“秦宫隋苑徒遗臭，唐胭汉陵何处有?山，空自愁;水，空自流”仁(P741)。元代对文人和文化实行的歧视政策，使元代文人无路仕进;因此，元代文人对传统的功名思想加以抛弃，对历史上的建功立业者的行为重新思索并产生了怀疑。在他们所表现的历史虚无感中，实际上潜藏着对历史、对人生的深刻反省。可以看出，历史在作家们的眼中已不是原来的历史。意大利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评论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4〕(P132)。散曲作家们以当代的眼光观照历史，历史事实、历史人物已经经过他们的心灵的变色，染上了作家的主观情绪和色彩。与前代咏史、怀古诗不同的是，元散曲作家对历史的咏怀，不是集中于亡国与否的感叹上，而是把目光瞄准历史事件本身意义的探讨上;不是赞扬那些建功立业、扬名封侯的豪杰，而是赞扬那些逍遥自在、适性任情、脱离宦海的人物。范兹、张良、严光、陶潜这些人成了他们笔下赞美的对象，成为他们心中崇拜的形象。盎志学写道:“陶渊明一个小颗颗彭泽县儿，五斗米懒折腰肢。乐以琴诗，畅会寻思。万古流传，赋《归去来辞》。”[3](Psl)他赞扬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辞去官职，采菊东篱，以琴诗自乐的人生选择。元散曲作家称赞能抛弃功名，不事王侯，生活自由自在，得以善终的人物。范兹就被广泛称赞。徐再思说他“驾著一叶扁舟，披着一蓑烟雨，望他五湖中归去也!”〔3〕(P1033)卢挚赞他“傲煞人间，伯子王侯”[3〕(P114)。钟嗣成称他“功成心自闲，名遂身先退。早寻个稳便处闲坐地”[3](P1362)。张良辅佐刘邦，成就大业以后隐居不出，被作家们认为这是“远害全身”:“张良辞汉全身计，范益归湖远害机”[3〕怕朴伸吕·阳春曲〕《知几》)，“想当日子房公会觅全身计，一个识空便抽头的范益。归山去的待看翠巍巍千丈岭头云，归湖的待看绿湛湛长江万顷水”〔3](周文质〔越调·斗鹤鹑〕《自悟》)。在元散曲作家看来，张良能预知仕途险恶，深悟人生真味。 在赞扬一些历史人物的同时，另一些历史人物被人们所责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屈原、韩信、豫让、伯夷、叔齐、诸葛亮这些在以前大都是被人们称赞的人物，到了元散曲作家的眼里，认为他们的行为简直是犯傻。张养浩说屈原投江“空快活了湘江鱼虾蟹。这先生畅好是胡来”。[3](P421一422)马致远说:“屈原清死由他惩，醉和醒争甚?”[3](P253)贯云石直言道:“笑你个三间强，为甚不身心放?沧浪污你?你污沧浪?”对屈原的这种认识，既不同于前代，也不同于后代。 元代散曲作家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有其独特的视角和价值取向，说出了许多空前绝后的话语。价值观念的变化，使散曲作家把神圣庄严、具有悲壮意味的人物和事件变得十分可笑。元代散曲作家认为豫让漆身吞炭最后伏剑而亡，没有必要，“笑豫让”，问他“待图个甚的”〔3〕(吴仁卿〔越调·斗鹤鹑〕)。伯夷、叔齐宁可忍饥挨饿，不食周朝的粮食，元代文人认为“采薇首阳空忍饥，枉了争闲气”[3〕(钟用成〔双调·清江引〕)。元代散曲作家嘲笑韩信的贪图官位，薛昂夫写道:“已挂了齐王印，不撑开范益船。子房公身退何曾缠?不思保全，不防未然，划地据位专权。岂不闻自古太平时，不许将军见?”〔3](P715)既然天下太平，收了弓箭，韩信你怎么还贪功贪位，不肯弃职，招致杀身之祸，这太愚蠢了。经过对历史的思索，元代散曲作家认为为官而死，愚忠而死都是大可不必的，保全性命，适意自由，无拘无束才是美好的人生方式。“在散曲中，一部载着先王之道的历史，一部可资治通鉴的先圣贤良之盛迹，却被视作一种毫无价值的存在”，[4只P247)“历史，乃是一场毫无价值的闹剧”[’](P332)。因此，一部传统观念中的英雄史在散曲中便成了一部悲剧史。 二、在现实境遇中探索独特的人生定位:叹世 历史是凝固了的现实，现实是历史的流动形式。元代文人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之所以不同于前人，是因为现实的生存环境促使他们对生命、生存本身有了新的感悟，从而对历史亦有了新的理解。他们一只眼看现实，一只眼观历史，在历史和现实的回环透视中，形成独特的人生见解和生活哲学。元代散曲中的“叹世”之作，就是曲家们对现实人生的深刻洞察。元代“叹世”之作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感叹悲剧性的生存现实;二是感叹人生无常，命运多变;三是否定传统的仕宦人生。 元代知识分子地位低下，唐宋的科举制度被废除，直到1313年才重开科举，但还实行严重的歧视性政策。元前期使大批读书人沉抑下僚，既失去了统治者的经济上的依靠，亦失去了对政治上的依附。《元史·选举志》中说:“士无人仕之阶，或习刀笔以为青吏，或执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贩禽以为工匠商贾。”在这种社会现实中，一些人以曲写出他们的悲剧性生存环境，感叹世道不公和个人的悲剧命运。白朴、马致远可谓代表。白朴说“知荣知辱牢缄口，谁是谁非暗点头”。[3〕([中吕·阳春曲]《知几》)“糟淹两个功名字，酷淹千古兴亡事，曲埋万丈虹蜕志!”[3](P193)(〔仙吕·寄生草]《饮》)作者在歌颂酒的美妙的背后实寓着对现实的全面否定。马致远对无仕途之路可走的知识分子的境况十分激愤:“叹寒儒，漫读书，读书须索题桥柱。题柱虽乘驯马车，乘车谁买《长门赋》?且看了长安回去。”{3]([双调·拨不断」《叹世》)才比司马相如却无人能够赏识，无路可走。由此他否定英雄功业的意义:“布衣中，问英雄，王图霸业成何用”〔3](P253)(〔双调·拨不断〕《叹世》)。无名氏更是慷慨悲歌:“不读书有权，不识字有钱，不晓事倒有人夸荐。老天只惩武心偏，贤和愚无分辩。折挫英雄，消磨良善，越聪明越运赛”[3」(无名氏〔中吕·朝天子〕《志感》其一)。作者对元社会是非不分，贤愚不辩的黑暗现实表示深切的不满。“不读书最高，不识字最好，不晓事倒有人夸俏。老天不肯辨清浊，好和歹没条道。善的人欺，贤的人笑，读书人都累倒。”[3](无名氏〔中吕·朝天子](志感》其二)由于异族人侵而建立政权，汉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受到漠视和弃置。个人的才能和学识已没有任何作用，而有钱有势的权贵却得以重用，文人在严酷的生存悲剧面前长歌当哭。 元代一方面是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内部又尔虞我诈，相互争斗，元代初年是这样，中后期亦不例外。元成宗晚年多病，委政务于皇后和宰臣，在朝廷中形成了两大对立的集团。成宗去世后，终于爆发了争夺帝位的流血冲突。自至大元年(1308年)到元统元年(1333年)的25年间，换了8个皇帝。为掌握最高统治权，元朝宗室内兄弟、叔侄之间刀兵相交，骨肉相残，他们在扫除争夺皇位的障碍和即位后清洗敌对势力的过程中，几乎无一例外地伴随着血淋淋的屠杀，在贯云石、张养浩参政期间，英宗硕德八刺和右相铁木迭儿之间就多次发生冲突，最终导致“南坡之变”。复杂、频繁、残酷的政治斗争，使人仕者心惊胆战，如履薄冰。元代散曲作家处在这种状况之下，写出了独特的生命体验。姚遂在〔中吕·醉高歌〕《感怀》中说:“人生幻化如泡影，那个临危自省?”〔3](PZ10)盗西村在〔越调·小桃红]《杂咏》里感叹道:“我道虚名不中用，劝英雄，眼前祸患休多种。”[3〕(P55)他们认为富贵荣华不过是过眼烟云，转头即空。求功博名带来的不是福，而是在“种”祸。他们喊出了人生无常，好景难久的生命感受。这种感受表明了处于那个特定的压抑、黑暗社会之中，每个人都面临着不能自主自己命运的人生困境。 感到人生无常，自然也就感到功名无益，富贵不长，对这些的追求也就失去意义和价值了。白朴对此有强烈的生命体验:“岁华如流水，消磨尽自古豪杰，盖世功名总是空。方信花开易谢，始知人生多别”，“休痴休呆，蜗角蝇头，名亲共利切。富贵似花上蝶，春宵梦说”。白朴否定了荣华富贵、建功立业的人生追求，要人们“杯中酒，好天良夜，休辜负了锦堂风月”〔3狄PZo7)，沉醉在美酒良辰之中，玩乐人生。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元曲作家们深深感到做官太束缚人、太累，一不小心，就会触怒上司，甚至被残害、杀戮，因此他们嘲笑那些留恋官位的历史人物，他们自己亦不愿为官，即使那些已经身居要职的，也常常流露出辞官的念头。不愿为官、做官危险可以说是一种群体意识。做过吏部、工部、刑部尚书的不忽木，在《辞朝》中写道:“宁可身卧糟丘，赛强如命悬君手”，“明放着伏事君王不到头。休休，难措手。游鱼儿见食不见钩。都只为半纸功名一笔勾，急回头两鬓秋”。[3〕(P75一76)不忽木为人刚正，奸人桑哥得势时，他深受妒忌，做尚书后又任平章政事。他认为做官虽肥马轻裘，却如履薄冰，“如命悬君手”，时刻面临杀身之祸。担任过两淮万户府达鲁花赤的贯云石亦有同感:“竞功名有如车下坡，惊险谁参破?昨日玉堂臣，今日遭残祸。争如我避风波走在安乐窝!”[3](P369)他们在曲中反复申明:官场潜伏着祸患，应远祸全身。在汪元亨的〔中吕·朝天子J《归隐》二十首中〔3〕(P1380一1383)，索罗御史的〔一枝花〕《辞官》口〕(P539一541)，张养浩的《辞参议还家》中〔3〕(P422)，都有这种不愿为官的思想。白朴甚至直言劝告为官者:“忘忧草，含笑花。劝君闻早冠宜挂”[3]([双调·庆东原〕)。否定仕宦人生，是元代许多文人的生命感悟。 元代散曲作家们不愿为官，不想当英雄豪杰，不想建功立业，不想忠君效命。那么他们想做什么呢?什么样的生存样态、生存方式才是他们所企慕的呢? 三、在诗酒、山水、情爱中体验人生:隐逸与情爱 元散曲作家们回首历史—怀古，观照现实一一叹世，在痛苦的思考中找到了人生的最佳生存方式，找到了生命的价值所在:在隐逸中感受自然山水之美，在诗酒中感受生命之真，在情爱中感受生命之乐。元代文人由初期的被迫而隐，入仕无门而隐，发展为自觉而隐。开始有愤慨之情，到后来却乐于世俗之隐。散曲作家们的心灵是时代冷热的温度计。在对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思索中，作家们普遍地感到了人生的悲凉，较多地领悟到了人生如梦，这种群体性的深刻而悲剧的心态，使她们把目光投向远离喧闹的人生赌场的山野僻村，到自然之中隐逸，领略田园山水之美。避世、玩世成为一种时代意识，他们的人生理想是做一个渔翁，一个牧人，一个酒徒，一个田史，一个旅游家。他们追求的是一种适性任情，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马致远的名作[双调·夜行船〕《秋思》中有七支曲子，首曲提出要及时行乐之意，第二第三支曲子否定“贵”字，第四支曲子否定“富”字，最后三支曲子写自己的人生理想:“利名竭，是非绝”，“和露摘黄花，带霜分紫蟹，煮酒烧红叶”。[3」(P264)此曲把怀古、叹世、隐逸之乐结合起来写，可以清133楚地看出在作者心中，这三者之间有内在联系。马致远把人生审美化了。汤式说:“人说仕途荣，我爱田家乐”[3]([庆东原K田家乐》)。他们也看书，也下棋，但看书是为了娱乐精神，领悟人生，并不是为了去走仕宦之路。 隐逸是为了避世、玩世，为了摆脱人生的苦恼，一醉方可休，因此酒被散曲作家奉为忘忧玩世的好东西。元好问对酒津津乐道:“命友邀宾玩赏，对芳搏浅酌低歌。且酩配，任他两轮日月，来往如梭。”口](P3)不忽木说:“但搏中有酒，身外无愁”。[3](P75)白朴更以李白式的狂歌赞美诗酒的乐趣:“今朝有酒今朝醉，且尽搏前有限杯。回头沧海又尘飞，日月疾，白发故人稀。”[3〕(P194)作家在避世中玩世，倡导及时行乐，不要虚度年华。酒是人生进人快乐忘忧境界的佳品。酒之乐，既有生理上的快适，又有精神上的愉悦。酒之后的醉意使人忘掉了在实际处境中日常伦理对人的束缚，人的本性、人的自我品格得以解放和展现。所以元散曲作家喜欢畅饮美酒，酩配大醉。文人饮酒自有文人的特点，白朴唱道:“不因酒困因诗困，常被吟魂恼醉魂。四时风月一闲身。无用人，诗酒乐天真。”[3〕(P194)诗人在酒中醉，诗中乐。诗酒生涯是白朴以及许多元代文人理想的幸福人生，诗酒人生是艺术化的人生，审美化的人生。马致远的隐逸生活别有境界:“酒旋沽，鱼新买，满眼云山画图开。清风明月还诗债。”〔3〕(P234)这里有酒、有鱼、有诗，这里有清风、有明月、有青山。元散曲作家构筑的隐逸境界里少了唐代王维、常建等人的清幽和静美，多了一些人间的气息，隐于俗世，隐于日常生活之中是元代散曲隐逸之作的时代特色。他们隐于山水，隐于田园，隐于世俗，隐于诗词，隐于杂剧散曲，隐于纵酒高歌。他们在诗酒、世俗之中感受生命之真。 元代一般文人混迹于市井俗世之中，深受市民思想影响，而为官者要避到安乐窝，以享受俗世的快乐为乐事。元代未仕者和为官者否定传统儒家建功立业的人生追求，重建新的人生价值观，重新理解和发现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领悟生命、人生的真谛。他们推崇俗世的价值，自然亦就推崇情爱对于人的本真意义。李昌集先生对此解说得十分精辟:“所谓‘花间文学’，指以‘闺情’为基本题材的文学”。“‘花间文学’是曲家笔下的常题，是‘避世一玩世’哲学的隐蔽的别一表现方式”。〔4j(P322)情爱之作自然成为曲家尽力写作的题材。男女情爱之作十分丰富，视角手法各有不同。有的直抒胸臆，表现大胆的情欲;有的仿照女子口吻，写她们在情爱之中的欢乐、痛苦、愉悦、忧怨;有的撕下传统文人羞羞答答的伪面孔，直言自己的浪子行为。关汉卿在散曲中写得最多的是男女情爱，对自由爱情极力赞美。他竟不掩饰自己对情爱的追求:“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攀的是章台柳”，“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哪，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31(P173)曲中对情爱的大胆追求近乎市井无赖。白朴的曲子已写出元代文人对情爱的新观念:“笑将红袖遮红烛，不放才郎夜看书，相偎相抱取欢娱。止不过迭应举，及第待何如?”[3〕(P195)把生命的欢娱放在功名之上，认为及第不如情爱让人有更深的生命快乐。贯云石写情之作热气逼人:“挨着靠着云窗同坐，偎着抱着月枕双歌，听着数着愁着怕着早四更过。四更过情未足，情未足夜如梭。天哪，更闰一更儿妨甚么。”[3〕(P364)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西班牙思想家乌纳穆诺说:“情人彼此尝试着去拥有对方，并且当他透过对方作为媒体而寻求生命的永存时，他也同时寻求自身的喜乐—虽然有时不曾如此想求。情侣彼此都是对方悦乐的直接媒介，以及对方生命永存的间接媒体。”〔5卫P86)元散曲作家把情爱对象作为生命存在的媒介，在彼此的悦乐中体验人生的真谛。马致远[大石调·青杏子〕《姻缘》写道:“休道姻缘难成就，好处要人消受。”散曲作家为何隐逸山水，流连诗酒，赞美情爱呢?关汉卿回答了这一缘由:“世情推物理，人生贵适意。”[3](〔双调·乔牌儿3)“适意”正是元散曲作家人生境界的最高追求。白朴如此，马致远如此，贯云石营造“安乐窝”亦是如此。“贵适意”正是否定了传统的仕宦人生观之后的新的人生价值观。 元散曲作家在历史和现实的沉思中领悟了人生的真谛。认识到生命易逝，宦海难渡，而人生贵在适意因而就把目光转向诗酒，转向情爱，转向林下，转向渔湾……兴亡之思，现实之感，山水之美，男女之恋，交汇成元散曲的时代旋律。而怀古、叹世、隐逸、情爱存在着内在一致性，散曲家们在体悟了历史和现实之后，优选出隐逸这一生存方式，极力张扬情爱这一最能展现生命本真的逍遥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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