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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于清代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南方才女文化的繁荣,形成一种“女中丈夫”的社会风尚,在小说、诗歌、戏剧等文学作品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尤其是女作家创作的弹词小说塑造了一大批反抗旧礼教、走出深闺、各建奇功的“女豪杰”形象,在文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才女文化;女中丈夫;弹词小说;女豪杰 中明季“天崩地解”的易代变迁是对明代士人心理的大摧折。文人自卑于传统男人世界(代表权力、社稷)的失败而贬黜男性的无能,热衷于颂扬忠贞不屈的女性事迹,笔记、小说、剧本中“女胜于男”的叙述和描写屡见不鲜,可以看作是“遗民叙事”的独特话语。 一 戏曲创作以古讽今。吴伟业的杂剧《临江阁》借写陈隋之际冼夫人的忠贞报国和才华反观明清之际的群臣误国。“到今日呵,这样的男儿一个也不见了。倒靠着木兰征战,苦了粉将军乔镇绿珠川。”王船山《龙舟会》杂剧写谢小娥易装做男仆杀贼报仇的故事,借人物之口说出“你休道俺假男儿洗不净妆阁旧铅华,则你那戴须眉的男儿原来是假。”此处可以联想到晚明思想家李贽曾经激赏赵娥的话:“是真男子,男子不如也。”[2]清初小说《女仙外史》的刹魔公主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教主”,在她看来,女人并非为情而生,而是要做一番大事,名垂青史。但要成名,不应当是什么“守节者”,而是那些不寻常的女子,“色必倾城,才必绝世。其谋猷智略,驾驭丈夫,操纵帝王,不颠倒一世不止也。”吕熊是一位有叛逆思想的文学家,为避开文字狱的政治锋芒,他借神魔小说的迷幻世界表达对现实社会的看法和理想。作品中所表现的女仙信仰正与盛行明清两代白莲教的“无生老母”崇拜相呼应,也代表了当时人们对于女性参与主流社会意识和获得至高无上权力的想象。 晚明至清代,女界中不乏胸怀大志、关注国计民生者,如钱塘人顾若璞,副使黄亨子茂梧之妻,著有《卧月轩文集》,其文“多经济大篇,有西京气格”[3]。与其他妇女聚会时,不谈家事,而是“讲究河漕、屯田、马政、边备诸大计”。她写的《与张夫人书》,讲一个跟随自己学诗的女弟子冢妇丁,她与丈夫吃饭饮酒时绝不谈论家务琐事,而是为国家大事出谋划策。因北方边疆战事吃紧,缺乏粮饷,冢妇丁建议在淮南北间屯田万亩,“以民屯佐天子”,来支援岌岌可危的边防。顾若璞在文中赞扬她“洒洒成议,其志良不磨”。顾若璞能与张夫人探讨此人此事,可见三位都是古道热肠的巾帼英雄。另据《国朝全蜀诗抄》记载,四川华阳有一位将军夫人高氏,能诗,娴弓马,善理军政。将军每次出战,由夫人治理府署,上下无不肃然。碧城女弟子张襄(云裳)是中军参将张丽坡将军的女儿,不但精研诗词、书画、音律,而且擅长韬钤骑射。雷雷《闺秀诗话》上说,她的七言如“穿云惯舞双龙剑,踏月能开十石弓”,清代最享盛名的女词人吴藻对比她年少许多的张云裳推崇备至,为她写了多首词,有“始信大家声调”的赞誉。王贞仪曾以花木兰、大小乔、聂隐娘等为题材,写下了《题女中丈夫图》的长诗,抒发自己“足行万里书万卷,常拟雄心似丈夫”的豪迈情怀。她曾在吉林向蒙古阿将军的夫人学骑射,像男子一样“跨马横戟,往来如飞”,为此写下“亦曾习射复习骑,羞调粉黛逐骑靡”的得意诗句。杨芸蕊、李佩金为同心友,她们经常同彭碧云等一起联社填词,“罗帏女伴,绣幕风光,止以抒遣性情,挥洒兴会,必使操铁绰板,除玉连环,有击筑拊缶之风,无拂草依花之致。”[4]可见,她们所欣赏和创作的风格不是婉约的,而是豪放的。 从以上社会生活和文学才女的活动中可以看出由明季到清代对“女中丈夫”从崇拜、讴歌到模仿逐渐成为社会流行的一种风气。随之,女性自我的审美观相应也发生着由“弱”变“强”,由“无能”变“有为”,由个人感伤的“小我”情怀变为为国担待的“大我”气派。并且,从晚明到盛清,才女文化由名妓传统转向闺秀传统。大量闺秀诗词结集出版,闺秀诗人结社、阅读社群的形成,女作家带有自传性和想象的小说戏曲创作等等,都构成了清代才女文化的独特景观。 二 清代女作家出于对女性生存现实的认识和愤懑,出于对女性生命价值的关照,创作了以女性为中心、讲述“弱女能为豪杰事”[5]的弹词,塑造了一大批反抗旧礼教、走出深闺、各建奇功的巾帼英雄形象。 女作家们“处处为女性张目”,在文学女性画廊中增添了新的女性形象群体——“女豪杰”,应是具有独特内涵的原型主题。“女豪杰”不同于才子佳人小说中“佳人”,后者多是一味的足不出闺阁的才女形象,也不同于一般说部中的巾帼英雄形象,如穆桂英、樊梨花等,虽精于武而不善文。弹词中的女豪杰大多是名门闺秀,“女无脂粉闺房态,冰雪为姿铁石心”[6],她们才高、貌美、情深、义重,聪明、机敏、智慧,她们往往“弃脂粉于妆台,拾衣冠于廊庙”[7],文能盖世,武能安邦,轰轰烈烈作成一番事业。 《笔生花》中的姜德华不仅文章“字字珠玑,篇篇锦绣”,如女中相如,高中魁元,而且剑术高超,具有政治家、军事家的胆识才能。当国家动乱之际,她挂帅出征,率领十万勤王之师,一举剿灭楚元方,重整山河。她主持朝政,文武群臣大为逊色,皇帝依为股肱。作品对这一女豪杰充满溢美之词:“堪奇堪喜还堪敬,竟公然,女子勤王定太平。明室江山重复振,算来全仗一钗裙。”“娇儿具此非凡志,赛过须眉男子行。”“真像个,捧日擎天辅国僚。”“这一位英烈女侯,真乃今古无双的人了。那有个闺阁佳人,具此忠肝义胆,博智多才,竟做出这一番大事业来。”皇帝知其改装一事后,不但没有怪罪,反而惊喜地说:“不道一代江山,倒全亏一个女子挽转也。……恁般闺秀强男子,说甚么,易服乔妆负罪名。”妇女本来就具有与男子同样卓越的才能,如果不是受到社会的压抑和束缚,她们同样可以建功立业。作者的结论很明显,正像书中所言:“生女如斯胜似男”,“弄瓦翻新胜—94—弄璋”。表现了女性的自豪感和男女平等的呼声。 《榴花梦》中塑造了一个完美无缺的“女豪杰”形象——桂恒魁。作者自序中说:“是书也,独生色桂恒魁一人耳。夫桂恒魁者,一女子也。生居绮阁,长出名门。仕女班头,文章魁首。抱经天纬地之才,旋乾转坤之力,负救时之略,济世着谋,机筹权术,萃于一身,可谓女中英杰,绝代枭雄,千古奇人,仅闻仅见。当其深闺雌伏,不飞不鸣。一经骇浪惊涛,兴起百年事业。”桂恒魁闺名桂碧芳,自幼习得文武双全,一日在花园得到仙书,习练剑法。表哥桓斌玉夜遇碧芳,求婚,应允。后在一次家船遭劫中,碧芳因不敌强人,投江自尽,被仙女救至龙家花园,与龙雅玉结为金兰。从此扮为书生,改名为桂恒魁,帮助雅玉解除史家逼婚的危机。赴考中状元,被张小姐彩楼招亲,入赘为婿。是时桓斌玉又与梅媚仙订婚,媚仙被逼和番,跳水自尽,被桂恒魁救起,结拜金兰,改名恒超,并易男装,中武状元。二人挂帅赴北番救出桓斌玉,桓斌玉认出媚仙,并从她口中得知恒魁真相。凯旋回京后,恒超复女妆,嫁斌玉。恒魁却不愿易装,向君王讨到丹书铁券,并受册封为南楚国的藩王。就在她满怀欢喜,准备离京上任的时候,斌玉与恒超设计盗取了丹书铁券,向皇帝奏明桂恒魁的女性身份。素来“女子无爵”,桂恒魁气得大病一场,有心立即弃世学道,但考虑到父母恩情以及与媚仙的姐妹情谊,强忍悲愤,继续她未竟的事业。此后她做中宫,为国母,辅佐斌玉治理藩国,解除朝廷危难,是为名将、英主、贤臣、哲后,集治国,齐家本领于一身,建立种种功勋。然而她又“明心悟性,入圣超凡”,梵修八年后羽化升仙。 桂恒魁是一个集英雄美德之大成的人物,极富人格的魅力:“尤难者,处千军万马之中,谈笑自若;际恶怪奇妖之队,锋刃莫撄。情钟姐妹,何辞割股伤身;义重弟兄,不惮开疆拓土。驭兵料敌,别具心裁;履险临危,不形声色。为千百代红裙巾帼,增色生新。”她性格的主要方面是刚强、豪爽、有心计、尚权谋,堪称女中丈夫。更令人赞叹的是她勇于献身的精神,当“唐室颠连,干戈扰攘。外而藩镇拥兵虎视,内而宰臣擅政枭图。妇寺专权,后妃生乱。正国家凌替之秋,草野分崩之际”,女扮男装,武装上阵,出生入死于沙场;然又不愚忠于君王,不贪享荣华富贵,“众人皆醉,而彼独醒”,始以大智大勇,终以大彻大悟。与《再生缘》等作品不同的是,桂恒魁在第六十九卷也就是全书的五分之一处恢复了女装,以女性身份建功立业,比起那些单纯沉溺于男装想象的作品,应该说是一个进步。 《榴花梦》、《子虚记》还刻画了女豪杰群像,她们因为喜欢习武,不怕世俗的非议,期待着有朝一日“闺阁出英豪”,壮志“豪气”冲云霄,与那些说“奴本裙钗,何用习此男儿之事”的纤纤闺秀形成对比,显示了可贵的女性自我意识。 女豪杰形象还表现了清代知识女性的忧患意识和骨子里的任侠意气。《天雨花》第十五回左仪贞刺杀郑国泰是书中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她也因此成为巾帼胜过须眉的女中豪杰。早在事件未发生之前的第十一回,左仪贞向父亲索取盘龙剑,敬、顺二妹不解,问她要剑有何用,仪贞道作防身之器。“顺贞笑道:姊姊住在深闺内院,有何横事?却要防身?仪贞道:人生在世,那里说得尽!”[8]仪贞此语真是意味深长。“剑”意象在中国文化中最具有侠义的味道,侠客中“剑侠”美名最盛。仪贞佩剑,意思并不只是防身。她向左公求剑时说:“珠玉金银非我欲,儿心只爱盘龙剑。”左公说剑本是男儿所用,你从幼年索取到如今,如此深爱,就以剑为彩胜赋诗二首,若诗好便予剑。仪贞遂诗咏庄周蝴蝶梦,有梦中梦醒的深意,此正是人生的况味。而人生、人世的复杂、变幻又是无穷无尽的,才华横溢、满怀抱负的左仪贞,目睹“密云不雨”的朝政危机,忧患于心,早就预感到自己定要做一番不平凡的事业。而想成就事业,“剑”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武器。 有着“白璧志,青松节”的仪贞凭借着超群的胆略和坚强的毅力,竟做成个“女专诸”,“龙凤枕前飞白刃,鸳 通过以上对弹词小说女豪杰形象及其产生原因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明清时代反理学、反礼教的启蒙思潮影响下,清代知识女性的自我意识、摆脱束缚的愿望、追求男女平等的理想也是前所未有的。清代才女文化的形成和女作家的创作实践无疑具有十分积极和进步的意义,仅从文学史意义上说,女作家弹词在表现女性意—95—识、富于独立性和社会化倾向上,比起李清照、朱淑贞的传统和同时代的闺秀诗人是大大地跨进了一步。或许可以这样说,女性弹词是中国女性主义文学之滥觞。弹词小说比起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妇女小说要提早了一个世纪,它所代表的女性精神和形成的叙事传统对近现代女作家从事现代意义上的小说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此外,从目前弹词研究日益趋热亦可窥见它与文化史、女性史的密切关系。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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