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评】重视床旁超声在脓毒症中的临床应用
在美国，每年大约有超过65万例脓毒症患者，且在逐年增加。临床调查显示，我国严重脓毒症患者每年以1.5%的速度递增［1-2］。研究表明，尽管脓毒症病死率呈现逐年下降趋势，但脓毒症、严重脓毒症和脓毒症休克的病死率分别为16%、20%和46%，在致死性疾病中排名第10位。如何阻断脓毒症进展为严重脓毒症、脓毒症休克和MODS是降低病死率的关键，因此早期的血液动力学的最适化和重要器官的功能维持已成为临床关注的重点和热点。随着床旁超声技术的成熟和普及，床旁超声具备了简单、快速、无创、可重复操作的优势，其在脓毒症，特别是在严重脓毒症和脓毒症休克的液体复苏、循环和呼吸系统病情评估方面发挥越来越广泛的作用［3-4］。
1床旁超声在液体复苏中的应用
1.1血管通路的建立
中心静脉压（CVP）和中心静脉血氧饱和度（ScvO2）是脓毒症休克早期目标导向性治疗（earlygoal-directedtherapy，EGDT）有效液体复苏的指标，因此，脓毒症患者常需要建立中心静脉，以便于快速补液并进行容量监测。传统方法建立中心静脉多凭手感盲穿，与操作者的经验有关。而休克、患者体位以及先天血管缺陷等都可能导致盲穿失败，并可能出现气胸、血胸、局部血肿、误穿动脉等并发症。床旁超声引导下深静脉穿刺建立血管通路，具有以下优势：实时引导，全程可见；穿刺时间短；一次穿刺成功率高；减少并发症。
1.2容量评估
脓毒症休克，EGDT仍以CVP8～12mmHg（1mmHg＝0.133kPa）为有效液体复苏评价的指标［５］。但临床工作中，中心静脉置管是有创操作，存在一定医疗风险，由于技术受限或（和）依从性欠佳，可能导致无法快速获得准确的CVP数值。而床旁超声由于其无创和快速的特点，通过观察下腔静脉管径并计算呼吸变异指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CVP评估容量的不足。
1.2.1基本原理
吸气时由于胸廓内压下降，导致下腔静脉回流至右心的血液增加，腔静脉管径减小；相反，呼气时胸廓内压升高，回流至右心血量减少，腔静脉管径扩张。当患者有效循环血容量减少时，腔静脉管径会随之塌陷，同时管径随呼吸运动的变化幅度会增加。
1.2.2测量指标
下腔静脉血管壁薄、顺应性好，为容量血管；其次肝后下腔静脉可以以肝脏作为声窗，其可视性好，受肠道气体干扰小，可作为主要的观察血管。床旁超声测量下腔静脉最大径、下腔静脉最小径并计算呼吸变异指数。
下腔静脉呼吸变异指数＝（下腔静脉最大径－下腔静脉最小径）／下腔静脉最大径。
1.2.3容量评估
研究显示下腔静脉最大径、最小径及呼吸变异指数与CVP均有相关性，且下腔静脉最大径、最小径及呼吸变异指数可以预测CVP值的高低，可以作为无创手段监测患者的血容量；下腔静脉最小径及呼吸变异指数与PICCO血流动力学的指标均有相关性，下腔静脉管径及呼吸变异指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血容量状态，其界值分别为28.249999999999996px（敏感度96.3%、特异度94.1%）和界值30%（敏感度88.2%、特异度96.3%）［６］。有国外学者分别报道，下腔静脉塌陷指数（计算方法同呼吸变异指数）预测右心房压力＞10mmHg的界值分别为50%（敏感度87%，特异度82%）和40%（敏感度73%，特异度84%）［７］。对于机械通气的脓毒症休克患者，超声测量下腔静脉呼吸变异可以较好地预测对扩容治疗的反应性［8-9］。因此，床旁超声探测下腔静脉可以快速评估血容量，指导液体复苏。
2床旁超声在肺部疾患中的应用
2.1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
严重脓毒症和脓毒症休克常合并有多脏器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在肺部往往表现为ARDS。如何判断ARDS肺间质水肿严重程度，从而对诊治提供帮助？目前用于监测肺水肿的设备包括脉搏指示连续心排量监测（PICCO）和肺动脉导管，但它们均为有创检查，且成本高，无法长期使用。而床旁超声可以用来监测肺水肿严重程度。正常人的肺部超声显示为A线。A线为超声波在探头和胸膜间多次反射形成的伪影，它与胸膜平行、等间距且逐渐减弱。而肺水肿患者A线消失，出现B线。B线为肺间质水肿后形成的伪影，它起于胸膜，与胸膜垂直、呈激光状、高回声、延伸至远场。研究显示，床旁超声对肺水肿有较高的诊断价值，并可预测肺动脉嵌顿压（PCWP）的高低。在ARDS的柏林定义中，胸片和胸部CT表现仍是其诊断标准之一［10］。但在临床上，肺部的放射学诊断也有其局限性。床旁超声具有简单、快速、可重复操作的优势，被越来越多的应用在ARDS的诊断和治疗中。在呼吸困难的诊断中，ARDS可以出现胸膜改变，并可以将其作为证据之一与心源性肺水肿进行鉴别［11］。肺部超声还可以床旁评估ARDS的肺通气［12-14］，及时发现机械通气的肺不张和／或肺实变［15-16］。肺部超声还可以对“非含气肺区域”进行连续的监测，避免肺萎陷。对于机械通气的ARDS患者，超声可以判断“潜在的复张肺区域”，从而避免应用过高的PEEP，减少呼吸机相关性肺损伤［17］。
2.2肺炎
随着社会的老龄化，老年患者成为急诊科接诊的主要群体，肺部感染为其最常见的感染部位。目前常用的诊断手段包括胸部X线和CT。X线可在床旁完成，但其有放射性，且由于纵膈、心脏等脏器的干扰，常造成假阴性的结果。文献报道的X线片诊断社区获得性肺炎的敏感度在70%左右。CT诊断肺炎的敏感度很高，但放射性更强，且无法床旁完成，挪动病情危重的患者进行CT检查有潜在的风险。近年来，经胸超声检查肺和胸膜在呼吸系统疾病的诊断中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价值。
2.2.1肺炎的超声影像特点
超声可以在每个肋间进行肺和胸膜的扫查，其提供的影像信息要远多于X线，并能接近CT检查的效果。肺炎的超声影像学改变包括：①肺组织肝样变为实变的肺组织，其超声影像与肝脏近似。实变的肺组织中可见高回声影，为充气的支气管，这是判断肺实变的重要依据；②局部Ｂ线肺水肿患者B线为双肺散在分布，而肺炎患者出现Ｂ线则局限在有炎症的肺组织内，为炎症导致的肺水肿；③胸膜下结节为胸膜下出现的低回声结节，可以表现为三角形、多边形、圆形等；④胸膜改变表现为胸膜的增厚（＞2mm）或不规则。
2.2.2超声影像评价
大部分学者使用床旁超声诊断肺炎时，将观察到肺组织肝样变作为依据。但是部分患者可以表现为间质性肺炎或肺部弥散渗出，而并非肺组织实变。笔者进行的研究结果显示只有70%左右的肺炎超声检查出现肺组织实变，与其他学者报道的结果略有差异。有文献报道局部出现B线为肺炎的超声影像特点，但是以局部B线作为诊断肺炎的标准并不准确。急诊就诊的许多老龄患者多合并有基础的心脏疾病，即使没有肺炎的情况下，也可发现B线，尤其在背部肺组织。有研究将超声发现胸膜下病变（三角形）作为诊断肺栓塞的依据，而笔者进行的研究显示肺炎患者也可以出现胸膜下病变，而且CT表现为弥散性渗出的肺炎患者，其胸膜下病变的数目多。其可能的机制为肺部炎症反应导致向外周肺组织供血的小血管出现炎症栓塞，导致肺组织缺血坏死继而出现胸膜下低回声的结节。另外，笔者发现肺炎患者出现胸膜改变的肋间数量多于非肺炎患者，且CT表现为弥散渗出的肺炎患者其出现胸膜改变的肋间个数多于CT表现为实变的肺炎患者。
3床旁超声在心脏损害中的应用
心脏是脓毒症时易损靶器官之一，40%的脓毒症患者出现心功能不全［18］。表现为心脏扩大，射血分数下降，对容量负荷收缩反应差，收缩峰值压力／收缩末期容积比值下降等［19］。作为无创性的心脏结构和心功能检查手段，超声心动（UCG）在脓毒症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严重脓毒症和脓毒症休克在充分的液体复苏后，往往表现为心排量（CO）正常或升高，外周血管阻力降低。尽管CO升高和每搏输出量（SV）正常，但仍有可能存在心功能不全，表现为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下降。可能的原因为心率增快和左室收缩末期容积LVESV）、舒张末期容积（LVEDV）的增加。多项研究表明，LVEF、LVEDV可以判断严重脓毒症和脓毒症休克患者的预后，UCG检查LVEF受损的脓毒症患者其预后差［20-21］。较之PICCO，床旁UCG具有简便、无创、快速的特点，且可以测量LVEF值，更能快速、准确地反映心功能。
超声心动还可以对休克的其他原因如急性心肌梗死、急性心包填塞、急性肺栓塞等进行鉴别，并发现原有的心脏疾病，如肥厚性心肌病、先天性心脏病、感染性心内膜炎以及心脏瓣膜病等，从而指导液体复苏以及原发病的治疗。
4结语
床旁超声的优势在于其快速、无创，可以在床旁由急诊科医生完成，不需要联系其他科会诊，因此缩短了诊断和判断病情的时间，使脓毒症患者得到更早、更及时的治疗。超声检查对身体无伤害，可重复进行，用于监测脓毒症患者病情的变化，可为临床医生判断治疗效果和决策下一步治疗方案提供依据和支持。目前我国尚无急诊超声的相关培训和资质认证，如何根据国情制定适合我国的培训方案，成为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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