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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游记 漫话苏州河
目 录
本篇为第四篇 江皋嘉雨
上海游记 漫话苏州河之四
江皋嘉雨
潇散闲人/文 42 沿苏州河一路西行，一座座横跨在河上的桥梁，犹如一条条纽带将苏州河南岸北岸织在一起，又如一道道别在美人头上的金钗，在苏州河上闪闪发光。
解放前，苏州河上除了外白渡桥，浙江路桥、新闸路桥、西藏路桥、四川路桥、乌镇路桥之外，苏州河的中上游，只有几座吱吱作响的小木桥。大量的人员和物资，仍靠摆渡来运输。
历史上吴松江和黄浦江主要是靠摆渡来过河的，元张之翰曾有《过黄浦》诗云“黄浦春风正怒号，扁舟一叶渡惊涛，诸君来问民间苦，何用潮头几丈高”。明时上海人口增多，河两岸来往频繁，为适应需要，增加了许多渡口，官府所设，称官渡；或为乡绅捐田造舟设之，称义渡；亦有里人共设。《上海内河航运志》载，“到清嘉庆年间(1796～1820年)，上海已有百余渡口，黄浦江、吴淞江为多，其余散在各县内河小港。……官渡由官府给银渡夫，义渡则由乡绅所捐田中给渡夫工食。其后，吴淞江渡口不断增设，到光绪初年增设数十渡口。上海的津渡船逾300艘。”
解放后，苏州河渡船得以恢复。至1956年5月，苏州河共有18条船渡航线，木质摇橹渡船30艘。随着上海城市建设的发展，经过了几百年的风风雨雨，苏州河上的最后一条摆渡——强家角轮渡也已于1998年初撤销。
上海开埠之初，苏州河下游可以停船的渡口有三个，今乍浦路桥附近的头摆渡，今江西路口的二摆渡以及靠近苏州河东面的外摆渡。后来，苏州河南北两岸先后被划为英美租界，原先的几个摆渡口开始不能适应租界殖民当局的需要，于是苏州河上造桥就成了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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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6年，一个名叫韦尔斯的英国人开此先河，出面组织了一家“苏州河桥梁建筑公司”，花了12000元，在外摆渡上建造了一座巨大的木桥并以自己的大名将之命名为“韦尔斯桥”。这是苏州河上第一座桥。同治十二年，租界工部局在此桥近侧另建免费通行的木浮桥，也叫公园桥。韦尔斯桥由开始的收费过桥到最后的免费使用,期间经过了许多波折。以后上海人就称这座桥为外摆渡桥或外白渡桥。
这座横跨在苏州河口的桥梁，面对光怪陆离的上海滩，如果从1856年第一代桥算起至今已经155岁了。从威尔斯桥、花园桥、外摆渡桥，到现在我们看到的建于清光绪32年间，下承式简支铆接钢珩架、木桩基础钢筋混凝土桥台和混凝土空心薄板桥墩的外白渡桥，这座桥已经换了三代。我们且不去管它的前世今生，它在苏州河上的挺立，已成为上海地标性的建筑，成为百年上海的见证。
对于上海人来说，这座桥充满着上海城市的记忆，这里曾经上演了一段段的悲欢离合的故事，它是生活和爱情的见证，经历了无数的风雨和人间冷暖的变化，也成为了老上海人情感上的一个寄托。外国侵略者曾经耀武扬威，无数电影小说里的人物在这里演绎着生活的欢乐和忧愁。在无数个走过桥面的脚步中，有生活的酸辛和甘苦，也有对生活的憧憬与渴望，它在走过历史的同时，也在人们的心中踏出了具有无比沉重的份量。
苏州河尽情的流淌，而外白渡桥日日夜夜为昨日和今日的上海唱着守护的歌谣。对于一代人来说，它犹如外婆一样，虬劲的钢架昭示了所经历的沧桑，依然慈祥的安坐在河边，笑看人来车往，寒暑春秋。2009年2月外白渡桥经过近一年的大修之后，回到苏州河口重新安放。大修回归之日，数百人冒雨等待，观看了回归全过程。4月正式对车辆和行人开放，外白渡桥重获新生。
站在桥头，轻抚桥栏，对面的陆家嘴在浓云下静静的佇立，一座座挺拔的高楼大厦，竟向朝着高空伸展着，俯视着黄浦江面上穿梭般的游艇、渡船和货轮往来。三三二二的人群，从桥上悠闲的走过，桥面快车道上车如流水，川流不息。新整修的外滩源，在这一带似乎宽阔了许多，四周林立的高大建筑肃整而庄严，站在南桥头回望苏州河上的外白渡桥，桥身窈窕，犹如依偎在上海大厦的怀里，安详而端庄。
在上海人眼里，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将近半个世纪，外白渡桥和上海大厦犹如姐妹般共同承担着上海地标的称谓，成为上海的一个标志。因为有了这座桥的连接，苏州河两岸的建筑成为了一体，把江与岸，建筑与道路凝固成一曲交响乐曲。车马笙啸，江潮激荡，外滩这块具有特殊意义的纪念地，为上海的百年历史雕刻成一朵史诗般的美丽之花，绽放在东方明珠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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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往西，一座座桥梁比肩而立，共同承担着两岸货物运输和人们的通行。乍浦路桥，四川路桥，河南路桥，西藏路桥，乌镇路桥、新闸路桥、成都路桥等等，每一座桥梁都有故事。
乍浦路桥，中国人称头摆渡桥，亦称白渡桥。为区别东邻的外白渡桥，故又称二白渡桥。外国人则称蓬恩桥，是因为外国人蓬恩曾在此渡口建过一座浮桥。原老乍浦路桥坡度很陡，行人尚且不便，来往车辆倍觉吃力。老一代人记忆犹新的著名的“推桥头”，学雷锋做好事，就发生在这座桥上。据说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三毛推桥头的背景就是乍浦路桥，老文汇报旧址，乍浦路美食街，都使这座桥曾经名噪一时。四川路桥，原为苏州河上一渡口，旧名二坝郎，光绪四年建了一座木桥，名里摆渡桥，亦称“白大桥”。因桥北堍有上海邮政总局，亦俗称邮政局桥。民国32年,改名四川路桥。河南路桥亦曾是渡口，以舢舨渡河，人称三摆渡，因桥堍下建有天后宫，故又称“天后宫桥”。吴淞铁路筑成后，又称铁马路桥、铁大桥。
福建路桥，说来历史还很悠久。明朝的时候，吴淞江下游淤浅，为防潮水倒灌，在此建石闸桥一座，同时还在今厦门路上建有“大王庙”。石闸直到清朝时废掉，清康熙十年又在老闸西面三里外的金家湾，新建石闸一座，称新闸。后拆旧闸建木桥，上世纪50年代建造混凝土曲拱桥，民国35年时改名福建路桥。未曾想，这座桥意外的具有一个地标意义，上世纪三十年代文学作品里屡屡出现的闸北区一词，即此而来。
嘉庆年间，因吴淞江上船来船往，贸易兴旺，在老闸和新闸周围形成了两个市集，船作、铁铺和商肆林立，市面火爆。上海开埠以后，新闸、老闸北面原来为一片沃野农田，也开始发展，很快便成人口密集的居住区。1927年置区时，因苏州河上的闸而名，称“闸北区”。
闸北区也是有着光荣传统的地方，清宣统三年受武昌起义的影响，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以闸北光复为始，上海全部光复。孙中山旋回上海，并于民国元年（1912年）1月1日，由上海北火车站乘车赴南京就任中华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此外，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闸北决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一二八淞沪抗战闸北战，八一三淞沪抗战闸北战，四行仓库守卫战，解放闸北等重大事件使闸北区声名在外。
在老上海的文学作品里，最使人记忆深刻的，就是老上海的闸捕房了。1925年5月30日下午3时37分，守卫老闸捕房的外国巡捕向和平请愿的游行队伍开枪，打死4人，打伤9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如今的西藏路桥，从前称为自来火厂桥，因桥南有英商开的自来火房（煤气厂），桥北有垃圾转运码头，被叫做新垃圾桥。恒丰路桥，过去称舢板厂桥，光绪年间是座木桥，因南岸有英国人的划船俱乐部，故称。因近麦根路，也叫麦根路桥。江宁路桥，旧称造币厂桥，早年是五孔木桥，因附近有旧上海中央造币厂而得名。还有些如山西路口的盆汤弄六孔木桥、三官堂桥等，今天已没有多少人知晓了。
不独苏州河上的桥，上海地处水乡，港河滨汊自然数不胜数，翻开上海市区地图，仍然可见许多带有桥的地名和路名如：八仙桥、太平桥、提篮桥、东新桥、绿杨桥、打浦桥、五里桥、天钥桥、枫林桥、斜桥、塘桥等等，绝大部分已经名不符实了，其实，这些旧地名，很久以前曾经都是有河有桥，垂柳绿杨的地方，后来填河筑路许多河流都不复存在了。据数据资料，140余年来，上海市中心城区有历史记载的河流消失近266条段、总长度超过47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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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中国人对桥就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从古至今祭桥的风俗从未间断，这是一种来自远古的情结。在我国几乎所有民族中都有祭桥的仪式，用以祈求风调雨顺，婚姻美满，皇榜高中，多子多福，财源广进，平安如意等等，几乎涵盖了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因此，这种仪式在生活中就成为一种故事的包袱，正因为有了各种各样的诉求和祈祭的希望，才有了许许多多的人情冷暖、风风雨雨的过往，才有了许多趣闻和习俗的活泼生姿，它带给人们的不仅是虔诚愿望的表达，更是生活的向往和寄托。
旧上海沪上八景之一，石梁夜月，就是一个关于桥的景致。清乾隆年间上海人李行南曾作诗一首：“桂尊环饼答秋光,处处氤氲朝斗香。结伴良宵出城去,陆家桥上月如霜。”描写中秋之夜，人们在东门外方浜(今东门路)上的石桥，即陆家桥上观赏“月影穿环”的盛况。江南历来有走桥的习俗，清人顾禄在描写江南风俗的《清嘉录·正月·走三桥》中云：“元夕，妇女相率宵行，以却疾病。必历三桥而止，谓之走三桥。”走过三座桥，便可终年除却百病。在江南许多地方都有走三桥的习俗，来祈求生活幸福，女子们来祈求婚姻美满。如周庄，乌镇等地，旧历元宵节晚上，人们成群结队，扶老携幼，提着花灯，在河边、桥上游走，远远看去，煞是壮观。
旧时还有的地方正月十四有拜十桥的习俗，祈求来世的婚姻圆满。“拜十桥”不能走回头路，否则必受挫折，幸福生活大打折扣。到了第一个桥头要念叨：“第一座是金桥，金打金锁金链条，风吹吹，浪漂漂，童男童女扶过桥。”第二座桥要念，“第二座是银桥，银打银锁银链条，风吹吹，浪漂漂，童男童女扶过桥。”十座桥分别冠以“银、铜、锡、铁、竹、石、木、板、草”为调，其它歌词不变，十桥过后，皆大欢喜，不但来世婚姻美满，一年之内亦可平安快乐，生活幸福了。
至今在上海民间亦有走桥的习俗存在，小孩子过满月，办酒前，要沐浴点红，焚香祝祷，放鞭炮，要有老娘舅抱着走过三座桥，以保佑新生儿一生顺顺利利，平平安安，大福大贵。走桥的方式略有不同，比如还有妻子抱孩子，丈夫打伞过桥，可以保佑孩子健康平安，一生顺利等等。高考前的学子一般会到文庙，走一走状元桥，拜一拜孔子，祈求考上理想中的学校等。
总之，在中国人眼里，桥既是生活的需要，又看作一种界线，比如过去与未来，白天与黑夜，阴间与阳寿等等，桥是神圣的，桥神会给人们带来富贵财运等，保佑家庭平安，人丁兴旺。
上海话中有句俗语“邱六桥”，特指笑里藏刀善用暗箭伤人之刁蛮小人。这个俗语的来历，据说是来自上海老城。早年上海老城内有“四字六条桥”，即陈市安桥、陈箍桶桥、王医马桥、穿心河桥、红阑干桥、广福寺桥，此六桥左近皆出一善人，故名“好六桥”。城内又有“一字六条桥”，虹桥、黑桥、小桥、亭桥、县桥、马桥，桥旁又皆住一恶棍，故名“邱六桥”。还有人把“六桥货”也作为骂人的话来使用，亦源于此。上海话里丑、邱不分，所以邱六桥就成为一句形容奸诈阴险，刁钻促狭的“小刁模子”的俗语了。
还有一个说法说邱六桥来自上海另一俗语邱螺角。上海人称人头顶上的发旋为螺角，或正或偏或一个或两个人人都有。旧时接生婆凭借接生经验，总结出一首歌诀来：子、午、卯、酉正头顶，辰、戌、丑、未偏头顶，寅、申、巳、亥双头顶。即什么时候出生的新生儿有什么样的发旋。如果两个发旋离得远，且又长在羊角处，那么这样的人一定是性格古怪刁钻之人。故称邱螺角，又称邱六桥。不过此话离题有点远了，权作消遣谈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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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苏州河走，迎面而来的座座桥梁见证了百年上海的变迁，两岸的历史和现代建筑记录着城市发展的脚步，而苏州河畔交错拥偎着的历史信息，将人们带到了往昔，那些风生水岸，蓬声雨夕，四季寒暑的往事，历历在目。也许它不及某些如椽巨擘般的重大历史事件，那样令人注目，但它一样走入了百年时光的更叠，记录并传达着这座城市的千千情结，更令人感到上海的记忆在苏州河水的缓缓流动中叮淙作响。因此，还有一些建筑和地方，也值得一记。比如新天安常，旧圣约大学，旧四行仓库等。
站在外白渡桥头西望，一座教堂建筑隐隐在现。那就是新天安堂。此堂曾经于1920年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在此演讲而闻名。
旧上海旅居的英侨中宗教信仰大致分两种情况，一种是英国国教圣公会（也称英格兰圣公会或安立甘教会）信徒，一种是非英国国教信徒。圣公会说来话长。17世纪的英国是个多事之秋，亨利八世之父亨利七世，本是王室远亲，在战场上夺取王位，开创了都铎王朝。亨利八世继承王位时，资本主义迅猛发展，以罗马教廷为中心的天主教会严密控制着王室，大陆上西班牙、法国、德意志等几个大国在激烈争夺欧洲霸权，随时对英国构成威胁。在这种大背景下亨利八世大力加强王权，镇压旧贵族的叛乱，推行宗教改革，使英国教会脱离罗马教廷，自己成为英格兰最高宗教领袖，成为拥有空前权力的专制君主，圣公会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的。
圣公会在上海势力雄厚，自然教堂建筑也是风光八面，1869年在今江西路建造了圣三一堂。这座红砖砌就的教堂，室内外均为红砖墙面，老上海人称之为“红礼拜堂”，1875年升格为圣公会北华教区主教座堂。被称为是上海早期最大最华丽的基督教教堂。上世纪30年代上海十层以上高层建筑出现以前，圣三一堂的钟楼很长一个时期为上海的制高点和最醒目的地标。上海解放后，曾经长期为黄浦区政府办公地点。 新天安堂建成于1886年，是旅沪英国侨民中，非圣公会以外其他教派信徒的联合礼拜堂。教堂为哥特复兴式建筑风格，教堂的总体平面呈双十字结构，东西两侧各有一个礼拜堂，外墙亦饰以红砖砌面。教堂中部一座高达33米的钟塔，这在当时也是苏州河南岸的最高建筑了。它的设计师，英国建筑师道达尔，是当时上海极少数拥有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RIBA）会员身份的正规建筑师之一。解放后的使用过程中，西侧礼拜堂被拆除，塔楼尖顶亦被毁。一度成为上海照明灯具厂的办公楼。这座建筑2007年1月毁于一场神秘大火，所说神秘，好象至今也没有确切的起火原因。据说外滩源改造时落架大修，由某开发集团承建，但位置却被移动。同样是据说，现在交民政部门作为发放结婚证的地点使用，不知是否属实。
早在新天安堂建成之前，1864年由伦敦会差会建有天安堂，天安堂是一座基督教新教教堂。首任牧师为麦都思。
麦都思是个中国通，被称为汉学家，1843年代表伦敦会到上海，是第一个到上海的外国传教士。曾独立编写、发表的中文书刊达30种之多，为近代地理知识和历史知识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促进作用。他在山东路一带建立了伦敦会的总部，包括墨海书馆、天安堂和仁济医馆（即早期的仁济医院），因他在此地建房居住并传教，这一带被人呼为“麦家圈”。也是这个家伙，1848年3月，伙同雒魏林、慕维廉擅自去青浦传教，与船民发生冲突，英领事借此挑起事端，激起中国近代第一件教案“青浦教案”。
天安堂与仁济医院毗邻，仁济医院开办于1844年，原在大东门外名为“雒氏诊所”，创建者为英国医师兼传教士洛克哈脱即雒魏林。1846年教会募得银款在山东路麦家圈新建医院，名为山东路医院，亦称仁济医馆，也是上海开设最早的一家西医医院。
据《上海宗教志》记载，新天安堂建成后，天安堂完全对中国信徒开放，1958年天安堂被献给人民政府，信徒旋转去圣三一堂礼拜，堂址划归仁济医院作门诊部，后仁济医院扩建，天安堂原址拆除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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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河的学堂弯，也称为盘湾里，因该河湾旁有许多学堂，故称为学堂湾。华东政法学院座落在原圣约翰大学旧址上，也是一处颇负盛名的地方。
创建于1879年的圣约翰大学，由美国圣公会上海主教施约瑟创办。旧圣约翰大学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上海乃至全中国最优秀的大学之一，许多名流富商子弟入读。其学历在全美通行，学校先后培养了许多知名人士，如荣毅仁、顾维钧、林语堂、宋家三兄弟、连横、邹韬奋、严家淦、贝聿铭等，许多人喻之为“东方哈佛”。该校1952年并入其他多所高校。其建筑也很有特色，取格物致知之意的格致楼，纪念牧师颜永京的思颜堂，纪念牧师孟嘉德的思孟堂，以及红楼、怀施堂、思丁堂、树人堂、斐蔚堂等中西合璧建筑，亦然堪称精心之作，掩映在浓荫之中，诉说着当年曾经发生过的历史故事。
六三楼，原名斐蔚堂，为纪念1925年该校的“六三”爱国壮举，将斐蔚堂改名为“六三楼”。
“五卅”惨案之后中国教员和学生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遭校方压制，许多教师和学生愤然离校。圣约翰大、中两校学生535人签署的《圣约翰大学暨附属中学学生脱离宣言》，17位教授，声明总辞职，次日在上海各大日报上刊登。“五卅”前约大及其附中两校学生有720人，惨案后顿减大半。离校的师生，在社会各界的赞助下，赠款捐地，组建了光华大学（校址在今东华大学）。爱国的约大师生“六三”反帝壮举，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高尚的民族气节，值得永远纪念。
现在华政座落的地方，旧时称梵皇渡。是苏州河的一处渡口。清人王钟编纂的《法华乡志》载，此渡原名法华渡。因该处有范巷宅，俗称范巷渡。亦作梵皇渡。民国5年(1916年)因建沪杭铁路二号桥，梵皇渡被废。
此地原为英国兆丰洋行所有。1861年，英国人霍格三兄弟于咸丰十年在“大马路”合伙创办“兆丰洋行”，太平天国时，经营外伤药材发了大财。霍格于咸丰七年来到上海，在太平天国军队攻打上海期间，负责英租界防务，当时正是人荒马乱时期，他看中了苏州河畔吴家宅这片地方，以极低价格买进了千亩土地。建造了自己的私家花园，名“兆丰花园”。据说公园内至今还保存着一块刻有霍格名字的英文简称“EJH”和“兆丰洋行”4个中文繁体字的界石，它就是兆丰花园的地界标志。
同治元年（1862年），英人以军用名义，越界筑路，从静安寺至苏州河边，直通兆丰花园，这条路最初叫“JessfieldRoda”，中文译音为“极司非尔路”。民国《法华乡志》载：“极司非而路,自静安寺,接海格路迤北,曹家渡至梵王渡。同治三年(1864),英工部局筑。民国初,迤西接通白利南路。”
关于这个名字，还有一个很动人的传说。
在吴家宅附近曾住过一个葡萄牙传教士，一次邂逅中，对一个流落于杂技场的女孩的哀哭声所吸引，于是动了恻隐之心，以重金赎了出来，并委托朋友送往美国接受教育。五年之后这名子女已改名杰茜，为感谢牧师的慷慨相救，嫁给了他为妻。随后这地方就以这女孩的名字来命名，即杰茜之地，中文译作极司非尔。后来工部局将此路命名为极司非尔路，就是如今的万航渡路。
旧时传说已不辩真伪，但是“极司非尔”这个名字却与旧上海有着紧密的联系。沿路曾经座落着许多别致的花园洋房，至今一些小弄堂里依然参差零落着老房旧屋，别有洞天，诉说着陈年往事。1930年1月，在原极司非尔路福康里9号中共建立了第一个秘密电台，（有人纠误说，确切地址应是在大西路即后来的中正西路433弄，也就是延安西路420弄9号的福康里。）以及当年设在极司非尔路上的魔窟76号汪精卫政权的特工总部，依然令人们记忆犹新。如今当年的汪精卫特工总部的原址，成为上海市逸夫职业技术学校，岁月荏苒，凝成了一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1879年，兆丰花园由美国圣公会购买了一部分，开设圣约翰书院，1914年，工部局又收购兆丰花园的其余部分，在圣约翰大学对面建成兆丰公园，也称作为极司菲尔公园、梵皇渡公园，即现在的中山公园。公园内有一株悬铃木，种植于同治五年，它经历了145年的风雨沧桑，如今已成为公园内树龄最高、形体最大的古树名木，也是公园的历史见证。园中早年还养有动物，解放后这些动物均迁往西郊公园(即今上海动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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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西藏路桥与乌镇路桥之间，坐落在苏州河边光复路1号甲四行仓库，也是一个有纪念意义的地方。四行即是旧上海中南、金城、大陆、盐业四家银行，所以这个仓库称四行仓库。这里因八一三事变淞沪抗战后期，奋勇抵抗日寇的八百壮士之壮举而闻名于世，已被列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现成为文化创意区而名噪一时。
历史闪回到1937年，在淞沪会战后期，国军88师师长孙元良留该师第524团一个加强营，总共官兵420人，坚守四行仓库，这些官兵因号称八百人，被世人称为“八百壮士”。四行守卫战，是一场空前惨列的战斗。在日军的重重包围下，孤军奋战4昼夜，后冲出重围，退入英租界，但英租界却拒绝中国军队退出上海，被困守孤营达四年之久。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上海公共租界，孤营军官26名，士兵307名全部被日军押走，“八百壮士”从此沦为了日寇的阶下囚。1942年，除成功逃脱的战俘外，“八百壮士”中的50名官兵，由二排长薛荣鑫带领，被押解到西太平洋的拉布尔岛屿上，过着非人的苦役生活。
2008年12月，网上一篇《上海四行仓库保卫战的“八百壮士”遗骨在海外无人问》的帖子，揭开了八百壮士身后的一段往事。
事情的起因是，澳大利亚政府近年多次搜索二战飞机残骸，在一次执行任务中，他们南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拉布尔一处荒凉的山坡上的密林中意外发现有几座刻着中文与中国军队标志的墓碑和墓地。这个消息很快被当地华侨获悉，于是雇用了丛林土著人带路，在一处荒坡蔓草丛间找到了三座中国军人墓碑，有两座可辨识碑文，但不是八百壮士的墓地，那么八百壮士的墓地又在哪里？后来中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使馆工作人员证实在其它地方找到了八百壮士遗骸。新发现的墓地“辨认难度很大，但墓地附近的野草却很特别。有的地方茂盛，有的地方却很稀疏”，后来发现野草稀疏的地方正是墓地，有乱石堆砌其上。除“八百壮士”之外，同时发现的还有中国缅甸远征军将士以及新四军战士的遗骨。《国际先驱导报》曾作过详细报道。
拉布尔位于南太平洋新不列颠岛北端（今巴布亚新几内亚），日军于1942年1月登陆并占领了拉布尔，将一批批中国战区、滇缅战区战俘，如淞沪会战战俘“八百壮士”、中国缅甸远征军、新四军和少数普通老百姓劳工装船押运到这个热带岛屿的丛林中，从事残酷的劳役。日本投降后，幸存官兵于1945年9月至1947年底，陆续回国。 据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的资料记载，二战期间，先后有1600多名中国军人被押送到拉布尔战俘集中营当劳工，其中653人遇难。而在整个巴布亚新几内亚境内，有一千多名中国将士长眠在了这座荒凉的孤岛上。据四行保卫战被俘老兵回忆，幸存官兵回国前，曾与当地侨界合作修建一座公墓，安葬遇难官兵遗骸。但是由于时间已久，墓园长期失修荒废，逐渐被夷为平地。巴布亚新几内亚地处热带地区，长年的降水以及频发的火山地震活动，已经使这些墓地遭到了很大程度的毁坏。尤其是1994年9月的一次火山喷发几乎摧毁了整个拉布尔城，这些英烈的墓地再次遭劫。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独立后，大量华人迁居澳大利亚。当地的侨胞更少，埋骨于此的抗日将士也更加鲜为人知。这次被发现未被破坏的墓碑，便属于其中的一小部分，大量的烈士遗骸已难再寻。当地华侨说“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尔兹比港也有不少中国英烈的墓地，上个世纪80年代还能找到一些残存的墓碑。”但是，随着城市的建设和战乱，这些英烈的墓地如今已踪迹全无。
其实，何止八百壮士的遗骨，近代史上到底有多少中国军人遇难在海外，很难有确切的数字了，但目前大多已骨骸无存，永无归期。所幸的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表示，政府将以隆重、庄严的方式纪念在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抗战将士遗骸归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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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可见的实物以外，还有一些曾经苏州河边的风光已隐入历史，不得而知的也很多。比如在苏州河边的小万柳堂。要说小万柳堂，就必须扯出历史上明代北京城的万柳堂来。 明代江苏武进（今江苏常州）人蒋一葵著《长安客话》，是专门记载北京地方文献的书藉。其中记载，“元初，野云廉公希宪即钓鱼台为别墅，构堂池上，绕池植柳数百株，因题曰万柳堂。池中多莲，每夏柳荫莲香，风景可爱。”意思是元朝宰相廉希宪，看中玉渊潭钓鱼台美丽的风景，便在潭边植柳百株，名叫“万柳堂”，成为他的私人园林别墅。一时引得众多风流名士慕名而来，饮酒赋诗，雅士麇集。
“一日招卢疏齐挚、赵松雪孟頫游宴。时有歌小圣词侑觞者，孟頫赋诗曰：‘万柳堂前数亩池，平铺云锦盖涟漪。主人自有沧州趣，游女仍歌白雪词。手把荷花来劝酒，步随芳草索题诗。谁知咫尺京城外，便有无穷万里思?’”赵孟頫为元代著名画家，能得之这样的称赞，可以想象当年的万柳堂是如何的“径曲而深，洼以为池，累以成山，池旁皆兼葭，云水萧疏”的景象了。然而，后人发现元明之后的史书均无涉及，对此万柳堂的真伪多有揣测，见著纷纷。尽管如此，万柳堂古人多有吟咏，也算一桩风流儒雅的公案吧。到了光绪年间，无锡城内水獭桥人廉泉，因追慕先祖风雅，先后在上海曹家渡和杭州西湖两处建“小万柳堂”，以志廉氏家脉，自号小万柳居士。
无锡廉氏颇有渊源，先贤廉洁为孔子门徒，春秋末年卫国人，孔门七十二贤之一。战国时代的廉颇，恒阳王廉希宪均为廉氏一门优秀代表。
廉泉其人，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举人，翌年在京会试时参与康有为的“公车上书”。精诗文，善书法，嗜书画、金石，为江南名士。交游甚广，结识了不少革命党人，如苏曼殊、徐锡麟、吴禄贞、李煜瀛、秋瑾等人，并与孙中山结识。
其妻吴芝瑛，安徽桐城吴挚甫的侄女，能诗善书，写得一手秀雅的瘦金书，曾得到清廷慈禧太后的赏识，与画家吴杏芬并称清末民初海上艺坛两女史，颇负盛名。1903年，侠女秋瑾居北京，与廉家为邻，吴长秋瑾七岁，两人情投意合，义结金兰。秋瑾赴日留学，吴芝瑛多有资助。吴芝瑛与鉴湖女侠秋瑾及另一江南才女徐自华并称桐城三才女。光绪三十年冬，廉泉辞职南归，与吴芝瑛移居沪上。翌年购地筑园，于上海曹家渡营别墅，名小万柳堂，吴芝瑛自号万柳夫人。1907年秋瑾遇害，吴芝瑛与徐自华葬秋瑾于杭州西泠桥畔，吴芝瑛书徐自华撰写之墓表，勒文于碑。并在小万柳堂辟“悲秋阁”以志哀悼。吴芝瑛早年家产丰厚，但为人豪爽，捐资甚多，晚年贫病交加，家境窘迫至极。1934年3月，病逝于无锡廉氏故居，终年66岁。
资料显示，廉泉身后亦颇凄凉。晚年的廉泉家道中落，种种原因，不得已靠低价转卖所珍藏历代精品名画为继。辛亥革命后，廉泉隐居北京西郊潭柘寺，1914年，东渡日本，在神户椰取山建造住所，取名“三十六峰草堂”，1917年回国，北伐胜利后，曾婉拒蒋介石出任公职。其时他已穷困潦倒，饔飧不继，负债累累，不得已将杭州和上海的小万柳堂别墅以及所藏的一些字画先后出售。1931年廉泉独自一人赴北京潭柘寺养病，同年lO月6日，病逝于北平协和医院，安葬于潭柘寺旁，终年63岁。后有人曾于上世纪30年代发现北京西山乱草丛中残碑一块，上载廉泉之墓及90字铭。
小万柳堂曾为苏州河曹家渡一景。“堂之东，有帆影楼。堂之上有西楼；西楼钩连处，为剪淞阁。每当夕阳初下，晚霞水影，景色最佳。堂南为南园，环以垂柳数百株，仿佛当日的南湖”。“万柳堂对岸为海宁徐氏的小兰亭，大门上署‘剪淞徐渡’横额，占苏州河流之胜，一片竹林，有兰亭的风致。”有回忆文章称，小万柳堂颇有徽派园林的风韵，建筑呈Ⅱ字形,三面红墙围绕,有大门在西南侧,且有房屋两间;靠西墙,有厨房柴屋8间,西北楼屋厢房上下24间,楼上前有走廊。楼梯在东边走廊下。上楼到客厅,分别到厢房,踅人即进帆影楼书室。相隔10米,顶端为悲秋阁。
关于小万柳堂旧址，《民国法华志》载：“小万柳堂在九果园对河吴淞江（即苏州河）南岸，金匮（无锡）举人廉泉与妻吴芝瑛偕隐所，有帆影楼诸名胜。廉、吴以诗、书、画名海内，古帖、古画多珍藏，中外人士来访者觞咏品题，殆无虚日。”那么，老九果园又在哪里呢？《上海园林志》有一节说这一带清末园林状况称，“普陀区境内早期园林大都为乡绅、富商的私家花园(祠院、别墅)，风格仍以中式为主，少数为中西合璧，其中较著名的有小万柳堂、九果园、小兰亭。”其中对九果园的描述是：“旧址在吴淞江北岸今光复西路1301弄一带，清光绪年间吴文涛所建，以植有果树9株而得名，园中栽有桃、李、杏、梅、枇杷、花红等果树及玉兰、山茶、栀子等花木，荷花池中有名种金边荷叶。”可见，找到九果园定位，抑或小兰亭，就不难知道小万柳堂的旧址了。 曾有人撰文称，小万柳堂旧址大约在今华阳路向北延长线的苏州河边。笔者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去考证这些，有兴趣的上海童鞋闲暇时可以一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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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河边还有一处具有旧上海见证的地方，它被上海人垢病，它为此地人嫌恶，但它又是许许多多上海人梦牵魂绕的地方，那就是三湾一弄，上海最早也是规模最大的棚户区。
上海闻名的“三湾一弄”棚户区，指集中在潭子湾、潘家湾、朱家湾和药水弄一带的居民区,于是就有了“三湾一弄”的统称。潘家湾和潭子湾位于昌化路桥北堍的两侧。
潘家湾指处在苏州河与彭越浦之间地带。其实，这个地方也很有点历史。彭越浦，又名彭公浦、彭王浦。有记载称，彭越浦至少在元朝时已形成了。彭越浦在潭子湾受吴淞江水，东流折南转西北，经铁路桥、彭浦桥入闸北，经彭浦镇，迄走马塘与东高泾相接。因河口濒海，为感潮河，时有来势凶凶的“霸王潮”肆虐，淹没农田，摧毁房舍。清光绪《宝山县志》记载：“潮灾间岁有之，俗称霸王潮。故里社建立庙宇多奉汉初功臣以祈压制。”明嘉靖《嘉定县志》载，宋元间吴淞江多潮水泛滥成灾为害，人称“霸王潮”，相传潮神系楚霸王项羽化神。时彭越浦为干河朝潮夕汛,里人遂于浦滨之东建潮神殿祭祈,衣食万家,是为各庵、庙之先。其后,为镇江潮又在潮神殿后修建彭大梁王土地庙。元大德三年（1299年）僧德宁在此建彭王庙，供奉辅佐刘邦灭楚的梁王彭越，以永镇潮神，祈求一方岁岁平安。
汉梁王因助刘邦灭楚霸王项羽有功，所以被请来镇这无人能敌的霸王潮，也算是无奈中的一个办法了。由于此地先后建潮神殿和彭越庙，于是此浦呼曰彭越浦，此地也被称为彭王庙，原彭浦乡和彭浦镇的之名，来源于此，彭浦镇曾名彭王庙镇、庙头镇。该庙明清时香火颇旺，屡毁战火，1937年的“八一三”事变犹甚，后渐废。
棚户区这一带清末时，潘、张、陈、谭四姓自苏州迁来定居谋生，遂称潘家湾。与之一河之隔的潭子湾先兴集市，这一带曾一度也统称为潭子湾，后复旧名。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建沪宁铁路时于彭越浦建铁路桥，俗称大洋桥，故旧时大洋桥也泛指这一带。
潭子湾位于苏州河北岸，原为沪西郊区，荒滩衰草。昔日东起潭子湾、西至梨园浜的虬江河段称潭子江，这一带有真如港，是旧时通吴淞江的捷径。潭子江由此注入苏州河，此处便称潭子口，遂苏州河在这里就叫潭子湾了。对岸公共租界西区小沙渡、叉袋角一带建有大批工厂，很多工人便在此搭建棚户区居住，旧时曾设潭家渡。《上海工运志》记载，“潭子湾位于潭子江与苏州河交接处，当年为华界义冢地，坟堆起伏，杂草丛生。随着苏州河两岸大批建厂，潭子湾逐渐搭建起茅草棚，形成工人居住的贫民区。”由于潭子湾居住者众多，集市兴旺，包括彭越浦南的潘家湾在内有时也统称潭子湾。
朱家湾的形成，相传清初淮北大水，朱姓人流徙江南，后在虬江北岸（今朱家湾）一带定居，以开榨油作坊为生，生意尚好，逐渐形成朱家湾前、后浜两村落。解放前后有朱家湾街(今光新路南段)。后来人们便把苏州河湾这一带也称为朱家湾。
药水弄，南靠长寿路，北靠苏州河，西邻国棉一厂，东至西康路一带，因吴淞江边昔有小沙渡，渡口附近曾建有石灰窑，当时老百姓把这地方叫石灰窑。1907年，江苏药水厂搬迁此地，遂又称药水弄。江苏药水厂老板美查，商人、报业资本家，上海《申报》的主要创办人，曾任工部局董事。办有遂昌火柴厂和图书集成印书局等企业。江苏药水厂原建在福建路桥旁边，生产硝酸和硫酸、盐酸，主要是为供应船舶维修服务，后为了租界安全进行了搬迁。药水厂生产“三酸”，对环境污染很大，有钱人家自然不肯在此居住，抗战时期大批难民涌入，以后药水弄成为较大的棚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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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末清初的时候，苏州河沿岸还呈现一派迷人的风光，芦滩苇花，清波曲绕，湾湾流翠，渔村野渡，参差人家，故沪上八景才有江皋雪霁等著名景致。春暖花开的时节，油菜花黄、垂柳吐绿，沪上常组织赛船比赛，游人亦多在河边踏青春游。
清朝取清海禁，南北杂货包括洋货在内的贸易转运，通过苏州河入长江，运往内陆各省。上海开埠以后，沿江的各码头把粮食，建筑材料、鸦片、烟草、丝绸、茶叶、瓷器、棉花、蔬菜、以及城市粪便垃圾等物料一并运输。特别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上海猛成为产业城市，苏州河沿岸出现大量的码头、修造船厂、面粉、棉纺织、丝织、机器制造、水电煤气、治金工厂等工厂。这个时期，弯弯的苏州河承担着从未有过有的沉重和辛劳。也就是这个时期，大量产业需要的工人，从江浙皖等南方各地涌来上海，“一二八”和“八一三”两次淞沪抗战，又加上几次天灾人祸形成的难民潮，苏州河沿岸成了他们最初的栖息地。
由于流离失所，生活无着，他们别无选择，苏州河两岸和其他河沟旁，包括工厂附近的荒地、废墟、坟场上，都是他们搭建窝棚的地方。贫穷，使得他们因陋就简，用毛竹和茅草搭成简易居住空间，因窝棚低矮人进去的时候要弯腰低头，故称这种窝棚为滾地龙。比较典型的“滚地龙”，即把几根毛竹片弯成弓形插入地里作架子，盖上芦席搭成窝棚，没有窗，挂个草帘当门。八一三，日寇进攻上海，日本人的飞机在郊区疯狂轰炸，一时难民猛增，扑向租界，而租界人满为患，到处是露宿街头的难民，以至后来在所有出入口，架上铁丝网等障碍，不许入内。上有飞机轰炸，前有障碍难行，难民们死伤无数。无奈的人们就在苏州河南北沿岸以及租界周边搭起简易窝棚，形成一个个棚户区，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很久。
由于种种原因，旧上海棚户区还有很多处，不独三湾一弄，只是三湾一弄规模比较大，比较集中罢了。比如虹镇老街，飞虹路、飞虹支路所形成的三角地区及其附近一带的虹镇，杨浦区西南部泛指杨树浦港以东的沈阳路两侧的小木桥，位于南市区东部的人民路、方浜中路交会处附近一带的小东门，普陀区东南部泛指长寿路东段两侧至吴淞江一带地区的小沙渡，静安区西北部，泛指长寿路南万航渡路与康定路交口处东北一带的小莘庄，静安区北部，海防路、淮安路、西苏州路交会处一带的叉袋角等等，都曾经为棚户人家较集中的地方。
据资料记载，1949年解放之前，上海市政当局为控制棚户区蔓延，曾以有碍市容观瞻为由对棚户实施取缔，遭到棚户居民的激烈抵制。1920年代末至1940年代末的上海市政府还曾动用各种力量，推行贫民住宅安置工程，内容包括建造“平民住所”、“平民村”，组织“义卖房屋”等，但这些清理与安置措施，既不能阻挡源源而来的流民潮，也不能阻挡流民搭建棚屋的需求和意志。
上海解放后，清除和改造棚户区，同样是城市治理的燃眉之急。任务之艰巨也是前所未有。据统计，截至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上海的棚户区占地面积1109万平方米，棚户简屋197500间，建筑面积322．8万平方米，共居住着115万人。这些统计数字还不包括大量见缝插针的“旱船”、“草棚”、“水上阁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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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户区的存在，曾经是上海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居住条件之差，难以相象。一个棚户区只有几个公用的自来水龙头，洗衣、刷马桶连同饮用都是苏州河水。棚户区没有下水道，每逢下雨，道路积水泥泞难走，人称“阎王路”，到处是垃圾堆、臭水坑，疫病时常发生，火灾频频，还有流氓恶霸危及邻里。因此人们称“宁弯三里三不走潘家湾”，“宁坐三年牢，不住石灰窑”。
错杂拥塞的危房陋屋，房与房之间只剩下一线天是常有的事。“滚地龙”的房子最怕火，着火后，由于大多是木质结构，燃烧很快，而且邻里相距很近，火势蔓延很快。要命的是成片密集的房子，救火车也开不进来。而治安状况更令人担忧，“不要和住在滚地龙里的人打架。”因为他们只要招呼一下，一下子就会聚集几十条汉子。不少上海人称“三湾一弄”，包括“虹镇老街”是上海著名的“流氓窟”。
曾有一篇报道说，“三湾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世代生存。也因为这样，三湾的年轻人谈对象成为大难题，40多岁的汉子还找不到老婆的多的是。没人愿意嫁到三湾来，只能讨外来妹。那时三湾的外来媳妇就有352个，整整一个加强连。”也正是这种恶劣环境和人们的轻蔑，深深剌痛了三湾一弄的人们，很多年轻人发誓要出人头地，早日离开这种棚户区生活。
好在这一切都成为了过去，一个个改造工程不断展开，上海人的住房条件开始得到巨大改善。“平改坡”、卫生间改造、小区翻新，再到现在的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建设。更多的人搬入了新房，“三湾一弄”也变成了“中远两湾城”，人们满怀喜悦地从10平方米连搭4层的自建“危楼”搬到100多平方的错层阳光房，“棚户区”成为历史，被永远埋藏在老上海人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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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三湾一弄，很让人联想起上海人的两句俗语，上只角和下只角。所谓上只角和下只角，是旧上海人对上海城区内不同地域的一称呼。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致上淮海路为中心朝西南方向，以法租界为主，大都住些洋人和有钱人；南市区至闸北区一线的东北方向过去集中着大批工厂和产业区，这些地方居住者多为工人和没钱的穷人以及外乡逃难的人们。人们把买办、洋人、社会名流聚集的地方称为上只角，把穷人聚集居住的地方称为下只角。上只角的人讲究环境优雅和身份地位，衣着光鲜，文明礼貌，具有文化和教养是其基本特征。而下只角的人们，因种种条件限制，无论环境和生活氛围都显得差强人意。看得出，上只角下只角的划分，不仅仅是地域或物质生活的差别，更重要的是文化和观念的不同而导致的生活方式的不同。
通常认为，一个城市往往有它独特的文化内涵，而其形成机制又各有不同，与其人文地理和历史渊源长期浸润风化有关。开埠以来的上海，承接了东西两种观念的碰撞，特别是半殖民形态的社会现象曾经使它经过了一段不平凡的时期，因而在它成长过种中，形成一种内在机制下的城市人格走向。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标志期，自此之后的百年间，各种文化因素对这个城市的影响可以说至关重大。这些不同的文化在上海慢慢地融合,最终形成了丰富,且多元化的殖民地文化特点。这是上海区别于其它文化特色城市的主要原因，而上海在这种影响之下，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以至成为远东乃至亚洲最发达的城市之一。
由此反观旧上海关于上只角与下只角的地域认识，其实质是一种封建等级观念的流露，具有一定的消极意义，但反过来亦是一种对历史现状的排斥与挣扎，表达了不同层次的人们对生活境遇的诉求，是长期特殊环境下形成的城市文化特征之一。所以，以苏州河为界的“上只角”和“下只角”之分的阴影，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有如到上海闯世界的人尽管可以发财致富，也并不一定能融入上海人的生活一样，上海人的情结，也只有上海人才懂。然而，一旦事物越过了界线，会带来负效应，因此，对于一些地域性的争论，也就不难理解了。
事实上，进入新时期以来，上海人依然摆脱不掉某些旧有的观念，尽管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地域的差异越来越小，上只角和下只角的分别也愈模糊，但根植于一些人头脑中的认识并未改变。其实下只角并非一无是处，他们以最低廉的获得和简陋的生活方式为城市建设做出了贡献，从这点来说，他们的劳动和付出亦同样值得尊重。相信上只角与下只角的区别最终会随着上海的发展而逐渐消失，使上海成为更宜居城市。因本文主旨关系，在此不再展开讨论。
还有一个话题，与苏州河有着深深的关系，这就是黄浦江。自明朝以来，吴淞江下游日益淤塞，使上游来水下泻不畅，导致两岸屡遭水患。这里因素很多，既有人为的，也有自然形成的。但主要还是人为形成的居多，唐宋以来无节制的沿江围垦土地，为上游便利，不顾下游实际乱建塘路桥涵，至水道蹇噎，冲刷不利，雍塞日甚，历代多次治理，有成功经验，也有乱开河道，破坏吴淞江自然形态，铸成不可挽回大错的教训，最终导至黄浦江夺淞入海，成为太湖主要泻水通道。 黄浦江新通道的形成，是上海地区农业生产和港口航运的历史转折点。上海地区抗御水涝灾害的能力显著提高，为农业高产、稳产打下了基础，为松江府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保证。同时，黄浦江优良航道使近代的上海港有了稳固发展的基础，也为上海城市的建设提供了极其优越的条件。限于篇幅，亦不再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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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苏州河，还有许许多多的故事，讲也讲不完。一篇小小的游记，被笔者搞得如此复杂，如此噜嗦，竟成为懒婆娘的裹脚，又臭又长，也是笔者没有想到的，到此打住（笑）。
上海，因为有了苏州河和黄浦江，显得大气面而又不失婉约，凭海临风，昂然在世界的东方，展示着一种从容和美丽。
当新世纪来临，经过二十多年时间，数十亿资金的整治，苏州河变了，河水清澈，绿波轻漾，一座座桥梁横跨在河面，车如流水，行人如织。然而，望着苏州河边，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楼，挺立如林，巨大的建筑于河水之间过于贴近，立感河流的窄狭，而河水的蜿蜒，湾湾相迎，愈发使得空间的压迫与局促，更不用说河畔长堤，起伏高低了。此刻的苏州河，显得这样的孱弱和无助。
是不是可以这样考虑，如果现在没有足够的能力，可不可以保留河边足够的整治空间，留待以后适当的时机再行整治，退一步说，河边建筑应限定高度，应该呈梯次高度建设开发，如巴黎一样，市中心不充许建超过六层的建筑，以保持城市风貌，避免峡谷式的河流低地出现。试问，何必这样急功近利，把一条河流逼到墙角，把河流景观空间与久远历史空间剥夺殆尽？何苦以高楼和林立的建筑，如此的封堵一条河流生存环境和它悠久的历史？
在苏州河的开发的问题上，市政自有道理，可能还有不得已的苦衷。但是，一个城市的风韵究竟怎样保护或开发，这关乎到城市发展的根本。城市之所以成为城市，是因为它数百上千年的积累和丰富的人文沉淀，没有了这些，还能成其为城市吗？犹如一组再高的建筑，再庞大的建筑群，也不能成为城市，只是居住物而已，因为它没有构成城市的人文要件。
曾经的苏州河畔，那里有老上海古老的记忆，有千千万万生活在这里的平民们简陋而不失温暖的细节，无数个日子里，无论风雨残阳，他们匆匆奔走而过，苏州河见证了他们欢笑与哀愁、成长和渐渐老去。苏州河如今两岸毫无特色、千篇一律的高楼大厦淹没了老苏州河的痕迹，湮灭了它烟柳诗意的过往，如果人们继续不在意的话，这一片谷地将永远埋葬一城烟絮半城水色，埋葬上海人对苏州河古老历史的回忆与怅惘。
苏州河带着6000年的坦荡，如一条绿色的绸带，绾住了上海的春和秋，穿过上海城，走向未来，与其说人们治理苏州河，到不如说苏州河依然对这片土地的一往情深。历史为上海选择了苏州河，苏州河孕育了上海的历史文化，大海开阔了上海的视野，这是这座城市的根和它的灵魂。试想如果没有几千年的文化遗存和人文盛迹，上海还称之为上海吗？即便是上海，也是显得贫瘠和单薄。一座没有人文历史的城市是苍白而无生命的城市。
上海，不应该忘记苏州河，应该善待苏州河，它曾经绰约而多姿，丰满而美丽。千万年的苏州河，悠悠流淌，它把河湾半岛，船埠水岸，故事传说都揉进了清波水岸，它把乡音风土，亲情牵念，聚散离合都付于了岁月风尘，它传承了一河滋润着的脉脉温情，朴素自然，不事雕琢，它载了文人雅士们的诗风词韵，载了生活的真诚与期待，舟楫轻风，云水有约，一代代的顺江往来。将苏州河的历史书写得华彩似锦，风华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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佇立在苏州河畔，想起一首老歌《苏州河边》。这首创作于四十年代的歌曲，今天听来竟是那样的打动人心。歌词深情婉转，散发着独特的文化气质，苏州河边情深意长的意境，梦幻而迷人。
“夜，留下一片寂寞，河边不见人影一个；我挽着你，你挽着我，暗的街上来往走着；夜，留下一片寂寞，河边只见我们两个……”
夜色深沉，歌声在低回中渲染着醉人的情愫，流水低吟，汀花半掩，暗自芬芳。
许多许多年过去了，苏州河在歌声里一年复一年的流淌，一个个爱情故事不断上演，伴着城市的呼吸，人们在花开花落间成熟并优雅着。每一个黄昏的时刻，桥上来来往往形形色色的行人，那年轻热情洋溢着的笑脸，那曾经的爱情热恋还会和以前一样吗？是否还有歌中的意境呢？那波光潾潾的水面上轻轻滑落着夜的清凉，而美好的记忆常常会在那一刻复活。上海人也许对苏州河已经淡忘，但苏州河的情韵鲜活依旧，它永远在沉默中箴口无言，多少往事随着流水滾滾而去……
曾经读到过这样一段文字，她应该是一位仪态万方的上海女子吧，或许不是。幽幽的面对南天，编织着心中的梦，令人动容。
“多想 做一回江南的浣纱女子 在苏州河边 看你坐在巧手精雕的船弦 看你缓缓的远离我相思的视线 我的心也随着你 漂向了远方
今夜 那个希冀浣纱的我 却在茫茫绿野的塞北 用思念刻出一条船的模样 慢慢驶过 寂寞的 我的永远的苏州河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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