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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初在介绍西方地理学方面影响最大的是南怀仁。1676年，南怀仁绘制了一幅世界地图，名为《坤舆全图》。这幅地图尺幅很大（179×432厘米），它包括两个半球图，共有八个屏幅。在绘制时，南怀仁充分吸收了他的耶稣会同事的成果，并和利玛窦一样，采取了尊重中国传统天下观的做法，把中国放在世界的中央。与利玛窦不同的是，南怀仁的地图是给康熙看的，所以地图上署的是他的官名，完全看不出其传教士的身份。正因这样，它没能像利玛窦的地图那样得到很多文人的赞扬，也没有文人为其写序。

　　这幅地图的缺陷在于，它没有很好地吸收利玛窦地图的中文译名，有很多地名的翻译读起来很奇怪。但南怀仁的地图比利玛窦的地图更好看，因为他在地图上绘制了十四种饰物，如飘动的云、圆月、被风吹起的三维帆等，这些增加了地图的吸引力。不仅如此，南怀仁的地图在许多方面比利玛窦的地图更为精确，例如对东亚地形的描绘，对中国曲折的东海岸的绘制都更好一些。

传教士在中国绘制的地球仪，1623年。

　　为了让康熙在看地图时更为方便，南怀仁又围绕这幅地图写了三本书：《坤舆图说》、《坤舆格致略说》和《坤舆外记》。这三本书在清代多次翻刻，《坤舆图说》和《坤舆外记》分别被收入皇家丛书《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之中，可见其被重视的程度。

　　南怀仁所呈地图是康熙接触西方绘图的开始，此后他逐渐注重绘图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性。法国耶稣会士冯秉正（Moyriac de Mailla，1669—1748）在给友人的信中曾说到这一点，“（康熙）觉察到传教士进呈御前的欧洲地图十分清晰，完全符合天体现象，而中国地图则远非如此完美，他通过内阁颁布上谕，令欧洲人和鞑靼人以公费测绘整个帝国，并绘出全国地图。”冯秉正所讲的“全国地图”，就是康熙时代由传教士参与绘制的《皇舆全览图》。

　　《皇舆全览图》的正式测量始于1708年6月。白晋、雷孝思（Jean-Baptiste Regis，1663—1738）和杜美（Pierre Jartoux，1668—1720）在康熙的安排下开始测量长城的确切位置，从而拉开了这个巨大测绘工程的序幕。参加各地测绘工作的传教士还有麦大成（Jean-Francois cardoso，1676—1723）、费隐（Xavier-Ehrenbert Fridelli，1673—1743）、汤尚贤（Pierre-Vincent de Tartre，1669—1721）等。1714年，康熙又派在钦天监学习过数学的理藩院主事胜住、喇嘛楚儿沁藏布和兰木占巴三人前往西藏测绘，测量人员一直到达了恒河流域。

　　到1717年，各地的测绘工作基本完成，康熙将绘制全图的工作交给杜德美，次年全图合成完成。《皇舆全览图》是康熙朝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事件，也是康熙生平所做的大事之一，正如大臣们所说，这是“从来舆图所未有也……皇上精求博考，积三十年之心力，核亿万里之山河，收寰宇于尺寸之中，画形胜于几席之上”。

　　这幅地图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地图。地质学家翁文灏（1889—1971）说：“十七、十八世纪欧洲各国大地测量亦尚未经始，或未完成。而中国全图乃告竣，实为中国地理之大业，虽出异国专家之努力，亦足见中国计划规模之远大焉。”

　　后来《皇舆全览图》被送往巴黎，由当时法国最有名的匠师安维尔利雕成铜版，印刷了120套，在当时的欧洲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1755年，乾隆皇帝举兵收复伊犁后下令：“准噶尔诸部尽入版图……其山川道里，应详细相度，载入皇舆图，以昭中外一统之盛。”由此，开始了《乾隆内府舆图》的绘制。参加绘制工作的主要有传教士蒋友仁（Michel Benoit，1715—1774）、高慎思（Joseph d'Espinha，1722—1751）、傅作霖（Felix da Rocha，1713—1781）、鲍友管（Antoine Gogeisl，1701—1771）、刘松龄等，以及清朝大臣刘统勋、何国宗等。

　　1760年，在康熙朝《皇舆全览图》的基础上，同时吸收了乾隆朝1756年、1759年两次在新疆、西藏等地的测量成量，编绘成全国实测地图《乾隆内府舆图》。由蒋友仁制成铜版104块，以纬度5度为1排，共13排，故又称《乾隆十三排》。“《乾隆内府舆图》不仅是一幅历来被认为是奠定了今天疆域版图的中国全图，同时也是当时世界上最早、最完整的亚洲大陆全图，其覆盖面积远远超过康熙图。”

　　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稿》中称《乾隆内府舆图》“不仅是亚洲当时所有地图中最好的一种，而且比当时所有欧洲地图都更好、更准确”，它表明“中国在制图学方面又一次走在了世界各国的前面”。

　　在清代地理学史上，乃至整个中国地理学史上，《皇舆全览图》和《乾隆内府舆图》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首先，它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实测经纬度的基础上绘制的地图。当时传教士们所使用的主要测绘方法是三角测量法。雷孝思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因为我们尺不离手，精确分割半圆，在两地间多设测定点，使之连成环环相扣的三角网。持续进行三角法测量，还有其有利之处，这可以测出一地的经度、纬度，以后通过测定太阳或北极星在子午圈的高度加以校正。”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测量地形方法。

　　其次，它们对中国清代的地图绘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清政府后来所绘制的一些重要地图，如道光十二年（1832）的《皇朝一统舆地全图》，同治二年（1863）的《大清一统舆图》都是在它们的基础上改进而成的。同时，它们也成为外国人绘制中国地图的蓝本，如1735年法国人唐维尔（D'Anville）所绘制的《中国分省图》、《满蒙藏图》，均以之为蓝本。

　　这两幅地图的绘制过程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在清中期以前的地图绘制中，来华传教士起着重要或者说主导的作用。但这两幅地图的绘制并不是传教士的单纯的科学活动，而是清王朝的国家行动，如果没有康熙和乾隆的大力支持，它们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在这一过程中，传教士带来了欧洲新的绘制地图方法，并得到了中国官方的认可，从而使中国原有的地图绘制方法开始分化。

　　《皇舆全览图》和《乾隆内府舆图》多次刻版刊印，还有摹绘本流传，在民间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但中国传统的地图绘制方法仍然存在，康熙朝以后各地的地方志中大量绘图仍采用传统方法，不注经纬，也不说明比例。所以有学者认为，“清统治集团上层的制图观念深受西方的影响，某种程度上接受了西方制图术；而地方上的地图绘制者从总体上说未被朝廷所引进的测绘方法和观念所触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