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百年兴衰史在宁夏，著名的大商号多是万荣、平遥、榆次、临猗一带的山西商人开办的，宁夏的名药材枸杞半数掌握在山西人开的“庆泰亨”手中。青海的山西商人以西宁为根据地，活动于各州县。在北京，粮行多是祁县人经营，油盐酒店多是襄陵人经营，纸张商店多是临汾和襄陵人经营。从颜料庄到开始汇兑业务，“日升昌”把票号发展到了全国 在无票号时，现金运输多依靠镖局护送 借“开中法”贩盐称雄商界 出盐业开票号“一枝独秀” “乡下祖父”遇银行遭灭顶 晋商 先行一步 三业称雄 总执牛耳 大型晋商历史话剧《立秋》在各地公演300多场后再度进京，继晋商大院成为山西旅游业的金字招牌后，晋商文化又成为山西进军全国文化市场的敲门砖。 1991年，一部《大红灯笼高高挂》让乔家大院这一晋商老宅声名远扬。不少古老破败的晋商旧宅被修葺一新，掀起了山西“大院旅游”的高潮。此后，有关晋商的文化产业接踵而至。《乔家大院》风靡全国，《汇通天下》在香港无线台播出，话剧《立秋》和歌舞剧《一把酸枣》在全国各地上演，让晋商文化风潮再起。晋商以有现代银行“乡下祖父”之称的山西票号为核心，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数百年。
●范围 山西商人将“企业”开遍全国 山西的商业交易活动由来已久。早在秦汉时代，太原、平陆、平遥、汾阳等地已成为重要的商品集散市场。唐朝时，太原成为商业繁华的有名城市，韩愈形容当时的太原是“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但商业活动仍是零散的，不成组织和体系。 明朝到清朝初年，山西商人的势力得到进一步发展。明朝末年，山西商人已进入了东北地区。1618年努尔哈赤占领抚顺时，对在抚顺的山西等地的大商人写了“七大恨”，命令他们退回山海关内，可见当时山西商人已经与后金有了贸易活动。 康熙年间，山西商人进入外蒙古草原开展贸易。蒙汉贸易必须经过张家口和杀虎口（后改名归化城），俗称东口和西口。张家口的八大名商都是山西人，其中最大的企业是祁县人范家开设的“兴隆魁”。 在宁夏，著名的大商号多是万荣、平遥、榆次、临猗一带的山西商人开办的，宁夏的名药材枸杞半数掌握在山西人开的“庆泰亨”手中。青海的山西商人以西宁为根据地，活动于各州县。在北京，粮行多是祁县人经营，油盐酒店多是襄陵人经营，纸张商店多是临汾和襄陵人经营，布行多是翼城人经营。鲜鱼口以西有布巷，全为翼城人经营。 北京至今留有招牌的大商号“都一处”、“六必居”、“乐仁堂”等都是山西浮山、临汾等地商人首创和经营的。此外，山西商人还到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广东等地进行贸易和经商。广州的濠畔街的多数房子是山西商人修建的，“广生远”、“广懋兴”、“广益义”等都是山西人在广州开设的企业。
●转型 借“开中法”贩盐称雄商界脱身盐业开票号再执牛耳 明朝初年，因北方边塞大量驻军，明朝实施“开中法”，即商人输粮供边塞军士食用，朝廷付给商人“盐引”，商人凭“盐引”到指定盐场和指定地区贩盐。由于盐是专卖品，商人获利颇丰。晋商借“开中法”捷足先登而兴盛。明弘治五年（1492年），明朝改“开中”为“折色”，商人以银两换取“盐引”后贩盐。徽商凭借靠近两淮盐场集散地扬州而在两淮大显身手，与晋商共同称雄于商界。 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实行盐法改革，将“纲盐制”改为“票盐制”，取消了“盐引”和盐商对盐业的垄断，徽商从此一蹶不振。而晋商则在道光初年创立了山西票号，从盐业脱身，投入金融业中，并一度执金融界牛耳。 镖局→票号运现→汇兑 票号产生以前，要在异地转运银两，只能通过镖局运送现银。镖局派出押银的人虽然都是武林高手，但白花花的银两诱惑实在不小，劫银车的绿林弟兄更是前赴后继，银车被劫并不是没有的事儿。 通过镖局运送现银存在诸多不安全的因素，再加上费时、误事、开支大，一种新的汇兑方法便在酝酿之中了。嘉庆、道光年间，民间有了信局，通行各省。官吏及商人迫切要求以汇兑取代运送现银，于是产生了票号。
●票号·诞生 从颜料庄到汇兑票号运现款风险催生“日升昌” 山西平遥“西裕成”颜料庄是一家颇具规模的商号，在北京、天津、汉口、重庆等地设有分号。清嘉庆年间，平遥人雷履泰受聘于“西裕成”。6年后，他被派往北京分号当掌柜。 当时山西人在外做生意的很多，年终结账时，往老家捎钱多让镖局运现款，不仅运费高，而且风险屡出，常有丢失。于是有人将钱交给北京“西裕成”分号，由经理写信给总号，在平遥总号取款。起初只是朋友、亲戚间投兑，不收汇费和手续费。后来山西商人认为这样更加方便、保险，都愿意让“西裕成”拨兑，并愿意付一定汇费。雷履泰认为这是生财之道，开始兼营北京到山西之间的商业汇兑，盈利不少。 道光初年，雷履泰与“西裕成”东家李箴视共商创设“日升昌”，逐渐放弃颜料生意，专营汇兑，创建了专营存汇款和拆借资金业务的票号。 雷履泰创立“日升昌”后，汇兑业务越来越多。他想到其他商埠的山西商人托镖局运钱也有很多不便，于是深入调查晋商经营的药材、茶叶、绸缎、杂货等的进销地点，亲派精明、诚实、可靠的伙计，先后于汉口、天津、济南、西安、开封、成都、重庆、长沙、厦门、广州、桂林、南昌、苏州、扬州、上海、镇江、奉天、南京等地设票号分号。不仅山西商人与“日升昌”交往频繁，外省、沿海一带的米帮、丝帮也通过“日升昌”汇兑款项。随着通汇扩大，继而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利润大增。 ●票号·兴衰 从“一枝独秀”到“乡下祖父” 山西票号不敌户部银行 据“日升昌”在北京等地的14个分号统计，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就获利583762两白银。看到“日升昌”大量盈利，山西商人纷纷效仿投资票号。 “日升昌”协理（副经理）毛鸿岁辞职后，受聘任蔚泰厚绸布庄经理，东家侯荫昌也想建立票号，于是毛鸿岁逐渐将蔚泰厚绸布庄、蔚盛长绸缎庄、天成亨布庄、新泰厚绸布庄、蔚丰厚绸缎庄均改组为票号，并形成以蔚泰厚为首的“蔚”字五联号。 此后，长江各埠的茶庄、典当、绸缎、丝布业及京津一带从事皮毛杂货业的山西商人纷纷效仿投资票号。 山西票号在清道光年间兴起，有日升昌、蔚泰厚、天成亨、蔚丰厚、蔚盛长、新泰厚、日新中、广泰兴、合盛元、志成信等十余家票号。清光绪时达到鼎盛，光绪十九年（1893年）就有28家山西票号。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之后，山西票号在国内设立的分号已由20多家增加到80多家。 在山西票号的影响下，清同治年间，江浙人也开始建立票号。浙江人胡光墉在同治二年（1863年）建立了阜康票号，云南人李氏（一说王氏）在光绪初年建立了天顺祥票号，江苏人严信厚在光绪九年（1883年）建立了源丰润票号。 清朝末年，清政府成立户部银行，票号遇到了强大的竞争对手。再加上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辛亥革命后山西票号大量倒闭。山西票号虽然只经历了近百年的时间，但在中国金融史上却有着重要的地位，因此也被称作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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