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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一书从宏观面上分析了中国三个阶段的经济发展，并对今后的三十年做了估测判断。从本书的测量结果和数据来看，中国从公元元年至十七世纪是经济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时期（本书称为“中华帝国的集约与粗放式增长时期”），凭借集约化的农业生产和中央集权的精英选拔体制，中国的经济规模在和平时期随着人口的增长而不断增加。在此期间，历经了中国社会皇权的逐步稳定化调整和经济重心的南移。最终，中国的人均GDP在明清时期达到稳定。 下表为中欧人均GDP（公元1至1700年）对比： 年份 1 960 1300 1700 中国 450 450 600 600 欧洲 550 422 576 924 本书认为中国的经济规模在世界史上一直有飞速的发展，但由于人口的巨量增长，新的产能总是被新的人口所消耗，随之是新一轮的经济增长，然后又是人口增加，如此往复陷入怪圈。但是本书认为中国的生产力在宋朝有过迅猛的发展，使得中国的人均GDP增长了1/3：”到了公元1000年，在罗马帝国衰落之后，欧洲的收入水平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与此同时，宋朝的中国开始了一个时代的经济扩张，人均收入提高了大约1/3。” 中欧城市发展对比（以万人以上城市人口所占人口比例为依据） 本书引用了罗兹曼的中欧对比城市化数据，说明在过去1000到1700年间，中国并非在各项经济指标上都领先于欧洲；至少是城市化一项，中国在公元1000年以后的发展速度就远远落后于欧洲；在1600年后甚至被欧洲超越。 书中麦迪森引用罗兹曼的数据（人口增长过程、城市人口比例等）时得出：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在唐宋时期处于鼎盛，于明清时期陷入停滞的结论；并提及了其他关于宋朝特殊繁荣现象的说明（虽然麦迪森有诸多不同意见），可以发现唐宋时期在城市建设，商品经济规模增长的速率等诸多方面超越历史，甚至是后世所不及。 下为罗兹曼的中欧城市化发展对比表： 中国： 朝代 参考年份 城市人口比例 万人以上城市比例（占总人口） 万人以上的城市数量 中国人口总量（百万人） 唐朝 762 4.7 3.0 50 100 宋朝 1120 5.2 3.1 91 120 明朝 1506 6.5 3.8 112 130 清朝早期 1650 6.8 4.0 136 150 清朝晚期 1820 5.9 3.8 310 400 欧洲： 年份 万人以上城市比例（占总人口） 万人以上城市数量 平均城市规模（千人） 欧洲总人口（百万人） 1000 0.0 1500 5.6 154 22 61.6 1650 8.3 197 31 74.6 1800 10.0 364 34 122.7 依据这些数据，麦迪森认为：欧洲在公元1000年前还不存在城市文明，而中国已经有了一个城市文明；在这1000年间，中国的城市发展没有显著的进步，而欧洲却在这段时间内有了长足的发展。 相较于1000年，中国的城市水平在清朝晚期增长较小，而欧洲的城市发展水平不仅经历了从无到有，还超越了中国；相较于1500年，中国晚清的城市化水平基本没有提高，而欧洲却增长了几乎两倍。 城市的区域中心作用及对商业的贡献 “城市”一词的概念向来争论颇多。有学者认为，这是一个西方概念，古代中国不存 严格意义上的城市；有学者则将其分为“城”和“市”以功能的视角阐述它的意义。本文所阐述的“城市”一词按照如下定义：具有基本建筑特点，如城墙围绕的，作为国民生活、交易、政治、文化中心的区域。而“市”作为单独的定义，顾名思义是指商品流通的场所。 学者詹子庆认为，我国早期城市不具有多少经济意义，而是更多具有政治，军事性质。从春秋后期到战国时代，工商城市才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首先出现。张鸿雁《春秋战国时期城市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城市的兴起和发展是封建制得以确立和发展的条件，又促进了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出现打下了良好基础。陈正祥《中国的城》认为，中国城主要是行政和文化的象征。中国城的发展受政治的影响最大，军事防御次之，商业和交通等的需要都只是陪衬。 而放眼世界经济发展，重要的时期和经济的繁荣往往都是以城市为代表：比如纽约和伦敦代表了世界金融业，上海、广州、北京代表了现代中国三大经济中心。以中心城市带动区域发展甚至国家经济发展的模式具有极大的普遍性。特别是中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家。 宋朝的城市发展和经济新况 中国的城市发展在经历近一千年的延续和继承后，于唐朝后期开始变革，在宋代完成。 这一变革奠定了中国之后的城市规模和格局，是中国后世城市建设的范本和根基。 唐宋的商品经济高度繁荣，原先依据市坊模式所建立的城市（朝开晚毕）已经无法承担商品交换及货物流通等中枢作用。因而社会需要进一步开放，最终，宋朝的商业运作打破了市坊的界限和禁夜制度，商铺可以沿街开铺、昼夜营业。随后，这一改变又反过来进一步促进商业的兴盛。 有诸多证据表明，当时的城市发展已经形成了诸多区域中心，扬州、杭州、苏州等江南城市更是成为航运、商业、文化等中心，富甲一方，千古留名。 南北都城的更替导致了中国历史上政治中心最彻底的一次下移，江南也从经济中心晋越为国家中心，以更低的成本运行商业和贸易。并且大力发展对外贸易，据统计，宋朝的对外贸易量是古代中国史上最高的。这种经济发展的趋势随着江南城市的崛起而更为显著。凭借繁荣的商业，南宋甚至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最接近近代中国的古代时期。 由此可见，宋朝的经济发展和其他历史阶段有明显的差异，商品经济的发展成为国家的一个重要支柱，农业的扩大化生产不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经济运行在向第二第三产业前进。 宋朝之后中国城市发展 宋朝军事发展落后，后期又因战乱将都城迁往南方，城市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军政的影响。使得城市的功能从政治维度向经济维度偏移。由此实现了以南方商业经济中心拉动中国整体商业贸易发展的历史。 然而，宋朝之后的七百年间，政治中心再次北移，南方的城市发展没有出现卓越的成就，甚至有些城市在战火中被销毁而从此没落（扬州），中国的经济发展远离了南方的商务航运、集市贸易，重新回归至以农业为中心的扩大生产阶段。 这个时期，北京作为中国的都城，难以起到以便利的商运、海上贸易、农业生产中心等职能，无法拉动整个中国的商贸经济。并且，政治的集权，商业的官办极大地遏制了商务中心的发展，中国的城市格局趋于固化。虽然出现商帮等团体，但是其和宋朝的集市经济、城市区域中心发展仍有很大的不足。 而后的历史中，中国的封建制度显示了强大的稳定性和封闭性，城市的商业功能未能有如此强大的发展，只是因人口和管辖区域的增加而增设行政区域，所以城市人口比例没有太大提高。 这一发展的滞后使得中国迟迟无法从农业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最终落后于西方。 李约瑟之谜——之我见 有观点说中国落后于西方的主要是科学技术，但是中国在公元1000至1500年就有过 科技辉煌发展的记录——数学定理（π，勾股律），火药的发现，大航海，天文。这些科技的发展超越西方千年。但是却没有最终产生科技文明。 反观西方工业革命早期的标志，“科学”的作用并不明显。珍妮纺纱机、蒸汽机。使用 的都是技师的经验改良而非创造性发明。所以，早期的工业革新，其实际推动力应该是日常生活的真实需要，即商品经济的繁荣所带来的对于更高效的生产方式的需求。 中国的农业经济依靠前期积累的各项技术已经发展至顶峰，但是由于政治管辖对城市商 务功能的钳制，商品经济无法成为新的经济中心，国民依靠人口剧增和土地扩张使用带来新的经济增量，对于新的生产方式和产品没有太大兴趣。这些辉煌的创造和发现几乎没有被用于生产。最终导致了这些科技的进步只停留在初级阶段而没有上升到生产技术革新的水平。 同样的，中国城市发展的政府主导模式使得人民无法在城市建设中起主导作用，个人的能力和想法被极大地扼杀，没有科技文明的先行者出现。 总而言之，古代中国城市发展的模式，即政治化，军事化，轻商务，政府主导，导致了城市的经济功能无法有效发挥，致使后期中国区域性经济中心实力薄弱，没有能力主导中国的商品经济的发展，最终无法从农业经济发展至商品经济，对于新的生产力需求十分微小，致使中国在生产力发展上陷入停滞，工业革命未能降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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