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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人口科学联盟、亚洲人口学会会员 任远 中国当前正在努力探索新型城镇化的道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关注应该是在这个历史阶段上的城镇化发展怎样继续进步。在城镇化发展的同时历史阶段往往面临不同的任务、不同的问题。 “城市病”是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困境，其实质问题是城镇化不能升级到更高阶段。不能继续升级，就会在城镇化初期表现出“贫困陷阱”、城镇化中期出现“转型陷阱”，以及城市化高级阶段的“创新陷阱”。转型陷阱也就是通常人们说的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是中等水平的城镇化的结构性陷阱。具体来说，就是在这个时期，存在城乡二元结构、城市内部难以实现中产阶级化的结构提升和社会整合、产业结构上难以从劳动密集、简单加工产业过渡到创新型经济结构、社会利益的分化扩大和社会冲突加剧，等等。也就是说，中等收入陷阱是城镇化中后期不能升级到更高阶段的一种结构性困境，因此中国当前阶段下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更主要的任务是突破“结构性的转型陷阱”。 城镇化发展具有后发优势，在于先发展国家在城镇化道路的探索中，提供了应对城镇化发展的正面和反面的借鉴，以及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和发展工具，提供了从先发展地区扩展出来的转型升级的产业体系。因此新型城镇化需要具有一种不断升级的眼光，从自己的比较优势出发，来实现经济结构上的结构性升级、社会结构上的结构性融合、政治结构上的结构性协商、文化结构上的结构性继承，并因此将城镇化推进到更高水平，带动区域发展和实现稳定持续的经济增长。 当前中国处于中等收入阶段和城镇化中后期，向更高阶段的城镇化升级的新型城镇化面临五个主要的结构性转型任务： 第一是从非农化到市民化，即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城镇化发展。城镇化初期主要的任务是通过工业化解决就业问题，因此非农化是这个阶段城镇化发展的核心任务。非农化过程在城镇化初期是发挥积极效果的，但是到了城镇化的中后期，其所出现的市民化不足带来的结构性问题则表现得越来越突出。具体来说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已经达到53.7%，但是用户籍口径来衡量的城镇化水平只有35.2%。市民化不足和城乡制度性壁垒扩大了城乡差异，扩大了城市内部分化。同时，由于市民化不足带来储蓄率较高、消费率不足。市民化不足也同时带来企业和劳动者自身的人力资本投资不足，不仅企业缺乏动力对流动性的劳动者进行投资，缺乏稳定市民化预期的劳动者也不愿意增强自身人力资本投资。因此，当前城镇化发展的核心问题是重视市民化和社会融合，在社会结构上形成新的中产阶层、在经济结构上培育出新的创新性经济的主体和增加内需。从“非农化的城镇化”到“市民化的城镇化”的升级，就成为当前时期新型城镇化的第一个突出任务。 第二从城市体系的结构上，需要从片面强调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转向更加重视区域城镇体系和城镇群的发展。在城镇化初期，城市的工业化薄弱，因此城镇化从离土不离乡起步，然后逐步通过小城镇和中小城市向更高层次演进。“小城镇大战略”构成1980-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核心战略。1990年代中期到2005年则出现了大城市数量和大城市容纳人口数的快速增长，实际上人口数据显示中国已经进入大城市驱动的城镇化发展阶段。到了当前城镇化中后期，东部沿海的若干特大城市和巨型城市已经出现多中心化的新态势、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也使得在一些典型区域形成庞大规模的城市群和城市区域地带。 因此城镇化战略已经不能用“积极发展中小城镇、严格控制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传统的城市化战略来加以指导，新型城镇化发展需要以城市群体系的一体化发展带动区域经济、支撑超大规模巨型城市的发展，完善城市体系的整体进步，以及在城市群内部加强一体化的基础设施和社会管理，能够进一步发挥集聚人口、提升城镇化规模经济和发展效率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看，东部沿海类似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已经不是单个城市，而是多个城市构成的大都市圈，并整合在一个庞大的城市群体系中。对特大城市的发展策略不仅不应是严格控制，实际上是要强化城市体系的空间布局和空间联动性，推动城市群发展，增强巨型城市对城市群的整体辐射能力，才能够使城镇化从“中小城市优先的城镇化”过渡到“城市群为依托的城镇化”的新阶段。在这个新的城镇化框架下、针对不同地区的实际来支持有关大城市、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城镇化中后期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与城镇化起步期的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城市化，具有不一样的产业定位和功能定位。 [责任编辑:蒋正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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