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崇仰苏东坡

 

苏东坡的巨大影响在中国历史上灿若星河的文学家政治家群体中，直到今天依然熠熠闪耀光彩照人罕有人可与之比肩。这不仅因为他作为一个封建时代全才全能的文学家，一生写出了许多直到今天以致以后依然脍炙人口传诵不衰的诗文佳作和学术著作，也不仅是因为他在自己妙笔如花的字里行间一不小心就跻身于许多人刻意求索却终生不能达此境界的宋朝四大书法家之列，也不仅因为他宦海浮沉大起大落，时而处庙堂之高权倾朝野，时而居江湖之远或做贬官频遭发配直至抛荒海南，或者为跳出纷乱官场的耍奸使滑勾心斗角而毅然辞去高官显位急流勇退安于一隅之治的充满传奇色彩的奇诡人生。仅就他作为一位深受中华传统文化濡染并深得其中真谛所修炼出来的乐观豁达宠辱不惊随遇而安又不坠其志的积极人生态度与至高境界，自古以来就无人能出其右。于是一代代文人雅士无不把它作为人生的表率去崇敬去咏赞去学习效仿，苏东坡其人其文也便大化成了我们民族文化史上一座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宝藏，如山间之明月江上之清风一样为一切人所共有。

苏轼出生在家学渊源的书香门第，其父苏洵虽未官居高位，可却以锦绣文章称闻天下。苏轼兄弟自小便在父亲的严格管教和熏陶下得以饱读诗书研习诗文，年少之时便闻名巴蜀。自古巴蜀灵秀之地，孕育了可无数辉耀千古的灵秀人物，苏轼一家父子三人便是千百年来巴蜀大地乃至华夏大地开出的并蒂奇葩。三苏的诗词文章不仅在当时为世人称道传颂敬仰，绵延至今天依然以其穿越时空的生命力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华夏子民。尤其是苏轼的诗词文章书法等成就，在中华文明史上，称得上一颗永远光彩照人的璀璨明珠。

苏轼之所以受人崇仰，首先在于他博览群书积下的满腹诗书才华。由于家庭的影响和父亲的严格管教，使得聪慧过人的苏轼自小就如虎添翼，他对古代的文章典籍，目睹口诵烂熟于心。洋洋七十五万言的《汉书》，苏轼就手抄三遍，每一遍抄写都使他对这本经典著作的认识理解深化一步，以致最后只要谁随便说出书中任何一个字词，他便能如数家珍般接着背诵，且一字不差。这样博闻强记的本领固然有不可替代的天赋因素，可同样与他的勤勉务实紧密相连。同时他读书学习从不墨守成规，笨功夫能下巧功夫也有，他最善于发现别人不能发现领悟得到的读书诀窍，于是也总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远超他人的知识容量使他往往能驾轻就熟居高临下，言谈诗文时，信手拈来广征博引。也从而使他常常与人交谈时总能够口吐莲花逸趣横生，动手写文章时常常笔下生花珠玉滚动，致使神宗皇帝每当用膳之时，只要手拿册文览阅，身边的人都知道那必定是苏轼呈送的。

多才多艺并都能出类拔萃，是苏轼受人崇仰的第二个因素。苏轼二十二岁那年与十九岁的弟弟苏辙一同到京城参加科举考试，兄弟俩一路过关斩将顺利登顶。先通过开封府的举人考试，再通过礼部举行的省试并双双进了进士及第。发榜之时，苏轼赫然雄踞第二。其实这里面还有段小插曲，本来苏轼应该是第一名的，可主考官欧阳修在批阅苏轼文章的时候，误以为这样的好文章恐怕也只有他的得意弟子曾巩才能写得出来，为了避嫌，忍疼将其屈居第二。及至发榜，才知道那篇过人的文章不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写，而是出自一个来自蜀地名叫苏轼的年青小伙子之手。第二名就十分了不得了，可苏轼冒顶的才华如何也遮掩不住熠熠的逼人光芒，就在大宋王朝优中选优为储备国家栋梁之才由皇帝亲自主考的制试中，苏轼终于轻松拔得头筹。要知道通过制试的人在宋朝三百年统治当中只有四十多人，相当于取得进士第的四万多人的千分之一。苏轼当时是唯一获得三等的人，而抛却虚设的一二等，取得三等成绩的，截止苏轼，之前只有一个叫吴育的人，加上苏轼也就两个人。可想而知，一个吏部考试的第二名制试中的第一名，会使得苏轼的名字如何撼动朝野，名扬华夏？苏轼的少年得志，一点也没有投机取巧，全凭的是自己出众的才华。苏轼一生的学术成就当然不多为人知，因为那必定属于只有少数做学问的人才可赏读的阳春白雪之作。最为大众所欣赏接受心怡口诵的莫过于它那文辞优美恬淡，寓意深刻易懂的诗词文章了。我想今天大凡稍微具有点文化知识的人，没有不会吟诵他“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没有谁会不喜爱他前后《赤壁赋》中“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划然长啸，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的，没有谁不对他笔墨老健，结字严谨，仪态闲雅，奇正得意，豪拓中蕴含妍秀的书法艺术唏嘘赞叹，品咂玩味不已的。人一生能够在一方面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已属不易，而苏轼却在诸多领域居于执牛耳的高端，这不能不让千年来稍受文化濡染的文人雅士们自叹弗如，由衷仰慕赞叹。

苏轼受人崇仰的第三个原因莫过于他的进退自如洒脱豪放积极达观的人生态度。试想，在古代官场上宦海沉浮者不在少数，可在这些人群中，也不乏因一时得失牢骚满腹走向极端的，有悲观失望颓废萎靡的，有不堪重压了解性命的，有得过且过聊以度日的，有积愤于胸伺机报复的，有苟且偷安委屈求全的。而苏轼少年得志，名扬天下，不仅拥有当时朝野内外无数的崇拜者，就连皇帝也对他青睐有加十分赏识，他一旦步入官场，就身居庙堂之高。这在一般人看来实在是前途看好时运两济，如果甘于随波逐流奉迎世事，那一定是锦绣前程如花似玉。可就是这个风流倜傥才华横溢的盖世奇才，却能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自始至终都保持着自己合乎儒家风范的洁雅操守，从不为追名逐利或者保全一时之利而稍改自己做人的根本。于是也就招来了朝野内外黄发垂髫新贵旧吏人等的嫉恨攻顸和诽谤损毁，于是也就几起几落，时而高为朝堂显贵时而屈为江湖微吏。可苏轼不管身处何地，不管是无奈或自愿，他自经历了“乌台诗案”遭贬黄州之后，似乎一下子就把自身蕴含的旷达乐观积极进取的能量释放出来了，从此他进入了人生的一种大化境界。在黄州，他很快忘掉了所受到的陷害打击和官位的一落千丈，自盖草堂栖身，自开荒地养家，自烹羹菜佐食，自酿米酒品咂，完全把自己从一个万人敬仰的大学士华丽转身为田间老农，由一个朝廷高官演化为琐屑小吏。闲来读书作文吟诗作赋，把自己日日所见所闻所感以诗文记录，从中获取外人不可得的乐趣。于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带着这样的人生态度，他把自己生命的光彩砥砺得更加熠熠闪光。他自娱自乐的《猪肉颂》《东坡羹颂》《蜜酒歌》等通俗养生诗歌烘托着他恰如电闪雷鸣般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及前后《赤壁赋》等瑰丽巅峰之作，便在这个不起眼的偏僻乡野，在成就了苏东坡这个千古美名的黄州，于苏轼心气高雅淡定从容豁达乐观的至高境界中，高山流水一般飘然出世，惊羡天下。可以说，黄州是苏轼是苏轼人生进入最佳境界的重要拐点，在这里不仅因他亲自在黄州东坡开荒垦地自种自收的生活，成就了“苏东坡”这个伟大名字的由来，更主要的是黄州成就了傲然出世卓尔不群走向人生达观巅峰的苏东坡，在中华文化史上从此定格成了一个璀璨文化符号的业绩。寒暑易节悉心磨砺的苏东坡从此以后，虽一路升迁，一路遭贬，一路重回朝廷担当重任，一路或自愿或被贬到地方主管一方事务，直至一贬再贬最后被抛荒海南，他都始终不为个人沉浮荣辱所动，一直保持着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尽最大努力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实实在在为地方老百姓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或利用自己的影响和关系为百姓吁请呐喊。于是就有了他为官杭州时对西湖的治理和闻名天下“苏堤”的形成；也就有了他在瘴疠之地的海南荒岛，一边著书立说一边吁请当地官员解决老百姓饮水难的问题；也就有了他遭贬惠州海南时，依然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九死南荒终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那样乐观自娱的悠闲诗句；也就有了他在惠州居住嘉祐寺时，一日扶杖爬山登顶，中途因力不能支而停下后，不仅没有懊丧反而由此感悟到人生也如登山一样，能爬到何处就爬到何处，何必一定要力不足而强为之地给自己平添烦恼的感悟；也就有了他从海南遇赦北上途中，路径金山看到李公麟为他所作的画像时，即兴写下了“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的诗句。虽然苏轼这几句诗对自己一生的最后的概括难掩些许悲怆之意，可也算是对自己一生遭际的真实概括，必定那是身染重病自知不久于人世的苏轼人生的最后结语啊！古士人对自己的要求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苏轼一生却是达也济天下穷也济天下，真正做到了居庙堂之高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忧其君，进退两豁达，得失皆不优。如此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古往今来能有几人可与之并论？

苏轼受人崇仰的第四个原因是他重真理而不结党私的高风亮节。苏轼生活的时代正是大宋王朝的神宗皇帝起用改革派王安石启动变法之时，由于新法触动了当朝权贵和豪绅地主阶级的切身利益，于是就在朝廷上下分成了两个尖锐队里的派别——变法派与保守派。变法派受神宗皇帝的支持，为了王朝统治的长治久安，决心改故鼎新废弃旧制，试图一举把大宋王朝面临的诸多痼疾切除，以为非如此就势必影响到国家的发展稳定以及久远大计。可一部分或带着私欲或出于对朝廷安危担忧的人们所形成的保守势力，认为变法会打乱现行的统治秩序，如果不加以制止，就会造成天下大乱，国家同样面临危险。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当朝权贵就极力反对新法。苏轼完全出于个人对新法的看法也加入了反对派的行列，这就引起了变法派中一些势利小人对他的强烈仇视。其中那个皓首银须的王珪虽然不强烈反对新法可也不那么明显地支持新法，他完全出于对苏轼才华的嫉恨，也便不自觉地加入到了诋毁苏轼的队伍中。还有借助变法跻身于显贵队伍里的李定何正臣等人更是吹毛求疵搜索枯肠，从苏轼的诗文中牵强附会地罗列出一桩桩苏轼所谓泄私愤怨朝廷反新法的罪名，试图搬到苏轼这棵人皆仰之的大树来达到震慑保守派的目的。于是苏轼的厄运便随之而来，冤案“乌台诗案”在莫须有的说辞中应运而生，苏轼一个震烁古今的大文学家便横空身陷牢狱倍受折磨蹂躏与恐吓，最后不得不在所谓的罪名之下被贬落黄州。可是当神宗一死哲宗皇帝登位，这个对乃父变法完全持否定态度的新主子，一上任便打击排斥变法派，使得一度消沉的保守派得以重出江湖，一扫一个时期的郁闷受压之气，重新走向权力的顶端，一时间一个个又荣光焕发起来。作为因受变法派构陷遭贬的苏轼，也就迎来了人生的又一个春天。可是面对再次擢拔自己的新宰相司马光对新法的一味排斥，苏轼便不愿随波逐流了。实践中他认识到变法中的免役法确有其合理之处，于是他就带着当仁不让于师的心理犯了官场大忌，竟然驳斥顶撞了保守派领袖再次位居宰相高位的司马光。这种不合时宜的做派彻底摒弃了党派之争的狭隘私欲，完全站在了捍卫真理的立场上。于是苏轼便因此招来了保守派内部的斥责和谩骂，许多人骂他忘恩负义是十恶不赦的叛徒。如果说当年苏轼对墨守成规思维僵化的理学耆老程颐的嘲讽，是由于他还带着年轻得志的狂态心理所致的话，这时对司马光的不盲从，就已经升华到了成熟老练而不改其志的人格化境了。党派之间的纷争使得苏轼一颗清明的赤子之心无力也无法在朝廷里施展，于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上书朝廷，并婉言谢绝皇太后对他的真心挽留，自愿再度到地方去做能施展自己政治抱负的地方官。其实苏轼和变法领袖王安石都是中国文化史上可以相提并论的一流学问家，他们彼此都很欣赏对方的人格和学识，都不会做结党营私的势利小人，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们是一对政见虽然略有不同可心灵才学人品同样受人尊敬的高尚人等。在苏轼遭受乌台冤狱的时候，王安石就曾上书朝廷为其辩诬。可见伟大的人格许多时候是可以摒弃任何政治分歧的。

苏轼受人崇仰的第五个原因是许多和他有同样遭际的古今士人，把他当成了自己心灵上的精神依托。自古以来沉浮于宦海之人多如恒河沙数，可实在难有几人面对逆境能够保持苏轼这般健康乐观达观人生态度的。不说他们才学上的短板不可望东坡相背，即便遭贬的次数与频繁度也难和苏轼较高下。面对自己人生的不幸，许多人或自怨自艾或怨天尤人或低迷消沉或得过且过，即使心知要学习苏东坡的乐观豁达，可想进入那种至高的境界，实在比登顶珠峰还要难上加难哪！苏轼之所以成为苏轼，正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样，那是他自身渊博灵动的学识，自小所受的良好家庭教育，和置身官场后幸遇欧阳修陈公弼那样的老师或上级对他的悉心培养和引导结出的硕果。可以说苏轼自小有学识渊博的父亲苏洵严格而如理的管教，有母亲程夫人坚毅果敢与仁厚性格的言传身教，有两任妻子王弗王闰之和侍妾王朝云对他的患难与共不相弃和无微不至的精心呵护，有学识和他同样出众的弟弟苏辙的相知相爱，有自己善于缘外物变化而时时巧于吸纳善变的自我消化平衡能力，更有他海纳古籍满腹经纶少有人可比的渊博学识，总之苏轼成为苏轼，无论从主观上客观上都具备了那个时代产生那样伟人的一切条件。苏轼的出现，正是那个特定时代孕育而出的一个并不让人感到意外的自然现象。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宋太祖定下的大宋王朝不杀文人的规定和文人学士在整个宋朝所具有的特殊地位，苏轼都不可能成为后来的苏轼，他有可能在“乌台诗案”中就就被政敌置于死地。于是此后朝代里那些和苏轼有着同样遭遇的人，自知苏轼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高山大海蓝天，于是就把他作为精神上的一种寄托，无时无刻不虔诚地在心灵深处敬仰着慰藉着学习着效仿者供奉着这个永远让人魂梦牵饶千载难遇的苏东坡。苏轼也就成了大家摆脱困境走向希望的精神燈塔，鼓励着大家于失败狼狈中保持一种必须生存下去的乐观豁达与自信。

有了苏轼，中华文化的长河里就增添了几多鲜丽耀眼的美丽浪花；有了苏轼，华夏子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里就多了一道不可或缺永耐品味的丰盛快餐；有了苏轼，我们在沉闷压抑的生活中就找到了走向希望的信心与乐趣；有了苏轼，我们就会在每年八月十五的中秋之夜，面对着一轮皎月高吟着“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表达对亲友的祝福，似乎这个美丽的月圆之夜就是由苏东坡所赏赐。

我们就是这样的喜欢着崇仰着永远年轻乐观的苏轼苏东坡啊！

201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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