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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军进驻太平洋诸岛屿，同时，也带来了岛屿土著此前从未见过的大批物资，从可口可乐瓶子、镜子、小刀、罐头、面包到飞机、大炮、工程车辆应有尽有。为了与当地土著和睦相处，美军士兵经常会将一些小东西和食品送给土著居民，这让当地人欣喜不已。但有一个难题，本土语言根本没那么多词汇来将这些东西尽数历述对应起来，于是，土著居民一律称之为“货物”。 战争结束，美军自然随着他们的那些“货物”退潮而去，留下的却是漫长的烦恼。尝过货物甜头的太平洋岛民此前的“淳朴、无忧无虑”日子一去不返了。他们渴望美军和大批货物以及能运来货物的飞机再次光临。于是，岛民按照自己文化信仰和思维方式，捆扎草木竹棍惟妙惟肖地模仿制造美军道格拉斯运输机，制作出了他们自己的飞机图腾。还发明了一套祈禳、巫傩仪式——一些人扮演飞行员，还有一些人煞有介事地装扮成机场地勤人员，手拿信号旗有模有样的指挥“飞机”升降，更有“群众演员”模仿美军列队操演。希望靠着宗教仪式和他们的虔诚感动上苍，使货物飞机神再次光临。 
货物崇拜——模仿美军操练的太平洋岛民 当人们靠着现代科学根据月亮距地球大约38万千米的轨道参数，设计出了火箭、登月舱、现代通讯系统，并真的把人送上了月球时，部落巫师们当然可以继续认为月亮只不过是树梢上的圆镜，或者是神仙住的月宫，里面有嫦娥和兔子。愿意接受什么思想，那确实是个人自由；或者，个人根据自己的诉求与动机做出不同的选择。不过，更多的情况是，很多人除了传说和神话以及天谴恫吓，没有别的知识来源可供选择。 有一种四面讨好的做法，就是把科学看做现代神话，将科学仅仅看做与众多文化群体的神话传说、宗教教条等量齐观的东西，与伏羲、女娲、宙斯、奥林匹克诸神相比无非是稍高明了一点，既不更真实，也不更虚假。文化相对主义者甚至更进一步认为：科学只不过是源自于西方文化圈的又一部神话。 我们经常看到，某位站在演讲台或在现代传媒上宣讲科学方法与科学精神的人，会被一些人借“尊重他人文化与信仰”责难，或者干脆直接指其为“科学教”教众；听众中也经常会有人面带会意的微笑，点头示意赞同。接下来，他们一定会说科学宣讲人是“科学主义”，用科学信仰压制其他信仰……。这是彻头彻尾的伪君子行为，与西方政客拉选票的虚假表演毫无二致。更进一步，有些披着维护人权外衣的人登上讲坛高呼“我们有愚昧权”。这些人故意在混淆视听，愚昧只是一种状态而非权力。权力必然伴随的是可以选择。而对那些没有选择机会或无力改变愚昧状态的人高喊“我们有愚昧权”，喊口号的“智者”们画皮下一定包藏着一颗冰冷的祸心。 设若愚昧都成了权力，那么是不是该叫停强制9年义务制教育了呢？我们可以问问这些貌似宽容的文化相对主义伪君子们，“什么神话传说能让飞机上天，将你安全、快捷地带到地球上某个地方？靠夸父追日还是靠伊卡洛斯（Icarus）粘着用蜡做的翅膀？还是货物崇拜者们按自己的神话制造的飞机？”科学不是信仰、不是主义，它从不许愿，因为科学这个开放体系唯一需要的的就是证据和理性，它不需要虔诚、跪拜以及痴人说梦般的喃喃祈祷。我们可以从木乃伊、金字塔、穷奢极欲的陪葬和追求长生不死的夸张蠢行中看出，连那些天堂信仰者们对他们的归宿实际也没什么信心，他们还是需要穷尽奢华世俗的陪葬品来支持他们的天堂美梦。而那些对着公众高喊“我们有愚昧权”的人，也在妄想着用愚昧大众来作为他们信仰的陪葬。 进化论的宣讲者们只能对神创论者、智慧设计论者、部落神职人员以及他们神话、鬼话的信奉者们如是说：“你我的动机与诉求截然不同，我们的诉求是造飞机，用飞机，过人的生活，追求人的思想；而你们希望天上掉馅饼或给公众签发飞升天堂的空头支票。” 科学大厦的支柱是证据和理性，二者缺一不可。 进化论的证据之一，就是化石。当然，这里有个前提，就是埋藏在地下的化石是古老生命的遗存，不是上帝或什么神仙埋在地下捉弄人的恶作剧。化石挖掘出的是过去进化活剧中早已谢幕离去的生物遗骸，对这些石头的研究能使我们再次回顾过去那一幕幕精彩…… 达尔文早在1871年就曾预言：人类起源的证据一定存在于非洲。 在“辟尔唐人”化石伪造品闹剧仍然沸沸扬扬的1924年，澳大利亚人类学家雷德蒙·达特（Raymond Arthur Dart，1893–1988)移居到南非。在靠近卡拉哈里沙漠的汤恩石灰石采石场，每天都会传来施工爆破的隆隆炮声。随着某次一声轰响之后，采石场的监工在石砾中无意发现了两块非比寻常的石头。其中一块石头的内部，包裹着一个人形头骨，从大小来看，应该是一个孩子的头骨，乳牙还留在原来的位置上。另一块石头里是这个小孩的脑化石，上面的旋纹和沟回仍清晰可见。监工当即意识到这一发现可能会很重要，就把石头交给了采石场经理，经理随即将化石寄给了雷蒙德·达特。 工人们发现的是一具类人猿头骨。考古界当时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即任何化石的发现者，都享有优先确定化石年代权和命名权，达特将其命名为“南方古猿非洲种”（Australopithecus africanus），后来人们一般称其为“汤恩小孩”。根据这具头骨化石的枕骨大孔所处于颅骨底部，达特推断，它当时已经能够直立行走；因为一般四足动物躯干神经束进入大脑的枕骨大孔位于颅骨后部。但“人类非洲起源说”受到当时考古学界一些人的不少攻击。其原因之一就是，20世纪初由于“北京人”化石的出土，使考古界大多数人认为人类的祖先来自于亚洲。“汤恩小孩”虽然轰动一时，但多数时候却主要是漫画题材和茶余饭后的谈资。1953年，当“辟尔唐人”化石被认定为一场骗局后，才促使人们重新审视达特的“汤恩小孩”——达特的结论是对的。 下一个“化石英雄”是路易斯·利基（Louis Seymour Bazett Leakey，1903－1972）和他的妻子。1924年，当时还只有21岁的老利基参加了一个探险队，这次探险使他立志于古人类化石挖掘与研究工作。这个年轻人是达尔文预言的坚决支持者，他决心在非洲找到“第一人类”的化石证据，以证实达尔文的预言。1926年，老利基怀着雄心踏上了在非洲寻找“第一人类”化石的征途。他将自己的重点定在了东非大裂谷肯尼亚及坦桑尼亚一段。后来的一系列发现证明老利基独特的眼光是何等的正确。 东非大峡谷地处地球三大板块交汇处，是后来许多宝贵化石的出土的地方。其中的奥杜威峡谷长约50千米，各地质时代沉积的岩石从裂谷剖面上一览无余。在谷底100米以下，埋藏着丰富的化石遗存。年轻的路易斯·利基忍受着酷热炙烈的阳光烧灼，大海捞针般地搜寻着他心中的宝贝。 随着来自非洲一连串发现从媒体公布出来，学术界也由原来对“人类非洲起源说”的怀疑渐渐变为支持。在1947年举行的一次科学会议上，德高望重的化石专家罗伯特·布鲁姆向参会者展示了包括“汤恩小孩”在内的一系列化石。终于使古人类学领域的大多数人接受并相信，人类原点确实在非洲。这对傲慢的西方人来说并不容易，但在证据面前他们还是承认了这一现实。现在看来，当时的化石证据对于“我们都是非洲人”这一论断的支持还显得不够充分。促使人们改变看法的还有就进化论当时已经逐渐深入人心，更多的人依据人类的“表亲”种群更多地出现在非洲而增强了对“人类非洲起源说”的信心。 1959年夏天，老利基夫妇终于挖到了“金子”。老利基将他们的发现命名为“东非人鲍氏种”（Zinjanthropus boisei）。boisei这个种名来自查尔斯·鲍伊斯（Charles Boise），他曾出资支持老利基夫妇的考古挖掘工作。经现代地质测年方法测定，“东非人”被确定为生活于175万年前。“东非人”这个名字最后变为“南方古猿鲍氏种”。老利基因此项发现一跃成为明星级人物和媒体的宠儿。公众的关注可以说来得真是太及时了，可以因此拉到赞助。自老利基后，古人类考古挖掘队就告别了“叫花子”刨土者的形象，开始添置了新的设备和提供更好的给养保障，也能吸引更多年轻人有兴趣加入古人类考古队伍。 作为老利基的妻子，玛丽·利基（Mary Leakey，1913－1996）在古人类化石挖掘方面的工作更为出色，她不但发明了田野调查“钻孔探测法”（这个方法实际是中国盗墓贼发明的，被中国考古界介绍到国外。）归于老利基夫妇名下的大多数重大发现实际都是玛丽做出的。玛丽后来谈到他们的发现时，用轻松而诙谐的语气说：“我不过是用400片碎骨头完成了一块大的三维拼图。”任何人如果联想到当时场景话，都会对这句幽默背后，夫妇二人30年艰苦单调的工作肃然起敬。 很多人会奇怪，为什么管路易斯·利基叫“老利基”呢？难道还有个“小利基”？是的，这个利基家族的故事还在继续…… 理查德·利基（Richard Leakey，1944、12、19-）从小跟着父母在非洲广阔的原野上长大，虽然没受过什么像样的的正规教育，但他血管里流淌着老利基夫妇那热爱非洲原野的血液。在老利基生命的最后一年，1972年，小利基终于挖出了属于他自己的“金子”，这是一个相当完整的颅骨化石，小利基将其命名为“1470号”，如此平凡的名称！因为小利基不愿意给它起具有感情色彩的名字，这样，在不可避免的争论中，同行就可以多几分理性与真实感。当然，他的良苦用心并不总是见效。 “1470号”头盖骨比以往发现的类似化石的头盖骨要大，而且没有其他类人猿类颅骨化石共存的眉嵴骨。经审慎分析，该头骨化石年代应该大约是190-175万年前，从同地层伴随出土物来看，他已经能制造工具。老利基在天堂里肯定笑出了声——他儿子将人类进化的时间表向更古老年代推进了一大步！该化石后来被认定属于“能人”，这样，我们在以后可以对化石用代词“他”，而不是“它”了。许多研究者后来指出，小利基也许找到了人类最早的先民。随着消息传出，小利基也变成了明星，名气之大甚至连他的母亲都自叹弗如。颇受媒体追捧、善谈的小利基，在世人面前充分展现了古人类学研究的魅力，也激发了更多人的兴趣。举办展览、发表演讲，他抓住一切机会将自己在公众面前曝光。小利基在大学里开设的讲座风趣动人，每每座无虚席。小利基后来经常自我解嘲说，这是他唯一的校园经历。 随之而来的是，小利基获得了大量的研究经费资助，后来他的妻子，人类学家梅薇·利基也加入了田野考古队伍，利基一家真是人才济济。
1962年，利基方面再次传来消息，奥杜威峡谷找到了另一个人科化石，这次不是南方古猿而是真正的人（能人）。这具化石经鉴定约为175万年前，一下子将现代意义下的人类起源的年代向久远的深处推进了3倍。约翰逊再也等不及了，他急切地想加入到这个“淘金”队伍中。 1973年，约翰逊参加了考古学家泰伯的“哈达尔工作小组”，在阿法尔地区一处被称作哈达尔的不毛之地安营扎寨，建立了研究基地。一年后，也就是1974年秋天，约翰逊和他的小组找到了一具骨架完整度近40%的化石。这具化石身高只有1米，但距今竟然是300万年！约翰逊为这具使他成为命运宠儿的化石起名“露西”（Lucy），取自于甲壳虫乐队歌曲《在这钻石天空下的露西》。约翰逊将露西确定为一个新种，将其命名为“南方古猿阿法种”。 古人类学研究中一般仅能发现化石碎片，很少发现完整的颅骨或肋骨；因此，露西的发现尤其显得非同寻常，它为古人类学研究提供了大量科学证据。露西生活于约320万年以前并被约翰逊归于类人族，这种武断的判断后来引起了著名的“利基-约翰逊大辩论”。露西的骨盆位置与人一样，形状短而宽，而黑猩猩和大猩猩的盆骨则又窄又长，很明显露西是直立行走的。这副骨架具有类似猿的脑容量，支持了此前人类进化争论中认为直立行走在脑容量扩容之前的观点。不过，近年来两位瑞士人类学家研究了露西之后指出，露西可能是雄性，因为露西骨盆的形状与大小根本不足容纳南方古猿胎儿。现在看来，虽然露西不是我们最古老的直系祖先，但却是我们了解最多的“亲戚”。 玛丽·利基（小利基的妈妈）还有一项1978年发现的，后来越来越被重视的发现“莱托里的脚印”。 这是一行360-370万年前人类祖先穿行于东非的脚印。那一连串由较大雄性个体留下的足迹，被另一个较小的猿人重踏了一遍，这大约是一个雌性个体跟着足迹在行走；旁边一串小脚印可能是他们的孩子。联想到他们一路相跟着的情形时，后人似乎看到了现代人亲密关系、群居生活的影子和起点。更关键的是，周围没有其他关节的印记，直立行走是肯定的。他们消失身影后面留下的足迹被太阳晒干、石化后，可以让现代人对着它们而产生曼妙的遐想。 古人类学家目前面临的重要困难之一，就是至今尚未有一个公认的“人”的定义（定义困难实际在其他学科也不同程度地出现）。到20世纪80年代初，各种证据的一致指向表明，人类脑容量急速增加的年代大约是200万-300万年前，而直立行走至少能追溯到400万年前，形成中的人的共同祖先大约应该可以上推到700万-800万年前。这一说法也得到了现代人类基因组研究的支持，人猿相揖别的时间至少应该在500至700万年之前。 1994年，梅薇·利基在大裂谷中一处叫卡纳波依的荒野中挖出了420到390万年前的人科化石碎片，并将其命名为“南方古猿阿蒙种”。 大约同一时期，蒂姆·怀特在埃塞俄比亚的阿拉米斯找到了年代为440万年前的另一个新种，命名目前还存在争议，但确定无疑地表明，人类在进化历程中存在过相似种属重叠共存的时期。这些重叠或先后就是达尔文《物种起源》中反复提及的“中间型”。 2002年，在中非的米歇尔-布鲁内小组在中非挖出了6块原始人颅骨碎片，他们管这些化石叫“土麦”（生命的希望），这些化石距今700万年，头盖骨似猿，牙齿接近人类。 当重新检视人类族谱化石，我们就知道这个族谱有许多分支，他们发展到最后顶多是人类进化的试验阶段的中间型。人类这一支很幸运，在一条曾经细小的分支上走得更远，由涓涓细流发展成了进化长河中的滔滔干流。令人惊异的是，大多数工作在非洲原野上的古人类学者们对“人类”的真正意义有着惊人相似的描述。首先，他们应该是习惯性直立；其次，他们不会整天无所事事，不像其他非洲哺乳动物，除了交配吃饱了就睡；他们已经有了足够的好奇心希望探索未知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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