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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劫而生

 johnney908 2014-05-23


  截至2013年4月16日,全国共报告77例H7N9型禽流感病例,其中死亡16人,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恐慌。连日来,大量鸡、鸭等禽类惨遭埋杀,饲养户损失惨重。H7N9型禽流感,于2013年3月底在上海和安徽两地率先发现,是全球首次发现的新亚型流感病毒。既往仅在禽间发现,未发现过人的感染情况。为此,本报特发此文,介绍中国历史上的疫病流变以及古人的一些应对措施,以史为鉴,供读者参考。在医疗水平如此低下的古代,中华民族亦战胜了瘟魔,生存下来。而今,科技发达,医疗技术不可同日而语,病魔就更不可怕了。据悉,4月17日下午,经北京市专家组会诊同意,7岁患儿圆圆痊愈出院,这也是北京治愈的首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有所警惕,切不可掉以轻心。

  何为瘟疫

  瘟者,从疒,从昷,昷亦声。“昷”意为“热”、“暖”。“疒”与“昷”相结合即表示“热病”,在中医学中是感受疫疬之气而发生的多种流行性急性烈性传染病的总称。如《素问·遗篇·刺法论》曰:“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
  疫者,从疒,役省声,是急性传染病流行的通称。如《说文》曰:“疫,民皆疾也。”又如《字林》云:“疫,病流行也”。
  据中国古籍《集韵·平声·魂韵》记载:“瘟,疫也。”至于瘟疫一词乃自古沿用至今,最早运用此字的著作,可能为《抱朴子·内篇·微旨》:“经瘟疫则不畏,遇急难则隐形。”总之,瘟疫是具有温热病性质的急性传染病,属于温病原体中具有强烈传染性、病情危重凶险并具有大流行特征的一类疾病。

  为何瘟疫

  在中医药中,引起瘟疫的病因称为“病气”,不同于外感六淫,这是一类具有强烈传染性的病邪。瘟疫的发生与流行多与下列因素有关:
  自然气候的反常变化。《诸病源候论》谓:“时行病者,春时应暖而反寒, 冬时应寒而反温,非其时而有其气. 是以一岁之中,病无长少,率相近似者,此则时行之气也”。尤其是久旱、酷热、洪涝、湿雾气等,易生病气而致病。
  空气、水源、食物等受到污染。正如《温疫论·原病》说:“疫者,感天地之疠气……此气之来,无论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邪从口鼻而入。”
  没有及时做好预防隔离工作,也可导致瘟疫的传染和流行。

  先秦两汉
  正气存内,避其毒气

  回顾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可以发现,人类同瘟疫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瘟疫早在先秦史料中就有记载。如《周礼·天官·冢宰》曰:“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吕氏春秋·季春纪》记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这些都表明了当时对瘟疫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认为温疫是由“非时之气”造成的。现存最早的中医古籍《黄帝内经·素问·刺法论》指出:“五疫之至,皆向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黄帝内经·素问·本能病》篇曰:“厥阴不退位,即大风早举,时雨不降,湿令不化,民病温疫,疵废。风生,民病皆肢节痛、头目痛,伏热内烦,咽喉干引饮。”指出温疫具有传染性、流行性等特点,并认为只要“正气存内”,就能“避其毒气”。
  东汉时期的张仲景在其著作《伤寒杂病论》的序言中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文中的“伤寒”,除了指外感热病外,还包括了当时的烈性传染病,可见当时温疫流行之猖獗。

  魏晋南北朝
  阴阳失位,寒暑错时

  曹植《说疫气》曰:“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描绘了当疫病流行的惨状,并明确指出“疠气流行”并非“鬼神所作”,而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所致。建安七子之冠冕的王粲在《七哀诗》中也记载:“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是当时凄凉情景的真实写照。据史料记载,从汉桓帝刘志至汉献帝刘协的七十余年中,疫病流行17 次。疫情连年,民不聊生,即使是士大夫们也未能幸免,如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就是死于瘟疫,更何况是贫苦大众呢?晋朝葛洪《肘后备急方》认为“伤寒、时行、温疫,三名同一种。……其年岁中有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并立“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一章,记载了辟瘟疫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度瘴散、辟温病散等治疗、预防温疫的方剂。葛洪还谈到“于南阳击虏所得,乃呼为虏疮”“永徽四年,此疮从西流东,遍及海中”。清楚表明,天花是在战争中由俘虏带到中国的。


《肘后备急方》

  隋唐五代
  防重于治:砷剂治疟,巴豆去毒

  隋唐五代时期,中土四周的各少数民族地区疫病不断出现,为害十分严重,对人民生产和生活影响较大。隋朝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疫疠病诸候》记载:“其病与时气、温、热等病相类……病无长少,率皆相似,如有鬼厉之气,故云疫疠病。”认为岭南地区的青草瘴、黄芒瘴等瘴气也属疫疠病范围。并进一步指出:“此病皆因岁时不和,温凉失节,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故须预服药及为法术以防之。”唐朝孙思邈《千金要方·卷九·伤寒》特立“辟温”一章,记载治疗温疫的方剂。孙思邈还是我国第一个提出“防重于治”医疗思想的人,首创地黄炮制和巴豆去毒炮制方法,首创以砷剂(雄黄等)治疗疟疾病,比英国人用砒霜制成的孚勒氏早一千年。

  宋元
  治有三法:宜补,宜散,宜降

  宋代医家张从正《儒门事亲·卷一·立诸时气解利禁忌式三》曰:“正二三月,人气在上,瘟疫大作,必先头痛或骨节疼,与伤寒、时气、冒暑、风湿及中酒之人其状皆相类。慎勿便用巴豆大毒之药治之。……夫瘟疫在表不可下,况巴豆之丸乎。”对瘟疫的临床表现、治疗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元朝医家朱丹溪《丹溪心法·卷一·温疫五》谓:“瘟疫众一般病者是,又谓天行时疫。治有三法:宜补,宜散,宜降。”总结了温疫的治疗方法。

  明清
  治疫三宝: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

  在中国古代,明代是瘟疫多发期,且常与旱涝、霜雪、蝗灾等多种灾害并发,导致人口大量死亡,财政压力激增,给政府、社会和民众带来极大的威胁。对于明代瘟疫爆发的次数,学界的统计虽然出入很大,但普遍认为当中国历史步入14—17 世纪时,明代成为瘟疫最严重的历史时期,死者无数。明朝医家吴又可目睹当时疫病流行的惨状,在前人有关论述的基础上,对温疫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探讨。其所著的《温疫论》是我国论述温疫的专著,对温疫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认为“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虽然戾气“无形可求,无象可见,况无声复无臭,何能得睹得闻”,但“物之可以制气者药物也。”
  吴又可认为“邪从口鼻而入”,而感染戾气的方式“有天受,有传染,所感虽殊,其病则一”。人体感受戾气之后,是否致病则决定于戾气的量、毒力与人体的抵抗力。
  戾气引起的疫病,有大流行性与散发性的不同表现。而戾气致病又有地区性与时间性的不同情况。此外,由于戾气的种类不同,所引起的疾病也不同,侵犯的脏器部位也不一,即“……为病种种,是知气之不一也”。还指出人类的疫病和禽兽的瘟疫是由不同的戾气所引起的。
  吴又可在《温疫论》中,还创制了不少独特的、行之有效的治疫方剂。《温疫论》是我国医学文献中论述急性传染病的一部划时代著作,至今仍可用来指导临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清代杨屾在《豳风广义》中记载了家畜饲养和畜病防治的方法,如“猪有病时,割去尾尖及耳,出血即愈。若瘟疫,用萝葡及梓树叶与食之即愈,不食者死。又猪才病不食,即用滚汤一椀沃其头,半日即食。又猪将肥时,内生水铃,每食数口,即游走不食,用锻下磨子的石渣子为细末,罗过拌食中饲之,不过数顿即愈。”又如“凡鸡有杂病者,以真麻油灌之立愈。若有瘟疫者,预用吴茱萸为末,以少许拌乾饭上喂之。又以雄黄末拌饭喂之。皆能不病。若已病者,以蒜瓣一粒喂之。”甚是有趣。而清代余师愚的《疫疹一得》在吴又可《瘟疫论》的基础上,提出疫疹的病因是疠气,指出“一人得病,传染一家,轻者十生八九,重者十存一二,合境之内,大率如斯。”并根据暑热疫的病证特点,创立“清瘟败毒饮”一方,以重用石膏为主,为温疫病的辨证论治开拓了新的境地。晚清的吴瑭推荐的治疗瘟疫后期症状的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现在仍然在临床使用,称为治疗瘟疫的三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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