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丁的记忆
杨忆军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我还是一名中学生。记得那时候，人们的日子过得还很拮据，不少孩子的外套上还打着补丁。我的裤子中也有两条是打着补丁的，而我的家境在当时不属于家徒四壁的那类人家。
父亲当时是新昌县邮电局的党委书记，尽管那时他的工资和工人不分上下，但和母亲的收入合在一起，数额也很可观了。养两个孩子，对付日常开支，应当是不成问题的。可是因为每个月要抠出钱来给外婆和大伯家寄点，所以日子就过得有些捉襟见肘了。那时候，不光我的外裤上打有补丁，我的内裤上也常常打满了补丁。为了让我的补丁内裤穿得舒适、熨帖，母亲在缝补时格外的细心，那细密的针脚摸上去，丝毫没有补丁的手感。穿在身上，和新内裤的感觉如出一辙。所以我对补丁内裤从没有反感过。有时候甚至于觉得比新内裤更锁我眼球，因为五颜六色的花布拼合在一起十分漂亮。母亲虽说文化不高，扫盲班只读到初小，但审美的眼光比起我来毫不逊色。
从小过惯了苦日子，有过童工经历的母亲，对于自己内裤，儿女内裤打补丁的事，一直都持无所谓的态度。然而，对大伯家的事却时常耿耿于怀。在我的印象中，天性仁厚的母亲从没有因为父亲寄钱给大伯一家，和他吵闹不休，甚至于大动干戈。倒是每到春节临近，她都会去商店扯上些布料，然后，让父亲邮寄给在乡下务农的大伯，并让父亲在包裹中附上封短信，短信中再三地叮嘱大伯，一定要让孩子们在大年初一这天穿上新衣裳。
母亲常说，你大伯不容易，大妈死得早，他一个男人既当爹又当娘，除了要下地干农活，还要腾出手来照料两个孩子的起居。我作为婶娘理应为孩子们操些心！让我不理解的是，母亲对于两个堂弟，都能出手这么大方，为何对我这个亲生女儿会那般地吝啬。每次央求她给我做条新裤子时，她总是板着脸训斥我：“你光屁股了吗？有旧裤子穿不错了，我小时候连饭都吃不饱……你再看看你的两个堂弟，他们的裤子也都是打满补丁的，大伯家在农村，农村穷啊！养了两头猪，要到年底才能卖了换钱。他身体又不好，国家又没有什么扶贫政策，他们一家三口人，除了从地里弄点吃的，也没有别的经济来源，每月都眼巴巴地盼着你父亲寄点钱过去，接济着艰难度日……”每次听到她说这话，我只好默不作声。怕顶嘴过去，会遭到父亲的痛打。不过，后来我渐渐地明白，母亲为何那么地关心两个堂弟，原来父亲和大伯从来就没有分过家。在农村没有分过家的兄弟，大家就是“一家人。”大伯家的困难自然要父亲分担解决，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四口之家的日子过得苦不堪言。
初中读了三年，我的外裤也打了三年的补丁，当然，不是所有的裤子。有一条的确良的海蓝色的裤子，是学校组织搞活动时，老师为了统一服装，让我带话给母亲，责令她做的。但这条裤子直到我工作时，面料表层上还透出油亮的光泽。这是因为我平常一直舍不得将它穿上身的缘故，我担心下一次再搞活动，就没有新裤子穿了，所以一直把它压在箱底。
对于我穿补丁外裤的事，同学们一直议论纷纷。他们说你的家境不至于沦落到穿补丁裤的地步。当我和他们说起父母每月要汇钱给外婆与大伯家的事后，他们还是不可思议。有同学问：“你父亲是当官的，就没人送布料给他？”我没好气地答道：“瞧你说的，我父亲可不是贪官，他是个宁愿让日子过得紧衣缩食，也从不接受他人礼物的人。再说，布票那么紧俏，谁家肯送布料？”那是个物质紧缺、票证泛滥、经济萧条的年代，当时买布，需要布票，买米、买豆腐，都需要出示票证，而且还有定额的限制。
如今，经济繁荣了，国家取消了各类购物的票证，物质也向老百姓敞开供应，而且城乡的差别也在日渐缩小，我的一个在乡下务农的堂弟，日子过得比我这个城里人还滋润。虽说我们“一家人”的日子如“芝麻开花节节高，”但烙印着岁月沧桑的“补丁”记忆，却深深地扎根在了我的脑海中，总觉得那是一段不该遗忘的历史。那段历史，不仅刻录着中国经济的落后面貌，还有农村老百姓日子的窘迫，同时，也印证了中国共产党经济变革决策的英明。
2009、9
此文荣获2011年全国散文作家论坛大赛三等奖
还在杭州市江干区“爱我中华”的主题征文赛中荣获一等奖
文章入选《全国散文作家精品集》（2011年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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