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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约评论员傅达林 人们关注“枪下留人”案，除了因为其惊心动魄外，还隐含着对死刑判决的疑虑。在法治发达的社会，“枪下留人”并非实现结果正义的正途。 在法治背景下，每一次死刑犯临刑前出现的“枪下留人”，都会引发舆论关注。近日，惠州中院召开死刑宣判执行会，一名死刑犯在宣判后大呼冤枉并称有重大立功举报，随即上演了一幕“枪下留人”。 出于对剥夺生命权的慎重，我国立法设计了极其严密的死刑复核程序，以确保死刑判决正确无误，还规定了死刑执行前的暂停执行制度，以防错杀。根据刑事诉讼法和2008年最高院《关于适用停止执行死刑程序有关问题的规定》，若行刑前发现判决可能有错误的，或罪犯揭发重大犯罪事实或者有其他重大立功表现，可能需要改判的，或罪犯正在怀孕的等情形，应当暂停执行死刑，并立即报最高院审批。 本案中，就是因为死刑犯行刑前喊冤并有重大立功举报，才暂停了死刑执行程序，以重新进行裁决。这种非正常程序的启动，凸显出司法对生命权的重视，也体现了刑事执法的理性与谦抑。正因为有了这一道重新审查的环节，让死刑判决更能经得起检验。 当然，在实践中，也有死囚因为害怕而妄求“枪下留人”的现象，一些得以“枪下留人”的案件，最终结果往往还是伏法枪下。例如2002年发生在陕西延安的“枪下留人”案，以枪决前4分钟最高院急令暂停执行而震惊舆论，并引起人们对死刑复核程序的讨论。在暂停130天后，死刑犯还是被执行枪决。这说明，我们不能将对司法正义的追求，寄望于行刑前的非常态化制度设计上，而应从正常的刑事司法程序入手，尽可能减少错案的发生几率。 实际上，人们关注“枪下留人”案，除了因为其惊心动魄外，还隐含着对死刑判决的疑虑。按照法治常理，经过严格公正的刑事司法程序，在“铁证如山”的证据证明下做出的死刑判决，不容有丝毫的纰漏或可疑点，在这种情况下很少会发生“枪下留人”案。同时，“枪下留人”等于重启刑事司法程序，相关司法成本也是巨大的。因此，刑事司法充分保障生命权的态度毋庸置疑，但也需要考虑司法成本，以及暂停执行对原有司法判决公信力的冲击。也就是说，在法治发达的社会，在刑事司法公正的国家，“枪下留人”并非实现结果正义的正途。 因此，每一次对“枪下留人”的关注，都让我们对司法慎重有了更为直观的体会，同时也让我们对司法常态程序机制抱有更大的期待。毕竟，法治秩序下的人们，不能将错案的发现寄托于行刑前的最后一道关卡，而应扎紧正常刑事司法程序的篱笆，通过死刑复核程序来有效发现疑点，阻隔司法正义的失陷。 相关报道见11版 (来源：京华时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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