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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姑献寿 中国传统文化中,变易的观念根深蒂固,在自然国学中,生动地表现在对“沧海桑田”概念的认识发展上。 “沧海桑田”在人文国学中逐渐成为成语,比喻世事变迁很大。如,清代程元升《幼学故事琼林地舆》:“沧海桑田,谓世事之多变;河清海晏,兆天下之升平。” 海陆可变迁、高下可易位的地表形态可变思想,在中国是源远流长的。古代“精卫填海”神话和“愚公移山”寓言家喻户晓,充分反映了人类可以促成海陆变化的美好愿望。 关于自然力形成的海陆变迁思想,在中国很早便有认识。《周易·谦卦·彖辞》有“地道变盈而流谦”的说法,深刻地指出山与河、高与下可以转化的地表形态变化规律。《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有“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话,记录了周幽王六年(公元前776年)一次地震(有人认为是大暴雨),引发的山崩、山洪所造成的高地变为深谷、深谷变为丘陵的地表剧烈变化现象。 “沧海桑田”概念在中国古代很早就深入人心。约190年汉代徐岳《数术记遗》已提到沧海变桑田一事,指出沧海桑田是十分漫长的过程。“沧海桑田”这一术语,出自东晋葛洪(约281—341)《神仙传》的《王远传》、《麻姑传》,书中讲述了麻姑与王方平(远)的对话,其中讲到“东海已三为桑田”的传说。麻姑为道教所尊的女仙。葛洪《神仙传·麻姑传》曰:“汉孝桓帝时,神仙王远,字方平,降于蔡经家,……与经父母、兄弟相见。独坐久之,即令人相访(麻姑)。”继云:“麻姑至,……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许。于顶中作髻,余发垂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锦绮,光彩耀目,不可名状。入拜方平,方平为之起立。坐定,召进行厨。……麻姑自说云:‘接侍以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向到蓬莱,水又浅于往者会时略半也,岂将复还为陵陆乎?’方平笑曰:‘圣人皆言海中复扬尘也。’”《神仙传·王远传》所记内容略同。葛洪《麻姑传》以其所具有的丰富想象力而闻名于后世。“东海三为桑田”和“海中复扬尘也”,更成为后世著名的“沧海桑田”和“东海扬尘”典故的来源。在此《麻姑传》和后世文人称引的影响下,许多地方又有称名麻姑的女仙出现。如《太平广记》卷一百三十一引《齐谐记》所记麻姑,为东晋孝武帝太元(376—396)时人,称“太元八年,富阳民麻姑”,后因吃蛇肉,“呕血而死”。《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二百七十引《太平清话》所记麻姑,“姓黎,字琼仙,唐放出宫人也。”同书卷二百三十七引《登州府志》所记麻姑,为“后赵麻秋女,或云建昌人,修道于牟州东南姑余山,飞升,政和中封真人。”以上麻姑皆偶然同名,或有意附会而取此名。《神仙传》中之麻姑,原是亲见“东海三为桑田”的仙人,是长寿不死者,故后世多以之象征长寿,至迟在明代即有画家作“麻姑献寿图”,以为人祝寿之礼品。 唐代,“沧海桑田”思想深入人心。如史学家刘知幾(661—721)《史通·书志篇》提到“海田可变”。诗人储光羲(约707—约760)《献八舅东归》诗提到“沧海成桑田”。诗人李贺(790—816)《古悠悠行》提到“海沙变成石”。最为著称的是当时江西抚州南城县山上发现有螺蚌壳化石,因而人们更相信《神仙传》中所记的“东海三为桑田”之说。大历六年(771),书法家颜真卿(709—785)任抚州刺史时特地撰写《抚州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记》一文,用沧海桑田解释山上岩层中为什么有水生的螺蚌壳,又以螺蚌壳出现在高山上反证海陆可以变迁的事实。 宋代,沈括(1031—1095)《梦溪笔谈》卷24:“予奉使河北,遵太行而北,山崖之间,往往衔螺蚌壳及石子如鸟卵者,横亘石壁如带。此乃昔之海滨,今东距海已近千里。所谓大陆者,皆浊泥所湮耳。尧殛鲧于羽山,旧说在东海中,今乃在平陆。凡大河、漳水、滹沱、涿水、桑干之类,悉是浊流。今关、陕以西,水平地中,不减百尺,其泥岁东流,皆为大陆之上,此理必然。”沈括首先根据高山石壁中存在螺蚌壳以及海滨常见的磨圆度好的卵石,来论证高山原为古代的滨海,并提出华北平原皆为泥砂沉积而成。他又利用黄河及华北平原的几条大河泥砂量极高,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特别严重等事实,进一步推论华北平原是沉积平原。 《梦溪笔谈》卷24,还谈到浙江雁荡山的成因,从而又强调侵蚀作用。总之,沈括正是用自然界客观存在的侵蚀、搬运和沉积作用来说明沧海桑田所以存在的道理。尽管沈括只谈到地质变化的外营力,未涉及内营力,但此理论在当时世界上已十分先进。为此,英国科学家李约瑟(1900—1995)对此有高度评价:沈括早在十一世纪就已经充分认识到英国地质学家詹姆斯·赫顿(James Hutton,1726—1797)所叙述并成为现代地质学基础的一些概念了。 南宋,朱熹(1130—1200)《朱子全书》卷49对沧海桑田也有论述,还指出:“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由此可见朱熹在化石成因和岩层固结上的论述,显然比沈括明确,从而更好地阐述沧海桑田成因的机制。为此李约瑟又评述:“正如葛利普(A.W.Grabau,1870—1946)所指出,这段话在地质学上的主要意义在于朱熹当时就已经认识到,自从生物的甲壳被埋入海底软泥当中的那一天以来,海底已经逐渐升起而变为高山了。但是直到三个世纪以后,亦即一直到达芬奇的时代,欧洲人还仍然认为,在亚平宁山脉发现甲壳的事实是说明海洋曾一度达到这个水平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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