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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旧鼓楼大街(专辑)

 老北京的记忆 2014-05-26

目录

(1)鼓楼大街

(2)鼓楼大街的记忆--马戎戎

(3)两个人的钟鼓楼 --刘心武
(4)何处是我二环路里的家--何勇



(1)旧鼓楼大街

旧鼓楼大街是一条元代古街,早先的鼓楼就建在这条大街的北头,叫齐政楼。后来齐政楼毁于一场 雷火,人们就在齐政楼的东面即现在鼓楼的位置上修建了一座新鼓楼。原告有齐政楼的那条街称为旧鼓楼大街,现在新鼓楼跟前的这条街叫做鼓楼大街。为了更清楚起见,后者现在改称为地安门外大街。

有个成语叫“晨钟暮鼓”,这词有很多解释。有的人说它是指早晚的敲鼓击钟次序,有的人则认为敲鼓击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信号。不管怎么说,钟鼓楼是古代报时的重要设施。后来城市大了,钟鼓声传不了那么远,就改敲鼓为放炮,一到中午就来两响,用的还是野战炮。现如今各家各户都有钟表,钟鼓楼、“炮楼”早就退休下岗了。

位于西城区东北部,北起德胜门东大街,南至鼓楼西大街。清乾隆时称药王庙街。清末分为两段,以大石桥胡同为界,北称北药王庙,南称旧鼓楼大街。1965年统称今名。旧鼓楼大街北端原有城墙,1950年辟豁口,1969年拆掉全部城墙,以二环路为界,以北称旧鼓楼外大街,以南即旧鼓楼大街。  

  旧鼓楼大街,是北京一条古老的街道,据六十年代勘测,元时即已存在,类于驰道,北端有鼓楼,即齐政楼,用以报时。明以后,齐政楼塌毁,于其东,即今鼓楼位置,建鼓楼。齐政楼相对于明鼓楼,为旧物,故称旧鼓楼,其下街道,便称为旧鼓楼大街。另一说法认为,此街位于今鼓楼之西,鼓楼前面大街,清时称鼓楼大街,鼓楼之西的街道,相对于其时的鼓楼大街,已为旧物,故冠以“旧”字,以作区别。  

  旧鼓楼大街北端西侧原有药王庙,现已不存。但尚有嘉慈、广济西寺,俗称双寺,有双寺胡同。东部的嘉慈寺多已不存,西部的广济寺,大体完好,由某报社所占用。前殿、中殿、后殿及跨院与配房都存,院中粗大的银杏树让人惊叹。  


(2)鼓楼大街的记忆--马戎戎

“他们不仅仅是在拆除旧北京,更是在毁掉新北京。”指着自己电脑上正在拆除中的旧鼓楼大街图片,王军愤怒地说

鼓楼、钟楼,画面左侧即旧鼓楼大街

“他们不仅仅是在拆除旧北京,更是在毁掉新北京。”指着自己电脑上正在拆除中的旧鼓楼大街图片,王军愤怒地说。《城记》出版后,新华社记者王军在人们眼中成了北京古城研究专家

700年前的故都纽带

“旧鼓楼大街对北京城的意义,要从北京城变迁讲起。”王军指着北京城区图,“这一片,广安门一带,是原来的金中都,元代时候废掉了。北京长安街以北的街道,基本上还是元大都的旧街,这是上世纪50年代,由清华大学教授赵正之先生提出,他的弟子徐苹芳证实的。”

1957年,清华大学教授赵正之提出,北京内城东西长安街以北的街道基本上是元大都的旧街。1962年,赵正之逝世,他的弟子徐苹芳继续对北京城北半部街道勘测,绘制出了元大都地图。7月初,听到旧鼓楼大街要拆的消息,已经是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的徐苹芳急了:“那是元大都的旧街啊,不能拆啊。”

这么算起来,旧鼓楼大街已经有了700多年的历史。王军认为,在700多年前的元代,这条街的作用是一条联系“前朝后市”的纽带。南端是宫城,北端是集市,什刹海和积水潭一带成为市民的公共活动区,通惠河带来的漕运使钟鼓楼一带成为重要的商业场所。到明代,中轴线东移,整个都城则向南移动,一些漕运的河道和水域被划在宫墙之内,这使钟鼓楼一带变成了较为单纯的居住区,旧鼓楼大街则成为一条相对安静的街道。

街的宽度和人的居住

说起旧鼓楼大街的重要性,王军首先提到了街道的宽度:700多年来,旧鼓楼大街的宽度和高度始终没有大改变。王军强调说:“对城市的记忆,街道的尺度是很重要的,这个尺度一旦被改变了,记忆就找不到了。”

无独有偶,采访《钟鼓楼》的作者、作家刘心武,刘心武也认为,旧鼓楼大街的重要性就在街道的宽度、两边民房空间的高度、旧砖、驰道都没有大改变。

北京是世界上第一个按街巷制建造的城市。2002年2月27日,徐苹芳与中国工程院院士傅熹年在《抢救保护北京城内元大都街道规划遗迹的意见》中指出:元大都是元朝统一后的新都,废弃了隋唐都市封闭式里坊制,是我国历史上惟一一座平地创建的开放式街巷制都城。

这样的街巷制都城,王军说,住在四合院里,院和院之间形成胡同,胡同走出来是大街,你可以在街上买东西,逛街,满足日常生活需要,逛完街回到胡同里,一下就安静了,然后到家里有了回家的感觉。另外,几乎每一个大的街区都有寺庙,比如旧鼓楼大街旁边就有双寺、拈花寺,这种寺庙提供一个大的公共交流场所。四合院、胡同、街道、寺庙形成了一个很系统,很有机的社区。城市功能均匀分布在每个街区里,避免了过于集中,睡觉的地方就是睡觉的地方,商业区就是商业区,工作区就是工作区,区域之间缺乏有机连接,也让人们省去了不必要的奔波。

从小在旧鼓楼大街旁的小石桥胡同里长大的摇滚歌手何勇也有着同样的感觉。他说,小时候,胡同里蹲着好多晒太阳的老头,大家经常在胡同里聊天,在胡同里,他还见过中国最后一个太监。十几岁的时候,小伙伴一起玩,跑到胡同里一喊就得,但现在,大家都搬到了城外去住,要聚一下非常难。他说,他最怀念的就是从前大家聚在胡同里吃涮羊肉的情景,“只有在胡同里吃涮羊肉才能吃出那种味道来”。

在树林里盖房子,还是在楼群里种树

“半城宫墙半城树”,曾是北京的写照。在王军展示的一张60年代初的旧图片中,从景山望下去,北京城还依然掩在一片绿海中,王军称那时的北京为“在树林里盖房子”。而在另一张90年代拍摄的照片上,同样位置,只能看到大片大片的高楼。

在另一张图片中,王军展示了一座典型的四合院,在这座四合院里,树木葱郁,浓荫遍地,据说,在这样的院里居住,三伏天晚上睡觉还要盖薄被。而街道两边的树冠相交,“古人把建筑和地理气候结合得很好,里面有很大的智慧”。王军还展示了另一张60年代的图片,巍峨的城墙下,是护城河和依依垂柳,有年轻情侣携手走过。王军说:“这才是能产生爱情的环境,在钢筋水泥大马路的环境中,产生的只有欲望。”

在现实中,这样的院子越来越少,这样的街道也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多的是宽度达到30~50米的,树冠无法覆盖的大路。

针对改造规划内要将旧鼓楼大街拓宽至30米的计划,王军觉得这是一种无知。他说,拓宽到30米,那就叫“路”,不叫“街”。街是可以让人随心所欲地逛的,是可以从这头逛到那头的,有趣味的,为人服务的。而路是为四个轮子的汽车服务的,中间一定还会树起栅栏,这样等于逼着人成为机器。以平安大街为例,平安大街两边的店铺为什么销售不好?因为这条街就不适合人逛,人在这样一条大街上走路都会很疲惫压抑。

面对北京旧鼓楼大街拓宽后可能出现的局面,王军显得忧心忡忡,他说,拓宽到30米以后,大量的汽车将一下子冲进中轴路,钟鼓楼附近平静的居民生活将彻底被破坏,什刹海景区的氛围也将彻底被破坏。更为可怕的是,为了赢回拓宽道路和拆迁的成本,开发商一定会在路旁建起大量的建筑招商,这将造成内城功能的进一步集中化,造成更多的道路拥挤和进一步的老城区破坏。“到那时,新北京也就给破坏完了。”

(3)两个人的钟鼓楼

刘心武:钟鼓楼下的风韵与非诗意

“鼓楼在前,红墙黄瓦

钟楼在后,灰墙绿瓦。”

一部《钟鼓楼》,刻画了钟鼓楼周围四合院居民生活的悲欢离合,宛如一幅北京平民生活的当代画卷。

谈起《钟鼓楼》,刘心武将之称为青春记忆的沉淀。1961年,刘心武从北京师专毕业,分配到什刹海旁柳荫街上的十三中做中学老师。在柳荫街居住的十几年间,他活动于什刹海、银锭桥、钟鼓楼、烟袋斜街、鸦儿胡同、花枝胡同、三不老胡同一带,在这里恋爱、成家,也彻底熟悉了老北京的世态人情。在钟鼓楼旁来去次数多了,他琢磨出钟鼓楼和周边地区的滋味:“钟鼓楼作为古代报时器,是北京几百年来文化传承的见证,也是北京市民在生活中最亲近的伙伴。故宫是北京城中轴线的中心,而鼓楼和钟楼,则是中轴线的高潮。故宫是威严的皇权集中地,而鼓楼一带,则是从皇家威严到子民平凡生活的过渡和两种生存形态的衔接点。钟鼓楼下,皇子贝勒和平民百姓的生死歌哭在这里都是庞大的存在,密密匝匝地融合在一起。”在小说《钟鼓楼》中,刘心武将钟鼓楼作为亘古不变的时间意象,楼下的人的生老病死便生生地透出了苍凉的意味。

谈到《钟鼓楼》中人物生存环境的生活原型,刘心武特别提到旧鼓楼大街。他第一次走进旧鼓楼大街,是在去学生家做家访的路上。60年代初,旧鼓楼大街外的安定门和周边城墙还没有拆除,向北就是护城河,城墙下常有谈恋爱的青年男女在散步。旧鼓楼大街两边都是旧旧的青砖民房,街道上偶尔有马车经过,蹄声哒哒,有一种震慑人心的旧京气韵。后来,安定门城墙拆了,二环路建起来了,旧鼓楼大街内部并没有太多改变。只是到了80年代以后,街两边的小门脸多起来,旧鼓楼大街开始拥挤杂乱,但整个空间布局没有太大改变,老北京的那种气韵还在。

刘心武还提到,在旧鼓楼大街上,有一处长期被人们忽视的桥:旧鼓楼街桥,这座桥由于宽度与旧鼓楼大街持平,栏杆不易被人觉察而极少有人提起。但正是这座桥点明了旧鼓楼大街在城市建筑空间上的又一重意义:连接湖泊和护城河水系的纽带。北京是一个湖的城市,北海、中海、南海、什刹海、后海、积水潭一气呵成,水脉灵动,后门桥、银锭桥、旧鼓楼街桥错落其上,完成从湖泊到护城河的水系衔接。因此,改造鼓楼大街一带,必须要注意这个水脉景观的整体保护。

“旧鼓楼大街不能拓宽。拓宽了,通车了,这些风韵或许就不存在了。”刘心武说。但在大杂院中的多年生活经历也使他清楚看到旧城居民生活中毫无诗意的一面。记忆中最深刻的,莫过于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必须跑出院子去胡同里上公共厕所,以及夏季许多人只能在公厕里接根皮管子冲凉水澡的情景。在《四合院与抽水马桶》一文中,他写道:“如果站在居住在北京胡同四合院里、四季(包括北风呼啸的严冬)都必须走出院子去胡同的公共厕所大小便的普通市民的立场上,那么,就应该理解他们的那种迫切希望改进居住品质的心情要求。”

(4)何勇:何处是我二环路里的家

“我的家就在二环路的里边

我的家就在钟鼓楼的这边……”

一曲《钟鼓楼》,确定了何勇在90年代中国摇滚界的地位,在这个生长在旧鼓楼大街大石桥胡同大院里的孩子眼中,90年代的钟鼓楼平民、嘈杂而颓败,然而这些丝毫不影响他对旧鼓楼大街的那种发自内心的亲近感,“写《钟鼓楼》的时候,刚从广州回到北京,站在公交车上,一进二环路,看见钟鼓楼,那个亲切啊,心里一下子就安静了,就知道了自己是谁。”

这些话是在旧鼓楼大街小石桥胡同的竹园宾馆茶室里说的。这是一座古色古香的四合院式的庭院,它的主人曾有清代的邮政大臣盛宣怀、民国时期的民政部长马汉三。到了新中国,这里先是国家主席董必武的居所,在文革时期成为康生的宅第。在旧鼓楼大街,这样有历史掌故的宅子,不只这一所。

指着窗外的几棵果树,何勇说,我小的时候经常在这里偷果子吃。

何勇没赶上看得见城墙的年代,他说自己“尽赶上修路了”。先是修地铁,然后是修二环路,然后是地安门外大街,然后是钟鼓楼周边改造,然后是平安大道,每改造一次,乐趣就少一分。

何勇很怀念自己的小学——旧鼓楼大街北边的“双寺小学”,那里有嘉慈、广济西寺两座古寺庙。当时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和小朋友们打墙上的马蜂窝,拿着泥巴远远照着墙上的马蜂窝扔过去,扔得准,就把马蜂窝糊死了;扔得不准,就快跑,别让马蜂蜇着。寺庙墙根下,有一种叫土鳖的虫子。如今,双寺中的嘉慈寺已被拆,胡同里的四合院也好多改成了楼房,连何勇家原居住的中央歌舞团大院里的苏式建筑也早已改头换面。

在何勇的心目中,钟鼓楼和周围环境是一体的,这个环境包括冬天堆雪人的什刹海;卖豆汁、炒肝的鼓楼后的小铺子;讲着一口土腔,蹲在胡同里晒太阳的老头;晃晃悠悠走出来,对谁都挺和气的前朝太监;铸钟胡同里铸钟娘娘的传说;散布在院落里和胡同边的几百年的老槐树。但这个环境现在显然正在一点一滴逝去。鼓楼后的小吃夜市,改成了游客们的停车场。铸钟娘娘的传说,越来越少有人提到,钟楼后的铸钟娘娘庙,已经变成了一个廉价物品批发市场。晒太阳的老人们死去了,年轻人搬到了新开发的郊区。从前打个电话就可以凑在一起喝酒吃涮羊肉的发小,现在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凑齐。大前年冬天,何勇和朋友们约定,第二年下第一场雪的时候,再去后海堆一次雪人;约定的第一场雪来了,去堆雪人的,只有他一个人,朋友们都说:忙啊。

抚着路边一棵老槐树,何勇说:“钟鼓楼不会拆,但没有了周围这些老北京,没有了每天早晚飞过钟鼓楼的鸽子和鸽哨,钟鼓楼还能有什么意思呢?”望望正在拆迁中的胡同,何勇又说,“瞧,他们又要把这里弄成大马路,弄得跟郊区似的,又有什么意思呢?”

(5)旧鼓楼大街

位于西城区东北部,北起德胜门东大街,南至鼓楼西大街。清乾隆时称药王庙街。清末分为两段,以大石桥胡同为界,北称北药王庙,南称旧鼓楼大街。1965年统称今名。旧鼓楼大街北端原有城墙,1950年辟豁口,1969年拆掉全部城墙,以二环路为界,以北称旧鼓楼外大街,以南即旧鼓楼大街。

据60年代勘测,旧鼓楼大街元时类于驰道,北端有鼓楼,即齐政楼,用以报时。明以后,齐政楼塌毁,于其东,即今鼓楼位置,建鼓楼。齐政楼相对于明鼓楼,为旧物,故称旧鼓楼,其下街道,便称为旧鼓楼大街。另一说法认为,此街位于今鼓楼之西,鼓楼前面大街,清时称鼓楼大街,鼓楼之西的街道,相对于其时的鼓楼大街,已为旧物,故冠以“旧”字,以作区别。

旧鼓楼大街北端西侧原有药王庙,现已不存。但尚有嘉慈、广济西寺,俗称双寺,有双寺胡同。东部的嘉慈寺多已不存,西部的广济寺,大体完好,由某报社占用。前殿、中殿、后殿及跨院与配房都存,院中粗大的银杏树让人惊叹。旧鼓楼大街前有为鼓楼铸钟的铸钟胡同,铸钟娘娘庙。元、明、清三朝的钟多在此铸造。南端多老槐,间有数百年,而沿街的老平房和门楼依然显现旧时古都的风貌:灰砖胡同,庙火缭绕,晨钟暮鼓,鸽鸟飞落。


北京民俗学家常人春先生

常人春先生记名的地安门火神庙

常人春先生的部分著作

遗憾的事情始终会有的,正如前天常人春先生的羽化。

很早时家里就有常人春先生的书,是看些老北京的民俗风情,与家人长辈聊些老年间的陈芝麻烂谷子。后来在一些民俗活动中,总会见到一位十分矮小还驼背的小老头。他戴着厚厚的眼镜,说话声因缺牙和鼻音浓重,略有些含混。经常坐在主座,却十分和善,毫无身价。每次我都是远远地看着他起身讲话,还有一次他唱了一段西河大鼓,也几乎没听清什么。后来得知,他一生曾多年身陷囹圄,终身未婚,一直过着朴实的生活,只是在一些喜欢旧京风物的人中,他才是为泰斗,而在平常人眼中,他只是位不起眼的“小老头”。

“小老头”本身不是小老头,而是位小老道。他年轻时也曾出身世家,居住在旧鼓楼大街上,随着乡绅祖父经历些世面。因身体不好,就被记名在地安门火神庙内,做了田子久道长的弟子,不用住在庙里,只是参加些仪式。他见多识广,谙熟旧都的一切,留下了十余部厚厚的著作,而被他带走的,则是更多了。须知旧鼓楼大街位于什刹海畔,从元代就有了,这是最为正根儿的北城文化,如今已近湮灭。

民俗本身不是什么学问,无非是生活罢了,或是些记问之学。民俗的更迭,本身是正常的事,每一朝一代,都有它自己的民俗,只是些文人雅士,闲谈些前朝的风物典章。可在现代化社会的今天,我们早已在外力强制下抛弃了固有的生活,硬生生地开始了一种所谓现代化的生活。这时这位世居旧鼓楼大街的常人春先生就更加珍贵,他经过,见过,研究过,知道真正旧式的生活是怎样的。他的一生,远比一部多卷本的长篇小说还要精彩。

常先生不是一般的民俗专家,他这个人本身就是活的民俗。民俗不是书本上的,必须有适应的环境和活人的传承才能延续,都是作为生活常识来掌握的。甚至说,是从四五岁一懂事起,就看着长辈怎么做,别人怎么做,于是自己也就怎么做。等长大了,再言传身教给下一代怎么做。所以在当下,念旧的人总是悲哀的,环境变了,自己没有经过见过,只能找老人聊天来增长点知识,而如今,能聊出点内容的老人,又少了一位常人春,真剩不下谁了。

如今的民俗,多数都是瞎闹。庙会原本是民间来办,现在却有了官方组织,将祭祀酬神的意义消解掉。人们婚丧嫁娶时办堂会,古代是请戏班唱戏,现在是唱流行歌曲;古代是坐轿,现在是坐车;古代是烧纸人纸马,现在是烧冰箱彩电,这是正常的发展,目的都是一样的。而后工业化时代来了,人们的观念彻底变了。过春节,古代是祭祀祖先,目的是告慰先人;现代是看春晚和吃喝玩乐,纯粹为了放假游玩,意义变了,民俗也就保不住了。就好比说,一座原本站立三百年的衰朽老屋,三百年到了,自己塌了寿终正寝并不可惜,再它原址上盖好就行。而寿数不够,生硬拆掉,那是暴殄天物。元大都的城墙再过五百年也许被风沙夷为平地,而明清北京城的城墙,是再立五百年也不会倒,却被拆了,这不是正常的发展,也不会产生正常的民俗。

因此,很多民俗都已经发展成了供人旅游的畸形。就像古代官方严禁的因重男轻女而溺婴,因表示信仰虔诚而自残,因无知而导致的愚忠愚孝,或者上不得台面的《弟子规》,小孩不能随便听的相声和二人传,如今竟然被当做“传统文化”和“非遗”

承传了。再加上很多影视剧中,又瞎编了不少民俗,搞得年轻人对民俗都产生了反感,或者顶多当做“有他不多,没他不少”的摆设。

我们处于一个与前人断档的时代,任何东西都是看一眼少一眼,断了就再也续不上。如今新中国已经成立了近七十年,凡是在旧社会有点见识的,起码到了八十五岁以上,可一般人上了八十五,也就讲不出什么了。只能一句话,一个点地讲,很难系统地把一个问题讲清楚。翻回头来,再听常人春先生前些年的讲座录音,读读他的著作,更显得多么金贵。

还是多看看前人的遗墨吧!虽然可能看过后所理解的民俗与真实的民俗相去甚远,也是聊胜于无。慕古之心不论多少,但有总比没有要好的。旧鼓楼大街扩建拆迁了,这位早年生活在旧鼓楼大街的“小老头”成了一曲绝唱。

愿人春先生早登仙界!

2015-3-28

(7)旧鼓楼大街琐忆--常人春

旧鼓楼大街(1979年)

 笔者1933年10月26日生于旧鼓楼大街旧门牌117号,新门牌41号,住的是从清宫内务府黄致臣手里买过来的房子,直至1948年8月迁出。旧鼓楼大街留下了我童年的影子,至今我仍对这里的父老乡亲,甚至一草一木都有着特殊感情。
  《燕京风土录》谓,北京街道管辖沿革“多承明制”,但清朝入关后,于内城分列八旗。德胜门西北城一带属正黄旗旗民所居,安定门东北城一带属镶黄旗旗民所居(清末,不但旗别有所混杂,汉人亦有迁入)。当时,设都统属以参领佐领管辖。清末警厅成立,前制均废,警厅下分划若干区。
  民国十七年(1928年)重新划定区界,旧鼓楼大街为内五区第七、八保(日伪时称“坊”)地界,北段为七保,南段为八保。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时期称第五区第七、八保,七保保长盛春荣,八保保长李兰台。李兰台在管界内开设伊斯兰糕点铺为业。1947年秋,李兰台为竞选“国大代表”,辞去保长一职,于是改选新任保长。当时的候选人有两位,一位是旧鼓楼大街绅士常子光,另一位是鼓楼西大街大德堂中药店经理杨振昆。选举结果,二人票数相等,只因杨振昆有两张废票而落选。常子光当选为保长,王化龙当选为副保长。后因常子光与五区区长杨静政见不合被撤职,起用杨振昆为保长,直至1949年1月北平解放。
  旧鼓楼大街不是商业街,而是一条典型的居民街。但是既有居民在此生活,就必然产生商业性的服务店铺。因此,凡日常生活所需的柴、米、油、盐、酱、醋、茶都可以在街上买到。居民有个大事小情,如果不是铺张,不出本街也就都办到了。
  过去,旧鼓楼大街的商铺及服务行业都集中在中段,南北两段则为居民区。南段从大黑虎胡同、铃铛胡同往北,北边从酒醋局(今国旺胡同)、张旺胡同往南为“繁华地带”,居民起居生活服务的行业全集中在此。
  先说几位给人看病的大夫。南段路口东有西医朱筱达,与之对面的是“针炙专家艾书琴”。北段的中医大夫有前马厂“锤杨”(杨予武)家管事的郭荫樵,原系清宫御医,铸钟厂有中医贾雅臣大夫,酒醋局真武庙内有中医王致中大夫,均是名医。大石桥内有自称小儿专科的王石清大夫,是典型的“时医”,谚云:“名医不如时医”。王石清自学成材,青年时代家境贫困,在市面上无照行医。“七·七事变”前,因给二十九军副军长富占魁之妻看好了病,以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为首的军官们为了感谢他,特意给他在地安门外大街后门桥南路西置了一所磨砖对缝的大瓦房,作为他对外门诊的医寓。开业那天,二十九军军官们纷纷给他挂匾,竟达数十块之多,其中竟有“第十一人”之题词,居然与当时的十大名医并列起来。二十九军军乐团、北平市警察局警乐团、北平民间香会几十档子都来给他助兴,可谓热闹极矣,从此王大夫一步登天。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王石清病死在旧鼓楼大街大石桥家里,此后由他的儿子王少清接班应诊。
  次谈粮店、副食及饮食服务行业。旧鼓楼大街有三家传统式、规范化的米粮店兼油盐杂货店。南段有公兴长,民国初年由山西人所开,日伪时期倒闭。光复后,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春重张开业。北段有聚兴永(因门前悬有玻璃匾,居民皆呼为“玻璃匾”)和洪吉德两家,俱三间门脸,前柜后厂。前柜部分为四组:一为米粮柜,占店房的一半,设一对大木柜,分别装有米、面,上吊大秤和一个大木钱,钱上刻着“以义为利”,将大秤秤杆插在钱眼里。柜与柜之间支上吊板,上设神龛,供利市财神关圣帝君;二为油、盐柜,经售香油、酱油、黄酱、米醋、各种酱菜、水腌咸菜,炊事上用的各种调料;三为杂货柜,经售文具纸张、祭神、奠亡用品及民间红白喜事所用的礼仪用品;四为鲜菜床子,春、夏、秋三季均设于门外。后柜专做粮食加工,如小磨香油、伏酱腊醋。
  聚兴永、洪吉德米面庄对面是三间门脸的切面铺,清末开业,传统的旧式门窗户壁,未免有些过于苍老陈旧,门前挂着两个大刷子形的招幌,“刷子”板上贴着黄、白两色的纸条,黄条代表卖杂面,白条代表卖切面,木板上还刻有双桃的图案,代表卖“蒸食”。正面挂着“魁胜德”的大匾。不知何故,附近居民都叫它“亏心德”。
  “亏心德”实际上是个“二荤铺”,专门供应下层市民用餐。当时,一些瓦木匠、扛肩的、拉排子车的、蹬三轮的、抬杠、抬轿子的劳动人,中午都到这里吃饭。虽然是极普通的饭菜,但比现在外地人开设的所谓“饭馆”要强上万倍。顾客可以要一斤“白批儿”(切面),来碗白肉卤,或小碗干炸(酱)作为浇头。夏天还有烧羊肉面、芝麻酱凉面。来这儿的客人只要一个肉皮酱、炸花生米并喝二两,临完来半斤葱花饼,一碗“高汤”(香油、酱油、醋的清汤)就能酒足饭饱,满意而去。所以该铺生意非常兴隆。
  魁胜德北邻是一家蒸锅铺,除专卖山东馒头,还卖民间人生礼俗、岁时节年的俏货,可以算作半个“民俗行业”。平日承做旗人订婚之后、迎娶之前用的“通信过礼”大喜字馒头,每份百斤(每个一斤,共一百个);给老人办寿用的寿桃、寿面;丧礼“接三”之日和尚放焰口用的“斛食饽饽”。每年二月初一日,太阳生日祭神的太阳糕;还有喜庆宴会上用的喜、寿字扁馒头。春节前夕给各家各户代为加工馒头、花卷,供初一至初五的主食。它的“民俗业务”很多,只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才成为纯粹的馒头铺,后来不得不与其它饮食行业合并。
  旧鼓楼大街没有像样的饽饽铺,只有北段保长李兰台开设的一间门脸“伊斯兰糕点铺”,只卖些大、小八件、酥皮点心、小油糕、桂花缸炉等糙货。每逢过年,才勉强供应几堂套饼(红月饼)、碎蜜供、糖排叉等,生意并不兴隆。

娘娘庙(今豆腐池胡同)西口有一家羊肉床子,自养西口大羊,不腥不膻。夏天卖烧羊肉,其肉可以卷饼、夹烧饼,肉汤可以浇面,是老北京人喜欢的肉食。铺外特卖羊霜肠,卖钱不入账,而是作为伙计的零花钱。有时还在门前卖羊肉馅(肉头、肉脑儿)包子,每逢包子出屉,小伙计必于街前捂耳吆唤,声传遐迩。
  前马厂东口有一家烧饼铺,铺面比街道低,人称“跳坑儿”烧饼铺,实际上是个早点铺,两间门脸,屋内设座。天不亮就可以听到伙计用擀面杖敲打木案的声音,许多卖苦力的都闻声而至。门外玻璃罩里堆满了芝麻酱烧饼、“水马蹄”、“螺丝转儿”、糖火烧。门前还有应邀来卖杏仁茶、面茶的担子,据说,烧饼铺可从这些粥挑子小贩取10%—20%的利。初冬,该铺另有“特产”:糖稀拌炸白薯片、碎蜜供、糖耳朵(蜜麻花)摆满了门前。另外,小黑虎胡同东口还有一个小烧饼铺,不设早点座,终日以卖烤枣饼子腌鸡蛋为主。
  值得一提的是娘娘庙西口的一家小酒馆,为那全启开设。那家是随清帝进关的八旗兵,属于镶黄蒙旗,进京后即在旧鼓楼大街落户,干吃钱粮。辛亥革命后,为了生计,开设了一个酒馆,由于有几样拿手酒菜,如酥鱼、桂花白菜、茴香豆、五香咸栗子,为其独家所有,所以很“叫座”,生意兴旺。光复后,由于物价不稳,遂走了下坡路。解放初期关闭,全家被迫去东北“开荒”,后在辽宁本溪市定居。
  百货业因为规模小,只称“绒线铺”,前马厂西口南有纪云、北有小恒星,抗战胜利后又开了一个“新星”,系清虚观“围子阎”所开,铺长阎新水。这些店铺经营当时家庭妇女所用的针头线脑和日用什物,如各种棉花线、绣花用的锦线、线袜、丝线袜、手帕、画眉膏、画眉笔、胭脂、桂花梳头油、刨花(当梳头黏合剂)、双妹牌雪花膏、老火车牌牙粉、猴牌臭虫药、太阳牌药皂、兰花皂、雄黄香、红白蜡、翔凤火柴等等,凡生活所需,基本俱全。其中,新星商店尽卖俏货,生意比同行兴旺。不幸,戊子腊八,即1949年1月6日,因伙友用红煤球起焊煤油桶的盖,将红煤球掉在油桶内,顿时油桶喷出火龙,有如“太平花”,店内立时成了火海,因正逢天寒地冻,取水困难,邻铺都无法相救。阎新水几次要跳火海自尽,均被众人拉住。市内消防队大约是没有得到“好处”,迟迟不动,直到店铺烧落架消防队才来。来了以后又找不到水源,只好连拆带砸,大火算没连累邻铺,但是魁胜德切面铺门脸的窗户框子全被烤糊。此为旧鼓楼大街一大火灾事故。
  铸钟厂西口迤北有砖瓦铺、草料铺各一家,字号已遗忘。砖瓦铺门前两旁堆有青砖各一垛,高过门脸,上插一幌杆,挂一缕生麻,表示是砖瓦麻刀铺。除了卖砖瓦、青灰、白灰、麻刀外,门前出摊卖些盆、罐等小瓦器。其中有丧礼中所用的“倒头三件”,即孝子在起杠时摔的“阴阳盆”和摔盆儿用的沙板砖;儿媳妇抱的“焰食罐”;还代卖回收来的纸钱。草料铺两间门脸,整天铡谷草,供应驴、马等牲畜吃的草料。每年腊月二十三,均在门前摆一筐谷草,供人免费抓取,此是供给灶王爷坐骑的草料,以为功德。由此可见,各行各业都渗透着京都民俗。
  最后谈谈旧鼓楼大街的纯“民俗行业”:
  一为南口路西的石成顺棺材铺兼杠房,系石成顺、石成吉兄弟合资开设的,五间大门脸,前柜后厂。但无法与地安门内外的大杠房相比,最上等木料的汉材也只是黄柏、杉木十三圆的,其规格不过四五六的板片。至于赁杠,只能应二十四人杠以下的小抬,如果有雇三十二人杠的,也只能与口外张寿山开的合金斋杠房合作。掌柜石成吉善于交际,不论卖出轻重寿材,必于丧家受吊之日前去随礼,以便给日后开展业务铺平道路。
  二为铃铛胡同西口路东的庞记新成号喜轿铺,出赁旧式传统婚礼各个环节所用的礼仪用品。三间门脸,北邻庞家住宅。“七·七事变”前,生意尚称兴旺。专应订婚过礼用的鹅笼、海海、鱼池、食盒;过嫁妆用的栏杆桌、寿杠等物;迎娶新娘用的花轿;金灯、执事(旗、锣、伞、扇、筛镜)及响器;代雇轿夫、执事夫、吹鼓手。后兴起“文明结婚”,大多改用花车乐队,所以生意逐渐衰落。民国三十年(1941年)老掌柜病故,其后人经营不善,于光复后破产倒闭。
  三为铃铛胡同西口迤北路东洪仙舟开设的亨益顺席棚铺。铺长洪仙舟,行三,人称“洪三儿”,是个地方绅士,热心公益,在各行业中有些威望。“七·七事变”前,它的业务应接不暇,专庆喜、寿事用的酒棚、丧事用的起脊大棚、各宅门夏天用的天棚,获利匪浅。1942年夏,自家老太太病故治丧,搭了大棚,伴宿之日(出殡头天)突然刮起了百年未有的飓风,地安门一带商家的天棚都“放了风筝”,让飓风卷走了,唯独洪家的丧棚巍然不动,从此洪仙舟搭棚的技术为北城居民所传颂,名声大振。解放后,洪仙舟因承办某工地的脚手架工程,多报了用费,被法院以贪污罪判刑,弄到兴凯湖农场改造。他的两个女儿洪淑华、洪淑英均因流氓作风亦被送往兴凯湖农场劳动教养,于是父女即在农场落户,棚铺无人经营倒闭。
  四为张旺胡同西口对面赵斌成开设的斌成斋冥衣铺。赵斌成绰号“窝头赵”,其子赵文成,小名“二路子”,绰号“小窝头”。该铺早年为两间门脸,1948年因营业不振,租出一间。赵斌成裱糊手艺极精,凡丧礼所用之纸活,如车船桥马、寿生楼库、金山银山、绸缎尺头、古玩陈设、金童玉女,凡人间所有建筑(如北京四合院等)、室内陈设、器物、家俱、衣帽都糊得可以乱真,实际上成为一种精美的工艺品。尤其还会古典建筑上的油漆彩画,粉刷楼房,裱糊顶隔,是个全面手。“七·七事变”前,平均三天就能应出一份楼库。日伪时期营业不振。光复后,1945到1946年,昙花一现。以后即无生意可做,一边扎纸活,一边卖文具纸张,以勉强维持生计,成了名符其实的“窝头赵”。
  此外,大黑虎胡同顶头门有延记“火壶茶会”,属营业性质。清虚观(今清秀巷)内有“在理公所”,属义务的“善会”性质。所谓在理公所是“中华劝戒烟酒理善公会”的基层组织,系明末清初山东羊来如所创,以劝戒烟酒为名,联络众道,进行反清复明活动。民国后蜕变为一般民间会道门。道徒不吸烟、不饮酒,不吃白马、青牛、雁鸽、鸠、无鳞鱼等“大五荤”。所以,公所每年二、八月“把斋”期间设立火壶茶会,预备“净壶净碗”,免费供应清茶。若遇本教教徒家里办红白喜事则去义务服务,谓之“助善”。庙内还有一个“敬惜字纸会”,有两个老头每天背着黄布口袋,手持大夹剪,到处捡拾废纸,背回庙内,等到二月初三文昌帝君诞辰,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诞辰一并焚化,说是“圣人造字,不可亵渎”。庙内主持张敞斋,日伪初期羽化,接三之日有坤道给念了一个“白天经”。晚上仍然用和尚给送三、放焰口,没烧车马杠箱,却烧了一个大白仙鹤,成为佛、道两教综合形式的追念活动。
  旧鼓楼大街只是老北京城内千百条街道的一条街,却是个典型的居民点,它积累了极其深厚的民俗文化,继承着中华民族从明代沿袭下来的社会组成结构及其固有的传统道德、信仰、人生礼俗、岁时节年的风俗习尚、生活方式等,因此它是研究中国社会史的最好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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