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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父亲 我的老父亲，是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复员军人。参加过西南剿匪，参加过抗美援朝。在“上甘岭”战役中，父亲与战友们护着发报机，被敌人的轰炸机撵得飞跑，刚钻进山洞，炸弹就在后面炸开了，差一点就没了我今天的存在。 1953年，父亲的部队撤回国内，驻扎在牛庄进行为期半年的强化学习，这时的父亲已是侦察班班长，能熟练应对无线发报机的收发功能。功劳簿上已记上了大功一次、小功二次，三等功一次。 1955年，父亲响应主席精兵简政的号召，转业到衡阳机械厂从事工会工作。1958年又自愿回乡支援农业建设，担任农业合作社社长。期间，县邮电局几次要调父亲去当发报员，都被公社党委领导按了下来。父亲又先后当过农村大队长、治保主任。 父亲在村里是德高望重的。这主要得益于他的人品和善良。他有资历，但他不居功自傲；在村里独大，但他从不整人。他富有同情心，对村里的“地主”“富农”从没吹过胡子瞪过眼。许多村搞得过火，把一些不该整的“地主”扔进了岩洞，父亲却把村里的“地主”保护了下来。 历史证明是对的，一生问心无愧，所以父亲是宽容的，是坦荡的，是乐观的。 父亲最大的优点就是爱读书、看报。虽然从小没进过学堂，在部队也只是强化学习半年，但文章通篇能读下来。我从小也爱读书，当时学校图书馆也没多少书可借的，四大名著中只有《水浒传》、《三国志》，还有反映一些战争年代的书籍如《山茶花》、《苦菜花》、《敌后武工队》等，以及关于共青团进步的一些书籍，在民间也能借到一些白话文书籍。我每借回一本书，看完后，父亲接过去看，然后再还。从小学到高中，把学校的图书借了遍，父亲也跟我把学校的书看了个遍。与父亲文化上的接力，注定了父子精神上的传承。 父亲是勤劳的。在困难时期，从没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占集体丁点儿便宜，而是利用中午或傍晚到田间、河沟里摸点田螺、鱼虾，每次都小有收获，使全家人充满期待。 我们村是集市，村名衬托出历史，经过三次变迁，最早是“桥市”、然后“朝阳”，现在叫保安镇。赶集时，他在市场管理押行，每集能挣个块儿八毛的，等散集了，沽一堆牛腿骨、猪腿骨回家细削，砸了骨髓，炖一大锅萝卜。到这时，全家人围一桌，像过年似的惬意。 父亲爱喝点小酒。每有下酒菜，他都要排出两毛钱，叫我的小名，“三崽，去！”我拿着装过葡萄糖水的酒瓶，屁颠屁颠一路小跑。每次打三两散白干，父亲二两，母亲一两，充满家庭温馨地喝，高兴了还让孩儿们抿上一小口。到了这种关头，我心里就窃喜，抿上这一小口，我肚子里的酒差不多就到位了，因为我在买酒的半道上，已经偷喝了一大口。有几次喝过了量度，还往酒瓶里兑了点水。父亲不可能喝不出感觉来，但他一直没点破，还一如既往地让我打酒，我没放学，等也要等着我。这可能是对儿子的偏爱，父亲要暗自培养酒“种”了。父亲可能对母亲说过，我感觉母亲对我的爱是沉甸甸的。 1978年，父亲与乡里的一个干部在工作中产生了矛盾，县里开三级干部会议没让父亲去，不明不白去了职，加之这一年我唯一的妹妹因病去世，不知泪水为何物的父亲第一次落泪了。有战友、乡亲和乡里的干部鱼贯陪父亲默默地坐着，温语旁说，叙怀言志，使父亲的精神很快振作了起来，走上了乡镇陶瓷厂厂长的岗位。直到赋闲下来，享受着国家的“双定”补贴。 1979年底，我年满十八岁，应征入伍来到部队。驻地恰巧与父亲的原部队相邻，感觉是那样亲切，那样的熟悉。转业到当地成家后，第一次与妻回家探亲，父亲亲自做了一碗肉丝面端到妻手中，妻至今还记忆犹新，总说老人家善良，可敬。 如今，老父亲78岁了，漫性支气管炎，早咳巨烈，腰有点佝偻，其他器官还算较好。母亲60岁去世，现在这么好的生活，去世显得早了一点。我想起母亲我心中就一阵颤痛，我为母亲写过诗，泪水雨滴一般落在诗行上。我把对母亲的爱，集中到父亲的身上，每年都要回家看望他老人家，哪怕是陪他坐一坐，对一对视线，这种慰藉，比说上千言万语都丰富。无论什么时候回家看望老人家，妻从来不说“不！”字，妻的贤淑除与生俱来之外，受父亲的影响至深 2008年春节悄然而至。我可以想像，父亲已浑浊的老眼又要放亮，佝偻的腰会不时直了直，向北方看看，盼望着三崽立即坐在身旁。这是父亲最慰藉的时刻，也是儿子最幸福的时刻。 2007年12月29日（首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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