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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重九登高赏菊花
重阳节的来历
农历九月九日重阳节，是我国的一个重要传统节日，又被称为重九节、登高节、菊花节、茱萸节。我国古代把九定为阳数。《易经》说：“以阳爻为九”。农历九月九日，日月并阳，两阳相重，两九相叠，故名“重阳”，又名“重九”。汉末魏文帝曹丕在《九日与钟繇书》中说：“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可见重阳的名称，早在三国时期即已出现。《西京杂记》载：“三月上巳，九月重阳，士女游戏，就此祓禊登高。”陶渊明在《九日闲居》一诗的序文中说：“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扉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由此可见，至迟在东晋初年，已有“重九”之名了，自汉魏以来，重阳节已成为中国人的一个重要节日了。
在人们的观念中，重阳节是尊敬老人、祝福老人的节日。重阳时节，正是金秋送爽、丹桂飘香、风霜高洁之际，宜登高望远，赏菊赋诗。特别是要向老年人敬献菊花酒，传说喝了这种酒能使老人健康长寿。在我国，早在战国时代就有此俗。到汉代，逐渐盛行。《西京杂记》记载：汉高祖刘邦的爱妃戚夫人被吕后害死后，她的侍女贾佩兰也被逐出宫，嫁给平民为妻。一次她谈起：“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令人长寿。”《续齐谐记》则记载：“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长房谓之曰：‘九月九日汝家中当有灾，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绛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花酒，此祸可除。’景如言举家登山。……今世人九日登高饮酒，妇人带茱萸囊，盖始于此。”在北京，后世的重阳节也成为女儿节。凡有出嫁的女儿者，都备名酒、糕点、水果去接女儿回家，谓之“归宁父母”。
唐代则正式由朝廷批准民间以中和、上已、重阳为节令。唐德宗贞元四年（公元788年），李泌奏请皇帝批准民间中和（二月二），上巳（三月三）、重阳这三天为三令节。得到批准，诏令百官都可于三令节休假一天。于是唐人过重阳的风气更盛于前朝。据《旧唐书·王勃传》记载，王勃的杰作《滕王阁序》就作于重阳节。阎伯屿的女婿吴子章在重修过的滕王阁大会宾客。吴子章颇有文才，阎想藉机夸耀一番，便命吴事先作好一篇滕王阁序，淮备于宴会中提出，假充为其即席之作。宾客皆知其意，所以当主人拿出纸笔请大家作序时，人人都很客气地推托。只有王勃因不知个中情由，毫不客气地接过来就开始动笔。都督心中甚怒，便退席进入内室，命令小吏等王勃写一句，马上报一句。开头几句，都督还批评他了无新意。可是当王勃的功力逐渐展现，他也不得不微微点头。等小史报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时，都督忍不住拍案叫绝：“此天才也！”王勃从此一夕成名。
宋代人过重阳，仍以赏菊为主要活动。平日居住城中的人大多趁此机会到郊外踏青。仓王庙、四里桥、愁台、梁王城、砚台、毛驼岗、独乐岗等地，更是许多人宴会聚乐的场所。各禅寺也在这一天举办斋会。南宋宫中则从九月八日起就开始重阳节。周密《武林旧事》卷三记载了当时庆瑞殿“分列万菊，灿然炫眼”的景象。
元明以后，重阳习俗无大变化。明代皇宫初一吃花糕，九月重阳，皇帝亲自到万岁山登高。不过，明代过重阳时，父母都会将已嫁的女儿接回家过节，称为“女儿节”。
《帝京岁时纪胜》又记载了重阳“辞青”的习俗。重阳时已是深秋，草木绿意不再。此时正是赏看红叶的好时节。明代京都人好于重阳至西山赏红叶，或洗温泉。也有人携带酒菜，到郊外痛饮终日，称为“辞青”。
到了近世，每到重阳节这一天，人们出游登高、赏菊花、饮菊花酒、佩茱萸、吃重阳糕。即使在今天，一些地区仍保存着这种风俗。
登高
在古代，重阳节活动内容很丰富，有登高、赏菊、饮菊花酒、插茱萸等等。重阳节时，正是金秋送爽、丹桂飘香、风霜高洁之际，宜登高望远，赏菊赋诗。登高是重阳节的重要风俗。汉代已有此俗，当由汝南人桓景在九月九日登高以避灾故事而来。到了魏晋时代，登高的日期已专定在九月九日。重阳登高的风气大盛。《荆楚岁时记》中记载，九月九日，士家工产各行各业的人都到郊外登高，设宴饮酒。《齐人月令》载：“重阳之日，必以糕酒登高眺远，为时宴之游赏，以畅秋志。”《千金月令》也说：“重阳之日，必以肴酒登高眺远，为时宴之游。赏菊以畅秋志。”东晋诗人谢灵运为了登高的方便，还自制了一种前后将有铁齿的木屐，上山时去掉前齿，下山时去掉后齿，人称“谢公屐”。据《晋书·孟嘉传》记载，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少年即负有才名。后来担任桓温的参军，颇受桓温的器重。有一年重阳，桓温在龙山大宴幕僚，饮酒作诗。正当大家酒酣耳热，诗兴勃发之际，忽然起了一阵大风，把孟嘉的宫帽吹落于地。孟嘉本人却毫无察觉。桓温看到这个情形，便秘令孙盛作文加以嘲笑，孟嘉回来一看，就提起笔来，从从容容地作了一篇文章来回答。由于他才思敏捷，文词华美，文章写成之后，四座莫不叹服，当天的宴会也极欢而散。
唐代重阳饮宴赋诗的风气，朝野皆同。德宗、穆宗、宣宗都在此日大宴群臣于曲江池，并命群臣作诗以进。从南北朝到隋唐，新兴的重阳习俗不止是饮宴赋诗，还包括了动态的骑射围猎。《南齐书·礼志》载：“九月九日马射。或说云秋金之节，讲武习射，象汉立秋之礼。”南朝陈后主陈叔宝也酷爱骑射。到了唐代，骑射之风仍然盛行。王溥《唐会要》卷二六记载：“贞观十六年九月九日，赐文武五品以上射于玄武门。”
唐代，一些著名的诗人都以诗篇记载了重阳节的登高活动。如李白《九日登巴陵望洞庭水军》：“九日天气晴，登高无秋云。”杜甫《九日》诗中也写到：“去年登高郪县北，今日重在涪江滨。”在北宋，登高之风依然盛行。《东京梦华录》载：“都人多出郊外登高，如仓王庙、四里桥、悉台、梁王城、观台、毛驼冈，独乐冈等处宴聚。”在南宋，据《武林旧事》载：南宋宫廷“于八日作重阳排当，以待翌日隆重游乐一番。”明代，万历皇帝曾亲自到万岁山登高。民间也争相效仿，每逢重阳，人们就带上酒具、茶具，到香山或灵显宫、报国寺等处登高宴乐。宫廷于八日作重阳排当，以待翌日隆重游乐一番。
到了清代，皇宫御花园内设有供皇帝重阳登高的假山。在民间，据《帝京岁时纪胜》载，早期以登西直门外五塔寺和左安门内法藏寺为盛。晚清以登陶然亭、蓟门烟树、八大处等地为多。《燕京岁时记》载：“京师谓重阳为九月九日。每届九月九日，则都人士提壶携榼，出郭登高。南则在天宁寺、陶然亭、龙爪槐等处，北则蓟门烟树、清净化城等处，远则西山八大刹等处。”五塔寺，原称“真觉寺”，因寺内建有金刚宝座塔，上有五座小塔，俗称五塔寺，寺内石台高五丈，有石阶蜗旋而上。法藏寺有弥陀塔，高十丈。西便门天宁寺殿宇虽破，但塔犹存。因此处地势高，不但可以远眺，且可赏菊。据清人李静山《增补都杂咏》诗云：“天宁寺里好楼台，每到深秋菊又开，赢得倾城车马动，看花犹带玉人来。”这两处都是登高的好去处。阜城门外的钓鱼台，即今玉渊潭公园，也是游人如织的地方。当年的钓鱼台，丘陵土山，迂回错落，景致幽雅，清静怡然，颇具原始森林的风貌。城南的陶然亭等处，三五亭台，小丘环抱，浅溏芦花，也是人们登高的理想去处。清代《燕台口号一百首》（佚名）载：“登高大半上窑台，便到陶然亭上来。四面轩窗开洞远，西山一角望崔巍。”在这三五亭台、小丘怀抱、浅塘芦花的地方登高游览，当是另一番景象，人们称此举为“辞青”。
南北朝时的重阳习俗，除了登高以外，还增加了野宴之会。主要是以松枝、松塔儿烧起火来，围坐一起吃烤肉，饮白酒、菊花酒助兴。文人墨客有即兴吟诗作词者。宗檩《荆楚岁时记》记载：“九月九日，四民并籍野饮宴。”陶渊明此日“引吟载酒，须尽一生之兴。”秋高气爽，天朗气清的重阳，正适合全家人一起登高望远，饮宴赏菊。《燕京岁时记》载：凡登高，必“赋诗饮酒，烤肉分糕，洵一时之快事也。”
赏菊
重阳赏菊在我国古代早已有之。重阳时节，正值菊花怒放，魏紫姚黄，清芳幽香，给节日增添了无限的色彩。赏菊就成了文人雅士最喜好的重阳习俗。菊花虽比不上牡丹的富丽及玫瑰的娇艳，却以其淡雅的风姿使人倾倒。在一片萧瑟的秋景里，惟有菊花一独秀，代表了坚毅不拔的个性。晋代的著名诗人陶渊明就是一位菊迷。他在隐居时，经常“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并常对菊花自言自语：“菊花知我心，九月九日开；客人知我意，重阳一同来。”到宋代，赏菊成为一时之盛举。届期，无论皇室戚还是文人士子、小民百姓，都要赏玩菊花。文人士子们还举办社交宴乐性的菊花会，赏菊吟诗。不过，其中规模最大，气象最盛的当数宫廷赏菊。宋代周密的《乾淳岁时记》中说：“禁中例于八日作重九排当，于庆瑞殿分列万菊，灿然眩目，且点菊灯，略如元夕。”吴自牧的《梦粱录》中说：“年例，禁中与贵家皆此日赏菊，士庶之家，亦市一二株赏玩。”届期，无论皇室贵戚，还是文人士子、小民百姓，都要赏玩菊花，并举办各种名目的菊花会。人们来来往往倾城出动观看菊花，热闹空前。据《东京梦华录》卷八记载，当时较受欢迎的几个品种如下：“其粉红色曰桃花菊，白而檀心曰木香菊，黄色而圆者曰金铃菊，纯白而大者曰喜容菊。”各个酒家还以菊花扎成门廊，以招徕顾客。清代，也要举行菊花大会，热闹空前。位于西便门的天宁寺，地势较高，登高远眺之外，另一项重要活动就是赏菊。
与赏菊相关联的，老北京还有栽种菊花的习俗。在旧时的北京，家家户户都在重阳节前后栽种菊花，俗称“九花”，尤以丰台地区为盛。当时菊花的品种极其繁杂，其中最名贵的当属黄金带、白玉团、旧朝衣、老僧衲等。富贵人家，把数百盆菊花，堆成“九花山子”，缀成吉祥字样。有的茶楼酒肆，把自己栽种的各种奇异品种的菊花，堆成“山子”或“塔”。现今的北京，每逢喜庆节日，总要在广场、街头铺陈花坛，或用鲜花铺成吉祥图案、吉祥词语等，可以说是这种习俗在当今的延续吧。
饮菊花酒
饮菊花酒是重阳节的又一重要习俗活动。汉代已有此俗，《荆楚岁时记》、《西京杂记》等记述了有关内容。据南朝宋檀道鸾的《续晋阳秋》记载，有一年重阳，陶渊明家中无酒，很惆怅地到院子里采了一大把菊花，无聊地闲坐。这时忽然有个白衣人手捧着酒坛子前来拜访，原来是江州刺史王弘为了结交陶渊明，特别遣人先送礼致意。陶渊明大喜过望，马上开坛畅饮一番，过了一个痛快的重阳节。
据说古代的菊花酒，是头年重阳节时专为第二年重阳节酿制的。在重阳时节，采下初开的菊花和清翠的枝叶，与黍米和在一起酿制，酿成后一直保存到第二年重阳节饮用。宋代吴自牧的《梦粱录》则说：“今世人以菊花、茱萸，浮于酒饮之，盖茱萸名‘辟邪翁’，菊花为‘延年客’，故假此两物服之，以消阳九之厄。”《燕京岁时记》中称重阳赋诗饮酒是人生的一大快事。《燕京岁时记》还推荐了另一种京师仿制的“良乡酒”：“其味醇，饮之舒畅，但畏熬不能过夏耳。”据说，以良乡酒佐食糟蟹，味道十分甘美。民间俗信，饮菊花酒可以令人长寿。从当今医学角度看，菊花可以明目，治头昏，降血压，有益身体健康。重阳佳节，在登高赏菊之余，饮上一杯甘甜、健身的菊花酒，更增添了节日的情趣。
插茱萸
在古代，重阳节插茱萸之俗风行。茱萸，又名“越椒”或“艾子”，是一种药用植物。系常绿叶小乔木，分吴茱萸和食茱萸两种，都可以入药，但以吴茱萸功效较佳。吴茱萸树高丈余，叶阔厚。春天开白花，秋天结紫黑色果实。可入药，其味香烈，有驱虫、除湿、逐风邪、治寒热、利五脏等功用。茱萸叶还可治霍乱，根可以杀虫。佩带茱萸可以防蚊虫叮咬。古人把茱萸作为驱邪的神物，称“辟邪翁”。每逢重阳节，人人都要佩带。这种习俗在汉代已出现。周处在《风土记》中说：“九月九日折茱萸以插头上，辟除恶气而御初寒。”《荆楚岁时记》中说：“佩茱萸，食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今世人九日登高饮酒，妇人带茱萸囊，盖始于此。”到唐代，此俗流行很广，并且被大量写进诗文中。如唐代诗人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万楚的《茱萸女》也写道：“山阴柳家女，九日采茱萸。复得东邻伴，双为陌上妹。插枝着高髻，结子置长裙。”宋代插茱萸之俗不如以前流行。宋代以后，重阳插茱萸的习俗开始衰微，而直接作药用。明清时，用袋装茱萸以避毒害。如今，插茱萸的习俗已不传行。
吃花糕
重阳节吃菊花糕是节日的一项重要活动。重阳节吃糕，如同中秋节吃月饼一样，都是应时节时食品。重阳花糕的起源，据《南齐书》卷九说，刘裕纂晋之前，有一年在彭城过重阳。一时兴起，便骑马登上了项羽戏马台。等他即位称帝后，便规定每年九月九日为骑马射箭、校阅军队的日子。据传说，后来流行的重阳糕，就是当年发给士兵的干粮。
历史上重阳糕经历了多次变革：汉代称重阳糕为“蓬饵”或“饵”，还说吃了可令人长寿；唐朝时称为“麻葛糕”或“米锦糕”；宋时叫“菊花糕”、“重阳糕”；清朝时则称“花糕”。从民俗意义上看，“糕”与“高”同音，古人相信“万事皆高”之说。重阳时吃糕，象征步步登高，意义独特。
重阳吃糕的习俗至少在唐代就已经十分流行了。《唐六典》记载：“膳部节日食料，九日麻葛糕。”韦绚的《刘宾客嘉话录》则记载了另一则重吃糕的逸事。唐人袁师德有一次重阳节到朋友家作客，主人请他吃糕，他推辞不吃。后来，人家才知道，他的父亲名袁高，为了“糕”与“高”同音，所以不肯吃糕。又如刘禹锡曾作九日诗，由于六经中并无“糕”字之典，所以不敢用“糕”字，被宋祁嘲笑：“刘郎不敢题糕字，空负诗中一世豪。”从这几件事，都可以看出唐代吃重阳糕的风气颇盛。
到了宋朝，重阳糕的花样逐渐增加。《东京梦华录》卷八中记载的是“狮蛮糕”：“都人重九前一二日，各以粉面蒸糕更相馈送。上插剪彩小旗，掺飣果实，如石榴子、栗子黄、银杏、松子肉之类。又以粉作狮子蛮王之状，置于糕上。”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三四引《岁时杂记》载：“民间九日作糕，每糕上置小鹿子数枚，号曰食禄糕。”这是取“禄”、“鹿”谐音的好口彩。而宋朝宫中重九祭祖先时，则令公厨在糕上作几只小粉象，称为“万象糕”。民间则在重阳这天天将亮时，以一片糕搭在小孩的额头上，口中祝祷：“百事皆高”。
南宋时，重阳糕的制法又和北宋不同。《武林旧事》卷三中记载“菊糕”的作法是：“以糖肉秫面杂糅为之，上缕肉丝鸭饼，缀以榴颗，标以彩旗。又作蛮王狮子于上，又糜栗为屑，合以蜂蜜，印花脱饼，以为果饵。”当时还流行着一种重阳节上市的小甜点：“又以苏子微渍梅卤，杂和庶霜梨橙玉榴子颗，名曰：‘春兰秋菊’。”从这些记录，可以看出宋人讲究精致美食的风气。
明朝宫中，从九月初一起，就吃花糕。到了重阳节当天，还要吃“迎霜麻辣兔”、喝菊花酒来过节。《宛署杂记》第十七卷中描述的花糕是：“用面为糕，大如盆，铺枣二三层，有女者迎归，共食之。”这是因为重阳节后正是枣子成熟的季节，所以用它来做花糕的材料。花糕蒸成后，还要迎回已嫁的女儿回来吃糕。
除了制作精细的花糕外，小孩们在这天将酸枣捣成泥，做成枣糕，连同火炙脆枣、糖拦果干，线穿山里红一并拿到街市上叫卖（见《帝京岁时纪胜》）。
晚清的花糕制作方式，更见精致。比较高级的一种，是以糖面为原料，中间夹上各色细果，或为两层，或为三层，内容各不相同。较遍的一种，则仅在蒸饼上点缀一些剁碎的枣栗细丁。有人还会在花糕上再做两只小羊，以迎合“重阳”（羊）的意义。
京师的“重阳花糕”极盛。据史籍载，重阳糕不仅自家食用，也用于馈赠，颇具礼俗意义。《帝京岁时纪胜》载：“京师重阳节花糕极胜。……市人争买，供家堂，馈亲友”。《帝京景物略》的记载则特别生动有趣：“面饼种枣栗其面，星星然，曰花糕。糕肆标纸彩旗，曰花糕旗。父母家必迎女来食花糕，或不得迎，母则诟，女则怨诧，小妹则泣，望其姊姨。”清代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说：“京师重阳节花糕极胜。有油糖果炉作者，有发面垒果蒸成者，有江米黄米捣成者，皆剪五色彩旗以为标识。”《燕京岁时记》则说：“花糕有二种：其一以糖面为之，中夹细果，两层三层不同，乃花糕之美者；其一蒸饼之上星星然缀以枣栗，乃花糕之次者也。每届重阳，市肆间预为制造以供用。”《析津志》等均有记述。
可以看出，花糕的样式主要可分为三种：一是用烤炉烤制的酥饼，中间夹有枣栗等果品，分糙细两种（这种糕点一直沿袭到解放初期）；二是用发面蒸制的蒸饼，中间也夹有枣栗等果品；三是用江米和黄米面蒸成的粘糕饼，上“金”下“银”，中间夹有果品。其中后两种花糕，都插着五色彩旗，作为标识。到民国时，花糕仍很流行，多是夹馅印双羊，取“重阳”之义，制作较简易，节日期间市集有售。人们买去，供于佛堂、家祠，或馈送亲友，以为礼品。如今在北京民间，重阳节吃花糕之俗仍有传行。
重阳节的登高、赏菊、佩茱萸、饮菊花酒、吃菊花糕等习俗活动，反映了人们健康向上的乐观生活心态，对人们的身心健康十分有利。因此，这一民俗活动在我国流传甚广，许多少数民族也过此节。现今各地仍有上述习俗在传行，并且更加突出尊老敬老的内容，甚至称此为老人节。这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在当今的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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