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暴恐事件，唐太宗做对了吗？

夜犯御营

《贞观政要》记载了贞观十三年（639年），唐太宗亲临九成宫时，突利可汗的弟弟中郎将阿史那结社率暗地里纠结部众，并支持突利可汗的儿子贺罗鹘乘夜偷攻太宗的御营。事情败露后，被捕获并斩首。

这起直接针对唐太宗的暴力恐怖袭击事件的背景，是唐太宗对东突厥的打击。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面对北方突厥势力的侵扰，决意进行反击。贞观四年（630年），大唐军队大败东突厥，唐将李靖在阴山将其残部彻底击溃，唐将张宝相生擒东突厥首领颉利可汗，东突厥汗国灭亡，其所辖领土和数十万部众全部归属唐朝。

此时，大唐王朝才建立12年，唐太宗建了不世之功。面对东突厥大队人马的投诚，唐太宗召开会议，商讨应对之策。

中书令温彦博认为，应该将投降的突厥人安置在黄河以南地区，这样做，既可以保留原有的部落编制，作为中原的屏障，同时又不让他们太远离本土、不改变他们的习俗，以便实行抚慰政策。如此，一来可充实空虚的边塞，二来可体现朝廷对他们没有猜疑之心。

秘书监魏徵坚决反对：应该让投降的突厥居住在自己的土地上，千万不可把他们安置在黄河以南。离京城如此之近，他们的势力会不断增长，必成心腹之患。

以含育之策处置东突厥，究竟是彰显天地之道，还是养虎为患？温、魏两人为此进行了反复辩论。最后，唐太宗采纳了温彦博的策略，将十万户突厥族迁入中原，其中三万家定居在长安；在东起幽州，西至灵州（宁夏灵武县西南）一带地方置顺、佑、长、比四州都督府，安置内附突厥人民，任命突厥本族首领为都督或刺史，统帅原来部众；又挑选突厥族部分贵族担任京官武职，其中五品以上的将军、中郎将约有百余人。

在京师长安及京师周围居住的突厥人多了之后，就出现了639年的“暴力恐怖袭击事件”。

唐太宗的反思对吗

这一事件把唐太宗吓得不轻，《贞观政要》说，唐太宗被这一袭击之后，从此不再信任突厥，并后悔把他们的部众安置在内陆。于是将他们遣送回黄河以北地区，让他们在原来的定襄城建立官署，立李思摩为乙弥泥熟俟利苾可汗，以此来统率他们。

事后，唐太宗还对大臣们说：“中原的百姓，是天下的根，周边的少数民族，就如同枝叶一样，损伤了根本，却让枝繁叶茂，国家长治久安，是绝不可能的。当初，我不接受魏徵的建议，因而感到劳费一天比一天严重。我考虑不周，差点失去了长治久安的好方法。”

《贞观政要》的作者吴兢，有“若徇公情，则此史不为直笔，何以取信于后”的治史美誉。他记录唐太宗对边疆民族政策的调整，以唐太宗的反思作为结尾，多半是来应证魏徵的建议的“正确性”，塑造唐太宗虚怀若谷，敢于、善于纳谏，能够知错就改的明君形象。至于唐太宗的民族政策改变是利是弊，是好是坏，恐并不在史家吴兢的考虑范围。

实际上，唐太宗反思后所做的调整，结果出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将突厥安置在中原，虽然有暴力恐怖事件，但并没有发生大规模叛乱；改变民族政策之后，建立防边的节度使，节度使却纠合边疆民族、包括突厥反打一靶，造成“安史之乱”。在一定程度上说，民族政策的失误，为大唐帝国的加速灭亡埋下了伏笔。

融合才是根本

温彦博是大政治家，他在隋末群雄竞起之际，就早早预测李渊必成王业，促使其投靠的主子罗艺归附李渊，足见他眼光长远，见识非凡。（而他竟然不如魏徵有名，历代史家真是有眼不识明珠。）

温彦博的民族政策充满了智慧，原因至少有两点：

第一，统治者最怕“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左传·昭公十一年》），或曰“家强而不制，枝大而折干”（《盐铁论》）。为了避免这种情形的出现，就要弱枝强干，要将地方的权贵势力迁移到首都周围加以防控。比如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于公元前221年，将各地豪富家族共十二万户迁徙到首都咸阳；前212年，又“徙三万家丽邑，五万家云阳”，加以监视。

从汉高祖刘邦开始的150多年间，汉代前后9次以“徙陵”的名义，大规模地将各地豪强大族与一定财产以上的富户迁移到京城附近。以此办法切掉大尾巴，对巩固汉政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隋炀帝修建东都洛阳后，地方权贵豪强被迁到都城之内，守卫森严，想蹦达也蹦达不成了。

唐太宗作为一个非常善于吸收前人、尤其是隋朝统治经验教训的君主，未能看清这一点，委实令人遗憾。或者说，他虽然懂得枝与干之间的厉害关系，知道不能因末害本，却因为一起“暴力恐怖袭击事件”就改变自己的民族政策，实是因小失大，得不偿失。

试想，如果仍然采取温彦博的政策，突厥族迁居内陆，实则将这些人“圈”在中央权力的可控范围内，较之对原住地的控制要容易得多。且十万户貌似人多，相对于庞大的中原人数来说，不足为道；即便闹事，这里不是他们的根据地，也只能是小打小闹，成不了大气候，怕什么呢？就算闹成大事，也是在自己家门口闹事，比起在边地闹事，解决起来也容易得多。以当时大唐的实力，还不至于成惊弓之鸟。

将突厥人重新安排回原住地，等于纵虎归山，后来进入守势的唐王朝不得不设立节度使来防御周边民族势力。

第二，采取温彦博的政策，有利于民族融合。民族融合的前提是民族交往和民族认同、直至民族同化。很显然，温彦博的政策核心在民族近距离相处以达到同化，最终达到民族融合与团结的实效。

民族之间同化了，也就少了民族矛盾和冲突，更不会有那么多因此而起的暴力恐怖袭击事件和分裂活动。融合之功虽慢，最具长效；打压之功虽快，却来得快去得也快。

贞观十三年这起“暴力恐怖袭击事件”虽是一个小事件，却直接导致中央政府民族政策的大调整。此后的封建皇朝，基本上沿袭唐太宗的做法，对边疆民族画地为牢，将民族之间切割成条块，故意制造差异与隔阂。此举非但不利于民族融合，相反成为导致民族分离的温床，无法彻底解决边疆民族问题。

在这一点上，唐太宗的影响不可谓不深远。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编辑：章迪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