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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赋格》，献给生于六十年代的中国人 问：在你的长篇小说中，包括《北妹》、《水乳》、《道德颂》、《死亡赋格》等，前三者与日常生活和男女情感有关，其中《死亡赋格》题材大变，是一个政治背景下的关于追求自由的故事，有些寓言的味道，还有人说，它是反乌托邦小说。据说你也写得很辛苦。你为何作出这一尝试？向上一代、向文学更深层的探寻或者致敬？ 答：《死亡赋格》取自于保罗.策兰的诗名。向这位集中营中的幸存者诗人致敬。小说与诗歌有某种精神关联。精神大屠杀之后，有没有幸存者？谁是幸存者？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如何重新面对自己与生活。我试图在小说里呈现。这部长篇我写得最辛苦，常有笔力不逮之感，这是相比抒写男盗女娼之时的游刃有余而言。事实上在《死亡赋格》中有些段落和对白我写得非常兴奋，比如天鹅谷的基因制度，年轻人争执政府跟人民的关系，处理不符合数据指标的婴儿等等，自己都觉得背发凉。这本书是献给生于六十年代的中国人，因为这一代人在八十年代末正处于青春勃发的年纪，他们有信仰，有理想、有追求，对国家和社会满怀忧患。89年是一个分水岭，之后的经济大潮迅速淹没了一切，所有人齐步走，向钱看，信仰与理想一文不值。发展才是硬道理，到今天，热血余温一丝也不曾留下。八十年代灵光闪闪，梦想青春勃发，在资源更丰富，资讯更发达的今天，人们却只爱做春梦。 问：在你的不少作品中，你似乎愿意将“我”设定为一个男性经验丰富的成熟女人形象，而这一形象，据你先前所述，又与你在日常生活中的特质存在较大反差。你如何看待创作中的这一种非经验性身份？或者说，你为何让读者产生这种感觉？ 答：单凭直接经验写作，太局限，也太危险，过于依赖现实，想象的机器会不自觉地停止运作。以前谈到过，我更看重间接经验，心、眼、耳，貌似放松，但随时都在接收与过滤各种信息，且在大脑中搅绊，有时并不知道要生产什么，只是搅绊，搅绊，也不是非要搅绊出什么，只是搅绊，职业性的。写作者不只是伏案时才在写作，其实半秒也不曾停歇，甚至连梦里也是。经验丰富的形象，对于带动探究揭示心灵深处更有帮助，离本质更近。真善美没有问题，没问题就没什么好写的，写了就是软弱的煽情。也没什么好鼓吹的，因为你不可能把所有人吹成同样的球。我喜欢写问题，写破洞，写腐烂，挪开华美的、自欺欺人的井盖，写黑井里的东西。 “我写作，只是为了让我自己分裂成很多人” 问：实际上，你的作品中有多种身份体现，语言风格上也是多变的。你并不大拘于自己南方水乡女人灵秀见长的特质。有时，你的作品语言风格是东北化的，有时又是极为白领的，如《白草地》。你也曾提到，作者需要有塑造人物、忠实地成为人物或环境所需的状态的能力。表现在文学语言上，这是否会模糊甚至丧失一个作者本可建立的个人文学风格？比如余华、苏童，等，都在长时间的创作中塑造比较稳定的文学背景。你有过一些考虑吗？ 答：是的，这个问题特别有意义。我埋头写了多年之后，回过头来审视自己，的确有点繁枝乱长，但是风格主干坚在，没被肢解。我喜欢乱长，那些旁枝斜逸，便是我写作的乐趣之一。在写作乐趣和塑形之间，我更在意前者。我像小孩，有点贪玩，有点野，也知道夜了该回家，这种特质无形中也渗进了我的写作风格。我不懂、也不那么看重文学和写作上的规矩，我也不是奔进文学史来写作的。我写作，只是为了让我自己分裂成很多人，这些人成为我的朋友，陪我打发时间。童年起根深蒂固的孤独，延续至青春期，到如今“美人迟暮”，已经是弥天敝日。它不断孳生，水落石出，越来越坚硬可见。小时候是放养的，自己玩，不和人亲近，我对于跟人讲话总有不安，因为我不会说话，我视之为性格中非常严格的缺陷。这是我唯一不喜欢自己的地方。 问：很多作家，包括评论家、读者，更为看重长篇小说，而比较轻视中短篇小说。我以为，长篇小说是一种文学修炼和圆满，用于获得文学地位和名声，中短篇小说则更能轻快地体现一个作者的创作才华，甚至更为适合当下这种“时间不够”的物质时代。从你本身，以及大环境出发，你如何看待这两种创作？ 答：的确存在这样的思维惯性和误区，以厚度和字数来评定作品，仿佛厚度可以填补质量，诗人伊沙说，长篇小说就是"往河里撒尿"，恐怕也道出了某种事实。长篇小说并不一定优于短篇建立作家的文学地位，但在市场这一块肯定拥有更广泛的读者。功利性的写作，其媚俗味儿必然会渗透到作品中，一下就能嗅出来。每个人有自己的写作观，人生观，以及生存方式，这也决定了一个人的路途与方向，没必要统一思想。 长篇需要有意思的闲笔，冗长的景状描写，建筑模式，家具细节，尽可以写个酣畅淋漓；短篇则是减法的写法，越是留白，越有余味；甚至故意避重就轻，不写实物，单写影子，光线下影子的变化，更能刺激阅读想像。写短篇就像一个裁缝坐在缝纫机前，目不转睛地注视针脚，双手灵巧，将衣料忽儿折叠，忽儿抻平，忽儿抖擞一下，脑海中存着那件成衣的样貌。量身制作一件好衣服，扎实的针脚，精准的尺寸，与精细的做工缺一不可。我尤为喜爱短篇这种体裁，它和好的生活节奏非常合拍。 问：如何看待爱、孤独、自由之于一个作家的位置？ 答：也许正是这三个词组成了作家，它们像呼吸一样重要。爱，无论是意思狭獈的爱，还是宽泛的爱，都在丰富人的内心，激起人内心的善与怜。孤独是危险的，就像加缪的《局外人》，或者伊恩-麦克尤恩的短篇《蝴蝶》，孤独会产生可怕的结果；孤独是凛冽的，就像一盆凉水当头浇泼，令人清醒，孤独甚至催生了不少大艺术家。人们通常害怕孤独，它像黑夜的幽灵，当它在窗外徘徊，人们吓得瑟瑟发抖，不如索性关了灯，跟孤独好好聊聊，就像作家铺开稿纸，画家撑开画板，认清一个事物，心灵同样能获得自由。自由度是生命活力的刻表，作家在表达上的自由，很大程度就像拎着马灯走夜路，只有那么一轮光晕，小心谨慎孑孓而行，不如砸了马灯，借黑夜的微光，释放全部的勇气，用最敏锐的目光与判断，往前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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