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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等一个个抽象概念逐步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在数字时代越走越远。数字出版、数字博物馆等新型文化产品不断涌现，传统文化资源正迎着数字化浪潮，焕发蓬勃生机。作为文化建设九大工程之一，文化数字化建设被列入《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文化资源数字化工程被提升到“国家行动”层面，得以整体推进。另一方面，知识产权保护不完善、市场环境不健全等问题也成为阻碍文化数字化工程走向深入的“绊脚石”。
文化数字化工程发展现状如何，面临哪些难题？文化数字化能否让中华文化“活起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和光明日报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共同发起的第四期文化产业双周论坛上，业界领导和专家、企业家围绕“中华文化数字化工程：战略与突破口”议题，对文化数字化的发展路径进行了探讨。
视野：文化数字化工程成为国家战略
案例 中华书局于近日研发完成《中华经典古籍库》第一期数字化成果，收录自有版权的300种古籍整理成果，共计2亿余字。该数据库是中华书局版点校本古籍的首度数字化，也是首个正式发布的基于现代古籍整理成果、古籍整理规范及合法知识产权的古籍数字产品，实现了中华书局高质量古籍整理图书的数字化。该数据库将于近期在全国几十家图书馆向公众开放，以后将定期推出更新包，不断丰富完善数据库内容和功能。
闫贤良（文化部艺术科技研究所文化标准研究中心主任）：文化数字化并不是一个新概念，数字化在生产生活领域的应用已经形成了一种新型文化，我们把这种文化称之为数字文化。我们为什么要把文化数字化工程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呢？美国数字化国家战略中，已经包括文化数字化。脑神经网络计划、3D打印机、4D打印机等项目被美国列为国家重大创新产业，称为“制造创新国家网络”，超过100家公司在参与实施。未来国家综合实力的竞争将不仅在军事、经济等传统层面，还将体现在信息、文化等领域。当前我国对文化要素的数字化转换技术仍相对落后，我们应抓住数字化浪潮的机会，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
李松（文化部民族民间文化中心主任）：我国拥有极丰富的文化资源，但由于资源转化体系陈旧，在数字化时代，这种资源优势很难发挥出来。把文化数字化工程提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就是为中华文化在信息化时代创造一个新的文化再生产体系，让文化资源以适合的数字化形式呈现出来，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在这个过程中，文化资源的数字化转化环节无疑是最难的。比如文物，中国所有的青铜器都在博物馆仓库里，没有数据体系，将这些数量巨大的青铜器信息进行数字化转换困难极大。另一个难点在于，我们现在的整体文化研究系统中，核心价值领域系统和数字化仍有很远的距离。现在我们仍处于“写文化”的时代，学术界的大部分研究成果呈现在纸面上才能被认可。将教育系统的整个知识体系进行数字化改造，是文化数字化工程的第一步。
姜念云（科技部国家文化科技创新战略项目主持人）：中华文化数字化工程体系的整体构建需要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和布局，无论是要实施的项目还是制定的细则，都要有整体系统的规划。有了数字化这个前提，再加上一些技术分析手段，就为我们研究中华民族文化奠定了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可以更好地制定我国文化发展的整体战略，不仅包括文化产业的发展，还包括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唯其如此，我们才能明确要往我们的文化产品里植入哪些文化元素，对外传播什么文化内容。
制约：文化数字化工程面临诸多问题
案例 在敦煌研究院数字中心里，一幅幅壁画在工作人员的电脑上“重生”，细细端详，壁画显出明亮而柔和的光芒，颜色鲜亮，线条清晰流畅。这是莫高窟数字化工程的成果：经过数字摄影采集方案设计，通过定制轨道、摄影车、摄影框等专有设备逐行逐格进行摄影采集，严格控制图像色彩、清晰度等采集质量，利用独特的十字拼接方法，将上千甚至更多的原始图像拼接成一幅完整的图像。目前，敦煌的数字保护、数字采集规模已经做到世界最大。通过数字保护，敦煌石窟珍贵的文物信息得以永久真实地保存。
王旭东（敦煌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我们在做数字化过程中发现，资料存储是一个大的问题。这么多数字化成果，怎样建立一个数据库存下来，并且能够查询、管理，更重要的是应用，这是下一步要做的。只有把文化资源数字化，把这些碎片标签化变成素材库，才能在更多领域应用，但是目前我们仅仅做到数字化、做成图像数据库提供给一些学者和其他很小范围的使用者使用。如果大范围的应用，把这些数字资源创造、加工、生产，然后去传播、消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个过程面临资金问题、知识产权问题、标准问题、应用渠道狭窄等诸多制约。
宁伟群（文化部科技司科技处处长）：文化资源数字化工程确实面临一些问题，一是由谁来转化，二是如何转化。文化资源大多属于文化单位，多数承担的是管理职责，深度研究和技术处理这方面还面临着很多问题，比如资金来源、资源共享等。其中大量是科技之外的问题、工程之外的问题，既与现行的联动机制，包括成果的分享、利益的共享有关，也有知识产权的问题，更有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目前，我们的文化资源数字信息大量分散形成一个个信息孤岛，地方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统一整合对接存在一些问题。未来，要有目标性，形成一个主线、一个体系。
王丽（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委）：在中华文化数字化工程整个进程中，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没有文化数字化的规划。现在，我国各地文化资源非常分散，非常破碎。在发展中，首先要有规划，我们要盘点中华文化的库存，盘点成什么样子要有标准，根据这个标准要分类，从而固定一些产品属于哪一类。根据划分的种类，要有知识产权保护的整体意识，还要制定知识产权保护规划。
姜念云：我们现在方方面面都在做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工程，包括博物馆、图书馆、非遗等形式多样的数字化，但是很多数字化以后的资源也是在各自单位里分别存放，很难放在一个库里。当前，更重要的是把这些资源有效整合利用起来，建立一个共享共建机制，使得数字化资源通过某种技术平台更好地整合起来。这需要我们制定一个规划，明确用什么样的标准做数字化，这是一个模式，也是一个机制，从而建立技术上的共享公共平台。
路径：“活起来”才能“用起来”
案例 温暖的太阳，照耀在峒河峡谷里，苗族同胞居住的湖南省吉首市坪朗村一派喜庆气氛，苗族同胞们身着节日盛装，有的打起了苗鼓，有的唱起了苗歌。简短的庆祝仪式一结束，工作人员便在一户村民家的柚子树下，在村前峒河的沙滩上，对第一个数字化保护的国家级非遗项目——“湘西苗族鼓舞”进行原生态环境下的录像，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64岁的第二代苗族鼓王石顺民表演了其代表作《庆丰收》。
2013年10月，中国非遗数字化保护中心在全国实施第一批数字化保护试点工程，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成为第一批全国13个试点地区之一，也是全国仅有的2个地市级非遗项目数字化保护试点之一。
陈建军（北京莫高丝路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裁）：非遗的数字化保护也是文化数字化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是做企业的，更关心文化生产和文化传播这两部分。敦煌的“文化数字化”，从最初的文化创意策划开始，一直到今天的游客中心的建成，我们都参与了。从国家战略层面上说，莫高窟的数字化，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可循环的数字价值产业链，完成了一个数字资源到文化生产再到文化传播的过程。从中我们看到，国家在制定战略上，可以在文化传播领域、在消费传播中制定具体的战略部署，要考虑怎么把优秀中华文化传播出去。因此，我们文化资源数字化项目的实施，不单单是一个数字资源数据库的建立，我们更需要的是一种文化的消费传播。
胡锤（故宫博物院资料信息中心主任）：解决文化数字化中的诸多问题，要从如何破解现在落后的管理机制上入手。比如资金投入问题，国家是否要给资金支持？国家要给支持，给政策，也要监督。国家博物馆等单位应该划小核算单位，把物权要管清、管好，实现所有数字资源的产权化。再比如数据采集，要采用市场化运作模式，要具体分析项目到底该怎么做。国家可以用启动资金来实现政策导向，主要还是要靠政策、靠监管把这个事情做起来。
王旭东：文化数字化工程以后的应用问题十分关键。不同时代的经典，从艺术、历史、科技角度看水平都是最高的，先把这些文化资源实现共享，之后把数据库建起来，让大家去应用。既要让它“活起来”，也要让它“用起来”，最终变成消费。我们希望通过数字技术让很多不能去敦煌的人了解敦煌，让其他的文化创意产业利用敦煌的资源，让文化资源活起来。（本报记者 李慧 杨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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