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外国笑话，说起来比较高端。某日，一个学者冲进文学院的院长办公室。“惊天大发现！”他喊道，“我有一个惊天大发现，你听了一定也会激动的！我发现荷马史诗不是荷马写的，它的作者其实是另一个不知名的古希腊诗人！”
我们越来越符合哲人定下的修为标准“自知无知”了。只是名词“知”的意思被换成了“信息”，所以才常说“信息量很大”。这个笑话的高端之处，必须在了解“作者之死”这一学术命题之后才能领悟到：“荷马”其实只是一个代称，代替一位或几位不知名的古希腊作者。荷马学者多少年来，就在设法弄清荷马究竟是否真有其人，这两部史诗的作者究竟是一人还是数人，是一个时间一气呵成的，还是历经多年多代人的修改编订。在顺序上，是先有的史诗文本，后有的“荷马”其人。
文本永恒，作者易逝。写东西的好处就是只要你四肢健全，有头脑，有意愿，有一定的精力，可以不依靠别人，独自做好一件可能能让你的人生价值得到公认的事。这是多么大的诱惑。古人用“润笔”一词来指代稿费，听着好温馨；用“杀青”来指代一件作品的完成，听着又多么快意淋漓。也许写作这行，曾经果真如此吧。巴尔扎克、狄更斯、雨果这些人，能写七八百页的小说，全世界数他们最会说故事；契诃夫两小时脱稿一个短篇，哈谢克用一百多个笔名在媒体上发各种各样的文字，有时一期杂志上就有他的两三篇作品……毫无疑问，是写作让他们活下去，从物质上，从精神上，以及从找到“存在感”的意义上。
萨义德写《开端》的时候，还没有存在感这一说，但他研究的那些作家，个个都是将自己同作品融为一体、彼此不分的楷模，把自己的力比多全部扔进了纸笔之间，生活都为之暗无天日。萨义德关注到一个现象：19世纪及20世纪早期欧洲涌现的一批经典作家，往往是一些苦写苦活之人，个人世界完全被写作所占据，而他们笔下的故事和所描写的人物，多多少少也流露出他们的自我认知。他们一边写，一边在掂量自己的作者身份；他们无法与这种身份安然相处，而是怀疑、焦虑、摩擦不断。写完一本作品时的感觉，并不是如释重负，而是陷入更大的焦虑之中：作品耗掉了我一大段生命，当它瓜熟蒂落，又开始离我而去。因此，“文本与人的一生相分离。”
系统阐述过“荷马问题”的人之一，是尼采。萨义德引入了“权威”概念来分析作者的意图、写作行为同成果之间的关系，他说，尼采指出，“作者的创造性权威是后世诗人、读者或批评家做出的‘美学判断’”，后世的人肯定了一部作品的美学价值，才让作者拥有了这一权威。可以说，正因为不知道自己的劳动是否能换来他人的认可，作家才是焦虑的，但是，一旦他们得到了权威，那么文本就会抢去风头，遮蔽他们光辉的名字。荷马两部史诗中可疑的风格不统一引起了学者的争讼，还有本书中写到的，由勒南著作所代表的《圣经》与耶稣生平的考证，其实都是在干预作者同归入他们名下的文本的关系，不见得要剥夺作者的权威，但会将权威作增减、分配、移动。
开端与权威有关，新写一本书就如同创业，标志着与之前的自己的断裂。“存在感”是今天的人所习惯的一种很轻的表达（时代之轻躁虚无的表现之一），“权威”却有着学术和道德的双重分量。除此外，萨义德还援引弗洛伊德、奥尔巴赫等人的理论，从作家的写作中解读出了更多极复杂的意义，例如他把作家的“生产”与他们的性满足联系起来：“文本的体量，它具体的文本性，不仅集中了作家的书写，也集中了那些从他的性生活里转移出来的能量或生殖性生产。结果，文本就像明显积累起来的语词一样，明显地吸引了特别的性注意。语词和性能量都是作家活动的象征：它们是他的产品、他的文本和子嗣。”到了第五章，他把目光投向了当时刚刚兴起、在美国还无甚响应的法国结构主义，对无比晦涩的福柯、巴尔特、德里达等人作了自己的阐释，他认为，“作者之死”的问题伴随着索绪尔语言学、符号学的发展，到解构主义者这里，变成了一种对知识范型的挑战；有意思的是，那些作家过着苦行僧一般的日子，写出震古烁今的名著，相对应的，解构主义哲学家们也是一些一面悍勇地颠覆前人，一面又极度感伤、用一些极端晦涩的语言书写作品的悲观主义者。
这些论述中蓄积着惊涛骇浪。萨义德的常用词，例如权威、生产、干扰、断裂，都是富于力度的；他的“开端”包纳一切类似的行为：从开写一部小说，到提出一桩前所未有的理论，再到领导一场改变历史的革命——显然，写作在他眼里不亚于改变历史和人类命运的行为；他探入的是一个个不被认为是问题的问题：如何开始？怎样确立一个开端？开端有哪些特征？一部小说又是怎样写完的？深度的哲学思辨贯穿了《开端》的始末，相伴随的则是萨义德对西方经典作家倾注的巨大热情，他从“开端”的角度阐释这些作家的写作，并不是为了造神：没有哪一个作家领受到他单纯的赞誉；每个人都被用来证明一些思想史上的真相。
在第三章里，萨义德通过对长篇小说《诺斯托罗莫》的释读，证明了“叙事虚构作品”到了康拉德的手中发生了怎样的转折：作家从追求构建精妙的故事，转向了以小说作自我反思。联想到20世纪主流哲学的“向内走”，强调关注自我，萨义德的这个洞见便有让人豁然开朗之功。“尽管在经典的长篇小说中既有一种创造或创作另一种生活的欲望，又有（通过‘干扰’）将其显示为一种关于‘生活’的幻觉的欲望，但后来，这种欲望就变成了小说家对整个创作事业的憎厌，以及对他身为书写者的宿命的一种强化。”——这嗅觉何其敏锐。我们知道，一旦把目光从大千世界收回，转向自身，人就会不由自主地伤感起来。小说家看到了宿命，也憎恶自己所选择的道路，但他们又要心力交瘁地写，至死方休。他们的作品和人生，都加剧了乌纳穆诺所谓“生命的悲剧意识”。
人多么渺小，奋斗一生也不过是卧眠七尺，恒河里的一粒沙子而已。康拉德之后，笔耕的人们都看清了这一点，他们更多地为自己而写，借文本发声，来做自我表达。萨义德把《诺斯托罗莫》视为其最杰出的代表之一，甚至可以说，他写《开端》是为了向自己最心爱的作家致敬，是为了延续康拉德文本的辉煌。萨义德荡气回肠的写作光耀了“文学批评”的门匾，证明了批评家的存在价值不是文学创作的附庸，而是作为真正的鉴赏家，长袖善舞，探骊取珠，在虚构的故事里，挖掘出与虚构的人物，以及真实的作家本人相关的道德教训和道德真相。他在康拉德真实的生命和他虚构出的世界之间来回腾挪，把故事中人物的性格与命运，尤其是他们的生命之完成与未完成，骄傲与遗憾，同康拉德自己文学生涯的跌宕交错联系起来；文学批评，就此进入一种道德写作的境界之中。
马拉美曾经说过：世上万物的存在都是为了“终结于书本”，意指“被写下”方能永恒。马拉美英年早逝，没能听见20世纪悲怆的钟声，不过，他的话似可视作萨义德这项专题研究的前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类社会视文字为最高，于是才会有如许多的经典作家，不辞劳苦地献身于文本生产。《开端》本身也是一个文本，第三章谈小说，写得波澜壮阔，第五章却大篇幅地诘屈聱牙，仿佛作者本人都是榨干了脑髓，才写就的这篇“福柯入门”。最后，萨义德以解读维柯的《新科学》作结，十分微妙地平衡了他作为文学读者的激情和对理论的热衷。他的才华与渊博，都教人跌破眼镜，但译校完这本书，我却有一种恐惧感：如此卖命地经营一个文本，不也是为了“不朽”吗？如此多的文人，包括萨义德在内，是否都过于信赖印刷机、书本和铅字了？思想依然无价，但思想的载体的地位却会下滑。桑塔格就曾在《论摄影》中修改了马拉美的箴言，她说：世上万物的存在，眼下只是为了“终结于一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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