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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是一位七级木匠。所谓“七级”，在当年就是说他的木工技术是最高水平的。 父亲13岁那年就离家去当学徒了。三年满师后，开始自行闯荡江湖。后来，进了号称“铁饭碗”的铁路单位工作直到退休。 父亲工作一直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被工友们誉为“老黄牛”，因此从1958年起，就连年被评为厂“劳动模范”，市“劳动模范”，省“劳动模范”，最后终于在1965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并在那年国庆节被送到北京，登上天安门观礼台，接受毛主席和中央领导的接见和慰问。这在那个年代，是一个普通工人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 我心目中的父亲是一个刚强的硬汉子，一生从不言哭，但那一次父亲抑制不住的失声痛哭，令我刻骨铭心，至今难以忘怀。 那是1970年4月29日，一个万里晴空，艳阳高照的春日。这种日子换在今时今日，那可是登山踏青，或者出门旅游的大好时光。而在那时那天，却是我们“知识青年”“远走高飞”的日子，准备奔赴黑龙江省北大荒插队落户去“大有作为”。 那天清晨一大早，我就和同伴们被专车送到位于闸口的“专列”上。这时候，“专列”两旁人山人海，车厢窗口挤满了送行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以及有幸能继续留在城里的同学或玩伴。 千言万语喧闹得整个闸口地区人声鼎沸，送行的人和被送的人毕竟要“从此离别六千里，再聚未知是何年”；更何况这次要去的，的确是人们根本未知的，远隔了千山万水的，传说中鼻涕都会被冻住的蛮荒之地，因此人群中早已此起彼伏地哭得稀里哗啦。而我，却因从小奉行“好男儿志在四方”，“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信条，觉得这回真的可以大展宏图了，所以一直是谈笑风生的满不在乎。 现在每每想起来，都会觉得当年的我真是好不晓事啊！当时父亲站在一旁，热切的双眼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眼神中充满了一种莫名的渴望，仿佛要把我装进眼窝中去。父亲不善言表，始终一声不响地就这么盯着我看。突然，一声汽笛长鸣，人群便更剧烈地骚动起来，只听得列车“咣当”的一声接着一声，并伴随着车厢的一阵阵震颤，列车便缓慢地启动了。就在这时，一直不作声的父亲，突然伸出双手，“哇”地一下失声痛哭起来，仿佛想立即把我拉下车来紧紧地抱住我不放我走！那情那景至今都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一刹那间，刚刚还满面笑容的我，也突然僵化在那里，一脸的笑容仿佛凝冻住了。父亲不顾亲友们的劝阻，一只手紧紧扒住车窗边框，跟随着由慢而快的列车奔跑起来。父亲仍然没有片言只语，可我恍惚地看见，那双湿漉漉的眼中，分明装满了千言万语！ 终于，人跑不过车，父亲松开了手，定在了那里，从我的眼前迅速退去，越来越远。父亲自始至终，只有一个令人撕心裂肺的“哇”声......许多年以后，我才感悟出这一声“哇”的深深内涵。 时光一晃便过了十年。这十年的知青生活，对于我来说，还真过得顺风顺水，志得意满。从一开始的知青班长，到调入市歌舞团，可谓前景辉煌。 按理说，在如此辉煌的前景中，是不应该有任何的回头或转向的，除非有特大的变故。而这特大的变故，偏偏首先就砸在了我的身上。父亲这么一个“老实头”（这是形容一个人非常老实憨厚的杭州方言），为了我能够尽快回到他的身边，竟也学会了抓住国家特定的“知青政策”这一机会，第一时间向厂领导提出“提前退休”的申请，好让我能够“公调顶替”接他的班。由此可见父亲那深深的舔犊之情！而我，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孝子，一收到调令便义无反顾地回到了父亲的身边。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父亲为抚养我们兄妹五个，这一辈子不知付出了多少血汗和劳累，而我，记忆中也只有唯一的一次，在他去世的前几天住院期间陪了他一夜。 那天夜里，见他还好好的呢。只是说浑身骨头痛。听说医生为了给他止痛，经常注射“杜冷丁”。后来我才听说，杜冷丁会成瘾。那时我们也是啥也不懂，见他行走自如，举止无碍，也就不以为然，以为只是一般的骨头痛，只是老年人通常缺钙引起骨质疏松的正常反应。于是我第二天就放心地出差到无锡去了。谁知仅过了三天，弟弟就打来电话告诉我噩耗。我立即赶回杭州，却再也见不到他了！ 那时，中国的法制建设尚不完善，我们更是稀里糊涂，不问所以，只是心里深深的疑惑：前几天明明还好好的，怎么说没就没了？！如今时过境迁，证据灭失，再想追究是否医疗事故已不可能。可我的心一直耿耿于怀，也充满了愧疚和自责！按父亲那结实的体质和硬朗的身板，以现在的眼光看，活到百岁都没有问题的呀！医院最终的结论却说，父亲是“心肌梗塞”而去的，可我们从未听说过父亲有丝毫心脏的毛病，又怎么可能突发“心梗”？！ 这么多年来，每每想起这些，我的心都会隐隐作痛，然而又无可奈何。但每回议起此事，我们又只好聊以自慰：不管怎么说，父亲活了84岁，在当时也算高寿了。 这一晃，父亲过世已经14年了。父亲啊父亲：这些年您在天堂过得还好吗？我们真的非常非常想念您啊......
2014年4月13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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