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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定门老照片缩略图：
（缩略图中的老照片在文後依年代列出）
永定门是北京外城南垣之中门，是北京城中轴线之最南端。始建於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北京外城兴工之时，建成於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後，提高规制、重建瓮城、加盖箭楼，从而达到後来保持了二百年的典型式样。永定门最早称为“正阳外门”，明嘉靖四十三年正式命名为永定门，又因永定门为皇都最外边的门，且门外有一元大都时南方之镇的土皋（燕墩），固又称之为“郭门”或“皋门”。
北京外城的“建成”是因当时国力不济，不得不退求其次，缩减规划的结果。原本外城为四面之制，外包京城，成一“回”字形格局，实际仅完成了城南一面。规划外城周围将近80里，辟11门，南垣20里，最後南垣也仅建成13里，即北折在东西两面包砌於京城东南角楼、西南角楼处，新建外城总长度为28里，开有7座城门。总建筑规模不及原规划的三分之一，最後北京城的格局就成为了“凸”字形，一直延续到被彻底拆除。大明朝君臣原打算财力宽裕後再完成四面之制，可是到明亡也未能如愿。增建外城的动因，是为了加强帝都的安全巩固城防，所以城门的命名除两便门外（两便门是临时设置，俟完成“四面之制”後，当予拆除），其它门的名字中都带有“实京都”、“保安宁”的祈求，永定门的寓意自然就是“永远安定”了。“外城”之称有些名不副实，它并不在“内城”（京城）的外面，而是在南面，所以北京的“外城”其实应该叫“南城”。清代沿用此格局未变，只是对城门和城墙进行过改建、增建和多次修葺。
永定门城楼形制一如内城，重檐歇山三滴水楼阁式建筑，屋面为灰筒瓦绿琉璃瓦剪边，屋脊、鸱吻、脊兽都是绿琉璃构件，戗脊走兽5个。城楼的尺寸与内城城楼相比，较为特殊，进深很小，但却很宽。廊面阔七间，进深三间，楼宽19.8米，通宽24米，楼深6.1米，通进深10.2米。楼连台通高26米，其中城台高8米（厚约15米），楼高18米。屋面由柱、梁、斗拱撑持，再以檩为中介承托着椽飞。二层平座不似内城楼仅以斗拱支撑，而是由立於梁上的柱子撑持，平座四角有戗柱支撑着二层檐角。上层重檐下的斗拱为三铺作，而底层檐下的斗拱为二铺作（引自喜仁龙《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城楼门洞辟於城台正中，为三伏三券式券洞门，券洞门北侧外两边分别倚城台内壁修有呈倒八字形的登城马道。这是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改建後的形制，永定门建成之初，城楼当与外城其它门形制相同，瓮城仅辟有瓮城门洞，无箭楼。这次重修改建，使永定门城楼的规制提高到了与内城城楼规制相似的程度。
永定门重建瓮城是在清乾隆十五年。重建後的瓮城加宽加大，呈方形，两外角为圆弧形，东西宽42米，南北深36米，墙厚6米。并加盖了箭楼，箭楼城台厚约9米，高7.8米，楼为单檐歇山堡垒式建筑，灰筒瓦顶，戗脊走兽5个。面阔三间，进深一间，宽12.8米，深6.7米，高8米，楼连台通高15.8米。瓮城门洞位於箭楼下城台正中，五伏五券式券洞门，正对城楼门洞。箭楼东、西、南三面各辟箭窗二层，南面每层7孔，东西两侧面每层3孔，共计有箭窗26孔。北侧面（临瓮城一面）砖墙正中辟一个两门扇的过木方门，是为楼门。永定门箭楼与广渠门、广宁门规制相同，但其与新改建的城门楼配对，就显得太小，很不协调，总有些头重脚轻之感。若再加大箭楼体量，则又与外城垣高度不匹配，若整体提高外城规制，则工程浩大，非可轻举之事。牵一髮而动全身，想必当时也属无奈吧。
外城建成之後，北京城的中轴线由正阳门延伸至永定门，北距钟楼长达16华里。从而奠定了北京城中轴线作为城市中轴线的世界之最，至今仍是世界上现存最长的城市中轴线。永定门是外城最重要的城门，是从正阳门一直延伸下来的笔直通衢的终点。由城楼上北望，晴朗的天空下，大街东西两侧分列的是天坛和山川坛的坛墙，再北则是鳞次栉比林立的店铺，一直延伸到正阳桥五牌楼，一派繁华街市的瑰丽景象。极目远眺，正阳门雄峙北端，与永定门南北呼应，天街的壮丽画面，给时人的观感会是何等的震撼。
与永定门城楼遥相呼应的还有一处北京重要的历史遗存，即燕墩，始建於元朝，今位於永定门外大街紧邻路面的西侧，距永定门城楼有三百米左右。元、明两代北京有“五镇”之说，至清代又将“五镇”具象化，“燕墩”即为南方之镇，因南方在“五行”中属火，故堆烽火台以应之，因此又名“烟墩”。据《日下旧闻考》载，“燕墩在永定门外半里许，官道西。”清朝人杨静山在《燕墩》诗句中有：“沙路迢迢古迹存，石幢卓立号燕墩。大都旧事谁能说，正对当年丽正门”。永定门建成後，并不是正对燕墩，而是略偏东，也即燕墩并不在明北京城中轴线的延长线上。史载明初改造元大都，重建北京城时，在元大都中轴线略偏东重新确定了北京城的中轴线，重新规划了从钟鼓楼经宫城到正阳门一线上的建筑，确立了後来北京城的格局。由於燕墩“正对”元大都丽正门，可见元朝建的燕墩是位於大都城中轴线南延长线上的，自然与明北京城的中轴线就有了偏差。燕墩底座为高近9米的墩台，台底各边长14.87米，台面各边长13.9米。台顶四周原有高约1米的女墙，现已毁没。墩台中央矗立着一座高近7米的方形大石碑（石幢），清乾隆时立。碑上用满汉文字刻着乾隆帝御製《帝都篇》和《皇都篇》。碑座四周雕着二十四尊神像，顶部雕有龙纹。燕墩记述了燕京建都概况。因此，它不仅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而且也有很高的历史价值。碑文镌刻于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距今已历二百六十一年。
永定门城楼与内外城其它所有城楼相比，一个最显著的区别就是城楼上外侧既挂有重檐间的城门木匾，城台上正中又镶有城门的石匾额。而正阳门城楼只挂有重檐间的城门木匾，城台上无石匾额，正阳门的石匾额是镶在箭楼的外侧城台正中。其它内外城门只有城楼城台正中镶石匾额，无城门木匾，箭楼均无门额。
说起门额就要说一下永定门石匾额的“重新”发现。这块石匾“原件”现存首都博物馆，有报道说是在2003年復建永定门城楼开工前，被人记起在先农坛树下埋有一块与永定门有关的石头，挖出一看果然是永定门石匾额。当事人回忆是1989年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曾向首都博物馆借来这块永定门石匾，因过重无法展出，就地（先农坛）掩埋保护了。经查首博的征集记录，石匾是1962年从大慧寺征集来的，而这块石匾如何到的大慧寺就无从查考了。又据专家考证说这块石匾是明嘉靖三十二年建外城时原装的。这裏不免产生疑问，要是原装，则已不在城门上长达三百六十年了，保存得这么完好，就没有一点传承的蛛丝马迹？内外城十六块门额就留下了这一块？满清入关进北京後，城门石匾就都换了满汉文的，石匾不象木匾可以换字不换匾。二百六十七年後进入民国又换成了汉字新石匾，是民初内务总长朱启钤请杭州名士邵章先生为北京各城门重新题写的。民国北京城门石匾硕果仅存的就是正阳门箭楼上的那块了，字体应该是隶书，明显与永定门石匾的楷书不同，可是从其它门的民国时期照片看，其它门额却是楷书，象安定、东直、朝阳、阜成、宣武、东便、西便等门。传从明朝开始北京各城门的匾额，门字最後一笔都不带钩，民国邵章先生题写的“正阳门”石匾上的门字也不带钩，但其它门额的门字，有的带钩明显，有的钩不明显。这块重新发现的永定门石匾上的门字是带钩的，字体是楷书，“门”字钩的尖端已缺角（不知是就写成这样，还是磕掉了？），但2004年復建的永定门城楼新仿石匾这个角被补上了。上面说了这么多，意思就是我对新发现的“原装”永定门石匾持怀疑态度。我认为根本不是明嘉靖三十二年的物件，而就是民国时邵章先生所书的永定门石匾，亦或是当时刻坏了的“废匾”。若真是原装，历经四百馀年，石材的风化也不应该是现在首都博物馆看到的样子。因为明朝所遗留的石刻件，已大多都有了类似钟乳石上的“泪痕”，而这块匾身上有的只是磕砸的痕迹。这块“永定门石匾”虽不似新刻，但也绝不会超过百年以上很多。所以我斗胆判断，它就是一个民国物件，之所以我没有断它是1949年以後的赝品，是因为在那之後，不会有人费这么大劲冒险开这个玩笑，况且在那之後连一套像样的城门遗像都没有留下。城楼上的木匾在1957年拆除时留存了下来，是民国时的汉字匾，现藏於首都博物馆。匾上字体为楷书，门字不带钩。
以雄伟姿态矗立于北京城中轴线最南端长达三百九十年的永定门，在解放後没能获得新生，却迎来了它的末日。在建设新中国新首都的激情之下，面对城市建设与古城保护的矛盾，认为北京古城“完全是服务于封建统治者的意旨”（引自1953年11月，《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之说占了上风。1950年，对北京城门的调查报告中说：永定门城楼和箭楼基本完整，楼内外的木柱漆皮尚好，地面及宇墙完整。这说明1949年解放时永定门是保存完好的建筑。1951年以改善交通的名义，先拆除了永定门瓮城，同时在城门东侧开了豁口，1953年辟西侧豁口。1957年，又以妨碍交通和已是危楼为名，将城楼和箭楼彻底拆除。多亏了像喜仁龙这样的洋人，有执着的研究精神，并被北京城门城垣所深深地折服，才为我们记录下了珍贵的，在北京城逝去之前难得的影像。喜仁龙在他的《北京的城墙和城门》（1924年出版）一书的最後，深情的发出感叹：“这些奇妙的城墙和城门，这些北京绚丽多彩历史的无言见证者，它们的丰姿到底还能维持多久呢？”。嗟夫，一语成谶，悲哉。
永定门被拆除四十六年後的2003年，在北京市人大代表的提议下，为了恢复北京中轴线的城市规划和景观，市政府终於决定重建永定门城楼。历时一年，2004年9月，永定门城楼在原址復建完成。復建後的城楼规格为：城台东西长31．4米，南北宽16．96米，高8米，城楼（脊）总高（楼连台）26．04米，为三重檐歇山式，城楼的彩绘是采用雅五墨旋子彩画。据说此次復建永定门城楼，是根据1937年北平市文物整理委员会对永定门城楼的实测图，1957年拆除时绘制的建筑结构图，以及故宫博物院保留的永定门建成以来各种文字、图片资料，最後形成復建方案和图纸，在原址采用原材料、原形制、原结构、原工艺进行的。可是復建後的实物城楼又如何呢。我们看到的城楼外形和老城楼还是一致的，但是“硬伤”主要有二点：（一）三滴水楼阁的屋面和重檐是全部的灰筒瓦，没有绿琉璃瓦剪边，正脊、斜脊、戗脊、围脊和角脊，以及鸱吻、走兽等也都不是绿琉璃构件。全是一水的灰（黑）活，不知何故？这让新盖的城楼大为减色，着实的与“原形制”不符。（二）城楼北侧的登城马道也没恢復，而是杜撰的设计，在城台内侧两边各修了一个暗梯，还配了两个小拱门。这就不是与原形制不符了，而是与原形制根本不沾边了。其他瑕疵就只有拿着老楼图纸对着找了。不过能够恢復北京中轴线最南端的标志性建筑已属不易，非常的令人欣慰了。现在就寄希望於将来恢復瓮城和箭楼时，一并将新城楼的“败笔“改正过来，还一个“原汁原味”的永定门留给子孙後代。
清乾隆十五年(1750)《京城全图》上的永定门图
1870s,永定门东南面(瓮城外)。
1900,永定门东南面瓮城外,护城河,石桥和进出城的道路。
1900-1901,永定门西南面 [八国联军士兵相册]。
1900,永定门西城墙豁口临时铁道(城墙内侧,八国联军扒开城墙,把铁轨铺进城裏,在天坛西墙外设“北京站”) 。
1900,永定门西城墙豁口临时铁道(城墙外侧,八国联军扒开城墙,把铁轨铺进城裏,护城河上架起临时铁路桥)。
1900,永定门西城墙豁口临时铁道(城墙外侧,八国联军扒开城墙,把铁轨铺进城裏,护城河上架起临时铁路桥墩)。
1900,永定门西城墙豁口临时铁道(城墙外侧,八国联军扒开城墙,把铁轨铺进城裏,护城河上架起临时铁路桥墩)。
1900,永定门西城墙豁口临时铁道(城墙外侧,八国联军扒开城墙,把铁轨铺进城裏,护城河上架起临时铁路桥墩)。
1900,天坛外的“北京站”。南向,可见左侧的天坛坛墙，远处为永定门城楼。这是搭上火车逃难的民众。
1900-1901,永定门迤东外城南垣及护城河。马上在这裏就要扒开豁口修铁道,以後火车就将从这裏进入北京城。
1900s,外城南垣外,护城河中戏水,永定门外瓮城东侧。
1900s，永定门内大街。在天桥附近某高处向正南拍摄，大街两侧分别可见天坛和先农坛的坛墙 。
1901,永定门东南面(瓮城外) [(日)小川一真]。
1901,永定门东南面瓮城外,护城河,石桥和进出城的道路。
1901,1901,永定门西南面瓮城外(明信片)。
1902,永定门东南面瓮城外,护城河,石桥,庚子事变後正在修復城楼和箭楼。
1902,永定门东南面瓮城外,护城河,石桥和进出城的道路,庚子事变後修復 [(德)穆默 Alfons Mumm von Schwarzenstein]。
1902,永定门箭楼南面,瓮城外桥头 [(德)穆默 Alfons Mumm von Schwarzenstein]。
1902,永定门西面全貌和护城河(明信片)。
1902-1-8，永定门内。天坛与先农坛之间大街和开阔地，引导两宫回銮的清军队伍穿过美军把守地段(当地军民跪迎圣驾)。原注释：South Gate of Native City, through which the allies entered; held by Americans. [乔治·莫理循 George Ernest Morrison]。
1902-1905，永定门西南面瓮城外护城河。
1902-1905，永定门西南面瓮城外护城河、石桥全景图。
1907,永定门城楼南面(瓮城内)。
1907,永定门东南面瓮城外,护城河,石桥和进出城的道路。
1909,永定门西侧护城河南岸。
1909,永定门外。摄影者应是站在铁道路基(铁路桥)上或在列车车厢内向北拍摄。
1910年前後,永定门外（与上一幅为同一场景）。
1910年前後,永定门瓮城外西面城根的有轨电车站，通往马家堡火车站的。
1910s,永定门箭楼东南面(瓮城外),护城河桥,以及通往南苑的街道。
1910年前後,永定门瓮城箭楼和护城河桥。
1915,永定门瓮城外西面城根 (晒粪干) Heap of excrement beside a city wall and a man with a wheelbarrow in the foreground [(美)弗兰克·尼古拉斯·迈耶 Meyer, Frank Nicholas 1915-04-30]。
1915,永定门东南面(瓮城外)。
1915,永定门箭楼南面。
1916,永定门箭楼南面。
1920年前後,永定门大街 [(英)唐纳德·曼尼 Donald Mennie]。
1920年前後,永定门东南面(瓮城外) [(英)唐纳德·曼尼 Donald Mennie]。
1920年前後,永定门箭楼东南面。瓮城外，护城河南沿 [(英)唐纳德·曼尼 Donald Mennie]。
1921,永定门城楼南面 [(瑞典)奥斯伍尔德·喜仁龙 Osvald Siren]。
1921,永定门护城河桥及对面街市 [(瑞典)奥斯伍尔德·喜仁龙 Osvald Siren]。
1921,永定门及瓮城南面全貌(由护城河南岸向北迎箭楼拍摄)。原注释：Yung Ting Men, Front View Of The Two Towers & The Barbican. [(瑞典)奥斯伍尔德·喜仁龙 Osvald Siren]。
1921,永定门箭楼北面(瓮城内)，通过箭楼门洞可见护城河桥对面的二层建筑 [(瑞典)奥斯伍尔德·喜仁龙 Osvald Siren]。
1921,永定门西面(瓮城外护城河) [(瑞典)奥斯伍尔德·喜仁龙 Osvald Siren]。
1930s初，燕墩。选自《旧京文物略》。
1930s,永定门城楼西南面。
1933,永定门城楼东面(城墙上) [(德)赫达·莫里循 Morrison Hedda]。
1933,永定门城楼西面 [(德)赫达·莫里循 Morrison Hedda]。
1933,永定门外迤东护城河。原注释：Yong ding men and city moat. [(德)赫达·莫里循 Morrison Hedda]。
1933,永定门瓮城外(西南面)。原注释：Yong ding men, city wall, and moat. [(德)赫达·莫里循 Morrison Hedda]。
1946,永定门东面护城河,在冰封的河面上溜冰。原注释：People cutting ice from a moat next to the city walls. [(德)赫达·莫里循 Morrison Hedda]。
1946,永定门东南面全貌(瓮城外)及护城河。
1946,永定门瓮城外西面城根 [(德)赫达·莫里循 Morrison Hedda]。
1946,永定门西南面全貌 [(德)赫达·莫里循 Morrison Hedda]。
1947,永定门瓮城外西面城根下的养鸭场。抗战光復後，瓮城及城楼刚被整修一新。原注释：Duck Raising (Peiping Duck). [亨利·卡蒂埃·布列松 Henri Cartier Bresson]。
1948年冬,永定门箭楼南面,瓮城外桥头,守城国军固守以待,门洞外堆满沙包,出城的十轮大卡估计是到南苑机场送货物。这时永定门刚被修缮过，城楼、箭楼是簇新的。这幅照片应该也是出自布列松之手。
1953,永定门西面。拆除瓮城後，城楼两侧已扒了豁口。
1954,永定门东南面，没了瓮城的两个单体城门楼。
1955,永定门箭楼南面。
1955年前後,永定门内大街,由城楼一层向北拍摄。
1956,永定门城楼南面。
1960s初,永定门外大街(沙子口)。
1972,永定门外。没了永定门的永定门外大街。永外铁路桥上向北拍摄,路上唯一名车-上海581三轮摩托卡。
2003,刚“出土”的永定门石匾。
2004,復建後不是绿琉璃瓦剪边的永定门城楼南面。显得黯淡，没有了琉璃瓦的辉煌气派。
2004,永定门城楼復建後南面，门洞外侧(三伏三券式券洞门)，券洞上面城台正中镶新仿刻的门额石匾。
2004,永定门城楼復建时新仿刻的门额石匾（仿刻参照的是否明代原匾存疑，疑似民国物件），“門”字右竖带钩。
2004,復建後的永定门城楼北面。没了登城马道，多了两个小拱门，小拱门内应是登城暗梯。永定门历史上似无此形制！
2004,復建後不是绿琉璃瓦剪边的永定门城楼西面。极富装饰性和突出建筑物轮廓的脊、脊吻、脊兽不是耀眼的绿琉璃件，则整个城楼都显得黯然失色。
2008，燕墩。
2008，燕墩。
2010,復建後的永定门城楼北面东侧路。
参考：现藏首都博物馆的民国永定门木匾。
参考：现藏首都博物馆的据说是明朝“原装”的永定门石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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