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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天津《今晚报》2014-05-15）
圣贤的空谈
“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句哄人的鬼话我是不大相信的。
我读《论语》，有时候读得很慢，某些话够我琢磨半天。那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横看竖看都是极品哲言，谁也挑不出毛病来。然而许多强人狠人遵循的潜规则却是“己所不欲，专施于人”，令人傻眼。要知道，反《论语》派高手中不乏损人利己、害人益己的顶尖货色——帝王将相。究其原因，圣人的谆谆教诲易让鹦鹉学舌，难使虎狼归心。
《论语·颜渊篇》中有一处师徒对话：“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自古以来，这句名言得到过不少喝采声，然而它只不过是儒家圣贤的空谈，经不起反复推敲。
这似乎是一盘弃子棋，先弃兵，再弃车，力求保帅，在孔子的心目中，“信”就是帅。可有趣的是，在《论语·子路篇》中，子贡问如何才算“士”，孔子将“言必信，行必果”放在相当次要的位置，“硁硁然，小人哉”（坚确得像石头般，那是小人呀）的评价，仅比“斗筲之人”（器量狭小的人）高出一筹。在古代，士农工商谓之四民，“士”排在第一位。既然信言果行不算特别重要，何以在这儿却比军备和粮储更重要？在逻辑上不通啊！当然，你可以说前一个“信”是信仰、信任之义，后一个“信”是诚信之义，二者不可混为一谈，但后者是前者的基石，不重诚信的人重信仰，可能吗？《孟子·离娄下》则似乎走得更远，“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认为，只要“大人”顾全了“义”，连信言果行都不必执著，大可以忽悠百姓。由此可见，“信”的重要性肯定低于仁义忠孝，是确凿无疑的了。既然如此，政府去兵、去食之后，仁义忠孝还能否保得住？百姓对政府的信任还能否一如既往？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西周时期，徐偃王极力推行仁义，连周穆王都怯他三分，共有三十六个小诸侯臣服于他，但徐偃王的“去兵”之举带来的却是覆国之祸。临死前，他悲叹道：“吾赖于文德，而不明武务，以至于此！”去兵不行，去食如何？去食的悲剧不比去兵小。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记载，由于大饥饿，“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何故“减少”，因为饥荒。“减少”一词用得相当考究，但数字太大，仍然怵目惊心。一旦丧失和平，遭遇饥馑，嗷嗷之民，朝不保夕，生不如死，如何有信？如何能立？
圣贤坐而论道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现实则相当冷酷和残酷。在历史上，人类文明多次遭遇浩劫，但只要保全了大众的生命，重建工作再怎么艰难，总还有希望，还有可能。政府去兵、去食之后，孔子若依然指望老百姓众志成城，把“信”看得比生命更重，就不太靠谱了。乱世只有诡诈，荒年唯有凄凉。圣人脱离现实，闭门论道，振振有词，空谈何益？人类以平安为福基，去掉军备则平安不保。“民以食为天”，去掉粮储则天穹坍塌。
我们再回头梳理一遍。子贡提出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个貌似纠结的伪问题。兵、食、信三足鼎立，并存不悖，互为前提，不仅彼此毫无扞格，毫无冲突，而且互为表里，互相促成，瘸一足则不稳，断二足则必倾。唯有战争和灾难时期可能需要三者去其一，二者再去其一。别处我不知道，在中国，倘若政府去兵、去食，后果将不堪设想。子贡的伪问题直接导出孔子的“标准答案”，这个“标准答案”当然也是个伪答案。
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孔圣人教导我们要如何如何，比如“无友不如己者”，你如果轻信了，全信了，就会无所适从。我们提高认识能力和判断能力的唯一办法就是不断质疑，反复求证，避免背书，尤其不可死搬古人的那些伪答案来压制今人的独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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