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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俄罗斯已经有三年时间了，但让人遗憾的是还未曾到访过这个国家的首都。今年寒假回国的时候曾经路过莫斯科转机，但那一次只是在机场停留了6个小时，连谢列梅捷耶沃机场的大门都未曾跨出。 2014年4月刚过，杨瑞龙便邀请本人与他在今年的胜利节共同游览莫斯科。自从2012年底考察圣彼得堡地铁时我们认识以来，我们共同去了圣彼得堡的很多地方：基洛夫工厂、斯莫尔尼宫、列宁广场、里姆斯基-柯萨科夫剧院。对他的提议本人欣然答应，毕竟在国外旅行还是有人互相照应的好。对他来说莫斯科可并不陌生，他以前去过很多次。于是在我们走之前一个星期，杨瑞龙便在网上订好了车票和旅店，我们定于5月8日晚上出发。 5月8日18:30，离火车开车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我和杨瑞龙在圣彼得堡的莫斯科火车站会面了。这一天是胜利节前我们最后一天上课，我们都是上完课后回住处收拾了东西赶来的。我们在候车大厅等了二十分钟，走上站台检票上了列车。 我们所乘坐的这趟列车是从圣彼得堡直达莫斯科的高速铁路列车，它从圣彼得堡到莫斯科全程只需4个小时，最高时速可达210公里。全俄罗斯目前仅在圣彼得堡-莫斯科与莫斯科-下诺夫哥罗德之间有这种列车运行。虽说比中国的高铁速度稍慢一些，但在俄罗斯这已经是列车速度的极限了。我和杨瑞龙检过票后上了车，这趟车里的乘客还是相当多的，整个车厢里座无虚席，相比之下我们返回圣彼得堡的那趟车里却没有几个人。 就在国家内所处的地位而言，莫斯科相当于我国的北京，圣彼得堡相当于我国的上海。如果在国内从北京乘火车去上海，沿途可以看到不少大城市，中小城市更是多得很。可是我们这一路整整4个小时却未曾见到中途有一座大城市，唯一一座可以称之为“城市”的特维尔市只有44万人。大部分为我们所见的风景仍是森林，耕地见到的都很少。 列车驶进莫斯科的列宁格勒车站时，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半了。我们下了车没有走多远，便到了我们入住的列宁格勒宾馆。这座宾馆还是建于斯大林时期，楼顶有高耸的尖塔和硕大的红五星，整栋建筑有三十多层，显得蔚为壮观。这座宾馆处于列宁格勒火车站、喀山火车站、雅罗斯拉夫火车站和共青团地铁站附近，交通相当便利。第二天在莫斯科是一整天的暴走，需要提前养好精神，于是我进了房间洗漱之后便早早地入睡了。 5月9日，还没有到早晨6点，我和杨瑞龙便都已经起床了。杨瑞龙对于这一天有个极其冒险与激进的计划：他想在阅兵之前赶到红场附近，阅兵式开始之后拍照片。而本人则没有认同这种做法，因为首先阅兵时红场周围的地铁站和几条交通主干道是封闭的，想进去确实有些困难；其次，普京总统和梅德韦杰夫总理又没有邀请我们进主席台入座，而挤在人群中看视角不佳，还不如在电视上看直播；第三，本人此前看过俄罗斯好几次阅兵式，都是大同小异，相差不大。随后我在地图上标出了这一天我想去的地方：救世主大教堂、阿尔巴特大街、中国城。既然意见没有达成一致，那我们便决定分头行动。不过我们总先要一起去办的是购买莫斯科市的公交卡，因为在莫斯科乘坐地铁实在是太贵了，一次要40卢布，而如果购买了能乘坐11次地铁的公交卡，那就只要二百多卢布。习惯了圣彼得堡简明易懂的五条地铁线，再看起莫斯科的地铁图来，那真让人感到头晕目眩：十一条地铁线盘根错节地交杂在一起，完全理不出什么头绪。好在这一天上午我要去的地方都在红线（1号线）附近，还尚未涉及转线的问题。在上车前，杨瑞龙建议我先到麻雀山那一站附近去看看。他告诉我那一站建在横跨莫斯科河的一座大桥下面，从那里可以远眺莫斯科大学主楼，风光相当秀丽的。  莫斯科的麻雀山地铁站 我便依了杨瑞龙的建议，坐到麻雀山那一站下了车。一到站，我对这一站的结构大吃了一惊。因为我以前所见到的地铁站，或者是建在地下，或者是建在地面上，像这样跨河而建的还是第一回遇到过。我走出了地铁站，方才看清楚它的庐山真面目：原来它的上面是一座横跨莫斯科河的公路大桥，由于麻雀山地势比较高，地铁在穿过莫斯科河之后便又进入了地下。这个设计省却了开凿过河隧道所需的巨额资金，实在是妙。 这座地铁站是以国立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大学（通常简称“莫大”）所在的麻雀山命名的。说起这个名字来可能大多数读者会感到陌生，但如果提起一首苏联歌曲《列宁山》来，大家就会比较熟悉了。“亲爱的朋友，我们都爱列宁山……”，这歌声朗朗上口，电视纪录片《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一开头便引用了这首曲子。其实这两个名字所指的都是同一座山，是它在不同时期所用的名字。我站在麻雀山的河对岸，可以望见山上建的莫斯科大学主楼的塔楼和尖顶，早晨的阳光照在尖顶的红星上，显得闪闪发光。观赏着这如画如诗般的莫斯科河两岸的风光，不由地想起了穆索尔斯基的歌剧《霍万斯基之乱》序曲《莫斯科河上的黎明》，这首曲子旋律相当优美，但其中又透着一种忧伤。是啊，我脚下的这片土地和生活在它上面的人民曾经历过多少磨难，但每一次磨难只会让它更加美丽、更加辉煌。 据说从麻雀山上俯瞰莫斯科的风光是很优美的，但接下来本人时间紧，就不去登山了。我接下来前往此行的下一站——救世主大教堂。它所处的位置在“克鲁泡特金”地铁站附近，我乘地铁到了那一站，刚走到地面便看见了它庞大的金顶。  救世主大教堂 这座教堂以其传奇曲折的历史而引人注目。十九世纪初，为了纪念1812年卫国战争中与法国侵略军作战的牺牲者，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下令在莫斯科建造一座雄伟的大教堂。沙皇政府公开征选设计图多年，最后由维多贝鲁克得标，于1824年开始建造。不料建造过程中却错误百出，这位建筑师也被流放西伯利亚。之后，地质学家称当地地质不适合盖高楼，建造教堂的计划耽搁了半个世纪，终于在19世纪末由建筑师康斯坦丁·唐设计建造完成。这位建筑师并没有在建筑外观上大做文章，而是将重点转向室内壁画及装潢的雕琢上，不但营造出壮阔的空间感，而且以庄严的壁画展示出对拿破仑作战的胜利。不幸的是，1931年这座教堂被夷为平地。苏联政府原计划在这里修建一座高层建筑“苏维埃宫”，但由于地基渗水而未能成功。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这里被改建成大型露天游泳池。1995年莫斯科市耗资3.6亿卢布重新建造救世主大教堂，总共花了两年时间，这座占地1100平方米、高103米，覆有黄金大圆顶的教堂终于完成。至于教堂内部的壁画，为了能重现十九世纪的光辉，足足又花了三年才完成。 我围着救世主大教堂绕了整整一圈，真正地感受到了它规模的宏大。教堂四面均有华美的浮雕作为装饰，这些浮雕有些是源自于圣经中的人物和故事，而有些则是对俄罗斯历史的真实刻画。其中有一幅大型的浮雕展现的是基辅罗斯的弗拉基米尔大公接受基督教的情景，另一幅展现的是“古罗斯最伟大的圣徒”圣谢尔盖·拉多涅日斯基在给即将出征的德米特里·顿斯科伊大公行祝福。两幅浮雕上的人物都是十几个之多，每个举止与神态都刻画得栩栩如生，实在是堪称经典。教堂的五个大洋葱顶和它们上面的八端十字架上被太阳光照耀得闪闪发亮、金碧辉煌。在这一刻真有一种“天上的奥秘与地上的奥秘相联结”的体验，教堂建筑能带给人的魅力，莫过于此。这座教堂目前是莫斯科及全俄罗斯大牧首基里尔座下举行圣礼的教堂，但今天大牧首座下是要出席阅兵式庆典的。我只欣赏了教堂的外观，接下来便去了救世主大教堂南侧横跨莫斯科河的三圣桥上，那是个适合观景的好地方。  三圣桥上眺望克里姆林宫 三圣桥是一座步行桥，它建得距离莫斯科河的河面相当高。也正因为如此，这里便成了一处绝佳的观景地。从这里向东望去，可以看得到克里姆林宫深红色的砖墙，还可以看见里面的俄罗斯总统府、圣母升天大教堂、伊凡大钟楼和克里姆林宫大宫殿。由于即将迎来胜利节的红场阅兵，红场周围的道路都被封闭了，街道两侧插着俄罗斯国旗和军旗，上面空无一人。而从这座桥向西望去是彼得大帝的巨型塑像，这座雕像座落在莫斯科河上：彼得大帝站在一艘船上，手里高举着一份蓝图。他正望着西方——俄罗斯准备打开“通往欧洲的窗户”的方向。年幼时的彼得大帝就经常乘船在莫斯科河上航行，由此引发了他对于海军的浓厚兴趣，因此他着力要为俄罗斯打通出海口，建立了俄国历史上第一支近代海军。 接下来我向阿尔巴特大街走去，正当我走到救世主大教堂的北侧时，我在这里遇上了一队正赶去参加胜利节阅兵式的俄罗斯军人。前面有军乐队敲敲打打地开道，后面还跟着几辆军车。写到这里顺便回答一下以前有人曾经问过笔者的一个问题：为何俄罗斯的阅兵式队列给人感觉并不整齐？这是因为苏联和俄罗斯的阅兵式并不追求队列的绝对整齐，而是追求队伍行进中表现出的排山倒海、勇往直前的气势，这点与我国的阅兵存在很大不同。这一队官兵个个身着检阅专用的礼服，他们的大檐帽大得有些夸张，给人的感觉尤为深刻。今天虽没有到现场看到阅兵，但是能在这里路遇接受检阅的队伍，也算是相当有幸了。 步行没多久，便到了莫斯科的一条历史文化名街——阿尔巴特大街。“阿尔巴特”这个词据说是蒙古语“郊区”的意思（待考），因为这一带在十五世纪的时候还是人口密度较低的莫斯科郊区。当时住在这里的居民大部分都是在克里姆林宫内工作的工匠、技师、随从侍卫及他们的家属。十七和十八世纪有一些贵族搬进了这个区域，他们建造了许多拥有大庭院的房舍。但后来随着彼得大帝迁都圣彼得堡，曾在此居住的贵族相继迁出。他们曾居住过的房舍逐渐颓废，庭院杂草丛生，巷道也日渐晦暗，然而这种氛围却吸引了十九世纪的艺术家、知识分子前来定居，形成了文艺风气浓厚的地带。俄罗斯著名诗人普希金，小说家列夫·托尔斯泰、果戈里，剧作家兼演员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等人都曾在这里居住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莫斯科市将阿尔巴特大街规划成步行区，并积极修复道路两旁的老建筑。许多咖啡馆及餐厅进驻此地，呈现出多彩而复古的样貌；当年知识分子所居住的公寓也被改建成纪念馆开放给游人参观。 我到阿尔巴特大街的时候，这里的商店才刚刚开门现在这条大街用方石铺路，再现了十九世纪时这条街道的景象。路两侧的店铺多为出售各种旅游纪念品的，而道路中央则是一些卖饮料和食品的小店，还有几家旧书摊。这里的旧书摊引发了本人浓厚的兴趣，因为相比书店里的新书来说，旧书的价格算是相当便宜的了。而且这里的书种类繁多，关于历史学的尤其不少。我在这里仔细看了看，淘到了一本1846年出版、1991年翻印的《小俄罗斯（乌克兰）历史》，它是格奥尔基·康尼斯基所著；此外，还淘到了一本拉季舍夫著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游记》，这在俄国社会思想史上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由于作者在书中描写了农奴制下俄国农村的黑暗和愚昧，迫使当时的俄国知识分子开始思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而作者也因此书被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下令流放西伯利亚。仅仅花了三百卢布便淘到两本好书，此行果不虚也。  阿尔巴特大街上普希金和他妻子的塑像 沿着阿尔巴特大街走了没多久，便看到了俄罗斯著名的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与他的妻子娜塔莉娅·贡恰洛娃的塑像。塑像后面是普希金在1831年与妻子结婚时的新房，但他们只在这里住了三个月就搬到圣彼得堡去了。庭院里树木参天，显得相当幽静，是一个适合进行创作的好地方。 走到这里的时候觉得有些累了，我便在街旁的长椅上坐下歇歇脚。这时杨瑞龙给我打来电话了，我知道他在红场附近也看完阅兵了，我们约定先回列宁格勒宾馆，然后商量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不多时，我和杨瑞龙、张兴艺便在列宁格勒宾馆相会了。前几天张兴艺和她的朋友造访圣彼得堡时，我和杨瑞龙曾经接待过她们，没想到这么快我们又在莫斯科会面了。这时已经是中午时分，我们三人在一起共用午餐。在用餐时我们开始商量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杨瑞龙主张去胜利公园，而本人则想参观莫斯科的“中国城”。虽然我们都对俄罗斯国家与民族的历史很感兴趣，可毕竟在感兴趣的阶段上还是有所差异的：他更为感兴趣的是二十世纪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而本人则是中世纪的罗斯。 虽说我们下一步要去的地方不一样，可他也对“中国城”这一名字相当感兴趣，便问我：“莫斯科的‘中国城’究竟名字是怎么来的，与中国有关系吗？” “有的”，我回答道，“莫斯科的‘中国城’名字是由伊凡雷帝的母亲叶莲娜·格林斯卡娅所命的，而她具有蒙古族血统，是金帐汗国权臣马麦的后裔。她为了表示对祖居之地的怀念，便将她摄政时所建造的这段城墙命名为‘中国城’。” “哦？”杨瑞龙相当有兴趣。 “俄语中的Китай这个词其实一开始并非指的是中国的汉族政权，而是指的是契丹及其建立的辽王朝。因为俄罗斯建立国家相对较晚，当俄罗斯第一次同中国有接触的时候，中国的北方正处于契丹族建立的辽王朝的统治下。之后Китай这个词所指的范围才逐渐扩大到了中国的南方地区。” 共进完午餐后，我们仍是分头行动。前往“中国城”地铁站涉及到转线，我被三线交点的一个中转站完全搞得晕头转向，在其中转了很久才转到要坐的地铁列车上。  中国城的城墙 到了“中国城”地铁站，我刚走到地面上就望见了它深红色的城墙。由于城市改造和火灾等原因，中国城的城墙和塔楼而今大部分都已拆除，但所看到的从中国城巷到剧院广场这一带所保存的这段城墙还是较为完整的。这段城墙约有11-12米高，上面每隔5-7米就有一个火炮的发射孔，城墙的顶端带有雉堞。中国城的城墙初为土墙，于1534年6月竣工。伊凡雷帝的母亲、摄政皇太后叶莲娜嫌它不够坚固，又特聘意大利建筑师彼得罗克·马雷设计，于次年五月重新用红砖和石块修建起有多座塔楼的中国城城墙，由都主教丹尼尔为其奠基。 身为一个中国人，站在这座以中国命名的城墙前，别有一种独特的亲切感。我还特地请一个路人帮我拍了一张“中国人在中国城前”的照片。亲手触摸着这段见证中俄友谊历史的城墙，不由地感慨良久。中俄两国人民友谊确实是源远流长，作为两个相邻的大国，彼此之间从未爆发过大规模战争，这在世界历史上的确是不多见的。而现在，这片土地上我更为深刻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对于我来说，俄罗斯早已不止是书本上的文字，也不再仅仅是世界地图上一块硕大的版图。一提到它，我首先想到的是闪闪发光的八端十字架、卫国战争烈士墓前的长明火、广阔无边的森林与草原，还有安尼娅善良、真诚而又甜美的微笑，塔吉扬娜做好后放在我手里的美味的薄饼，复活节时“基督复活了”的祝福……在这里留下了我太多美好的回忆。 参观完“中国城”之后，我沿着瓦尔瓦拉大街向红场的方向走去。瓦尔瓦拉大街的名字来自于圣瓦尔瓦拉教堂，它目前是莫斯科中央城区保存最为完好的一条老街，从克里姆林宫外侧东南边一直延伸到莫斯科河，呈现十七世纪的风貌。瓦尔瓦拉大街在那时是商人聚集的上城区，有许多外地来经商的商人出资兴建的教堂。首先引起我注目的是这条街上的圣格奥尔基教堂，它的顶部由一个金色的洋葱顶加四个蓝色金星点缀的洋葱顶所组成，看上去有些像童话故事中的梦幻建筑。它是1657-1658年由来自普斯科夫的商人出资建造的，由于普斯科夫的建筑一向以精致著称，因此这栋小巧的砖造建筑显得比较显眼。  罗曼诺夫公爵宫 往前行了没多久，我看到了罗曼诺夫公爵宫。这座建筑在瓦尔瓦拉大街上显得并不太起眼，许多游客可能注意不到它。修建这座住宅时，尼基塔·罗曼诺夫公爵刚刚成为沙皇伊凡四世的姻亲，他于16世纪后期建造了这座住宅。就罗曼诺夫家族当时的财富及势力而言，这栋建筑是非常简朴的。1598年沙皇费多尔一世病亡，留里克王朝绝嗣，在接下来十五年的“动乱时代”里罗曼诺夫家族先后扳倒戈东诺夫家族和舒伊斯基家族两座大山。1613年，尼基塔公爵的孙子米哈伊尔·罗曼诺夫登基成为沙皇，从此开创了统治俄罗斯三百余年的罗曼诺夫王朝（1613-1917年）。罗曼诺夫家族的成员也在同年从这里搬进了克里姆林宫居住，很好地展示了“闷声发大财”的人生经验。这栋建筑的一楼和二楼是十六世纪保存下来的石造楼层，而上面的木造楼层则是后来加盖的。旧楼层非常低矮，几乎要躬身才能在室内行走，加上窗户是由半透明的矿石做成的，使得室内光线非常昏暗。然而正因为它的狭窄格局及昏暗的灯光，让室内的装饰显得特别华丽繁复。而楼上增建的木造楼层则有着开放的空间，没有任何压迫感。 离开罗曼诺夫公爵宫，往前行不久可见到一栋两层的建筑。这里是英国办事处旧址，说起它来也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十六世纪时，有一位英国商人理查德·詹瑟罗尔来到莫斯科，建立了俄国与英国的贸易往来。当时在位的沙皇伊凡四世不但没有惩罚这位冒失的闯入者，反而下令建造了这个办事处供英国商人居住、储藏商品及洽谈贸易。与其时的中国明王朝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的做法相比，沙皇伊凡四世在这一点上显得开放很多。1994年，这栋建筑开辟为博物馆，而第一位参观者就是英国女王伊莉莎白二世。 再往前行走不远，笔者终于有幸见到了俄罗斯的心脏——红场和克里姆林宫。上午这里刚刚举行完阅兵式，主席台、观众席以及红场周围的临时铁栅栏都还在，进入还要经过检查，我就没有进去，而是在红场外绕了半圈。“红”这个词在古俄语中还有着“美丽”的意思，红场也就是“美丽广场”之意。它长约500米，宽约150米。早在十五世纪前期，这块位于克里姆林宫墙外的广场就已经发展成热闹的集市，一排排木造房舍摊位设在广场上，贩卖来自各地的商品。各个大公国通往莫斯科公国的道路最后都会汇集到红场来，一旁的救世主塔楼成为当时进出克里姆林宫的主要通道。每逢敌人进攻时，集市上的小贩就放火烧掉木屋逃进克里姆林宫内避难。1493年，克里姆林宫遭遇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火灾，于是当时的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下令方圆240米内禁止兴建建筑。 到了十六世纪，红场周边已发展成一个完整的城镇，所有宏大的庆典及仪式都会在红场上举行。每逢东正教的大节日，克里姆林宫内的都主教就从主教宫殿走出，穿过救世主塔门，到红场南边的圣瓦西里教堂举行圣礼。此时，莫斯科市民全部聚集在红场上接受主教的赐福，这种仪式逐渐形成传统。1658年，“红场”正式成为广场的名字。 而自从1918年苏俄将首都迁回莫斯科之后，红场的政治意味便加强了。苏联时期每逢5月1日国际劳动节、5月9日胜利节、11月7日十月革命节时，红场上都会举行盛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现在的俄罗斯联邦也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苏联的这一传统，不过由于国力所限比不上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辉煌了。  圣瓦西里教堂 由于本人是在红场南侧绕行，所以得以细细观赏了圣瓦西里教堂。这座教堂是俄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建筑杰作。它在结构上以四方形交叠构成平面基础，在这基础上建起大大小小的塔并冠上洋葱形圆顶，装饰技法不但采用俄罗斯传统的“重复元素”技巧，而且还融合了拜占庭宗教建筑的要素，从任何角度看上去都是独特的风景，令人叹为观止。这座教堂的历史是与俄国历史上第一位沙皇伊凡雷帝密不可分的。十六世纪中叶，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四处征战，统一了罗斯诸公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帝国之后，伊凡四世开始自称沙皇。征服喀山汗国是他霸业实现的关键，出征前他曾许下愿望：若战争胜利，将兴建一座最壮观华丽的教堂。果然他的愿望在1552年实现，俄国征服了喀山汗国，将国界推进到乌拉尔山。三年后，伊凡四世开始兴建圣瓦西里教堂，修建工程于1561年完工。 如果说在圣彼得堡更多地感受到的是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沙皇俄国的风貌的话，那么在莫斯科我经历了一整天的游历，更多地感受到的是伊凡雷帝时期的俄罗斯和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经过这一天的奔走，我已经相当疲倦，回到宾馆里整理过笔记后，早早地上床入睡了。在下一期《留俄手记》里，笔者将会带领大家参观莫斯科的特列季亚科夫画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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