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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故宫书画藏品印章的人
——记故宫博物院修复专家刘玉先生
北京故宫的建筑、藏品，样样都是国宝。而保护、研究这些国宝的又是什么人呢？
20世纪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四十个寒暑里，一个人从健壮的小伙子变成了鬓发斑白的花甲老人，将自己毕生的聪明才智，心血汗水都奉献给了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修复事业，这个人就是已退休的原故宫修复厂(现文保科技部)专业修复人员刘玉先生。
刘玉复制过故宫书画藏品上的印章五千多方；复制过《皇帝之宝》整体一件，给已故的陈毅元帅、叶飞将军等人治印；为故宫建院60周年刻纪念章；研究调制库存百年以上的硬块印泥复原使用；参与复制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彩绘帛画等许多文物。
师从“北金”
1960年故宫修复厂成立了摹画室。负责书法篆刻的金禹民先生是三四十年代就享誉印坛的名家。但由于金先生身体不好，经过考评，院长吴仲超和古文字专家罗福颐选中了刘玉当接班人。之后，刘玉正式拜金禹民先生为师，学习书法篆刻，为故宫书画藏品复制印章。
拜师之前，刘玉在修复厂的木工室干活。工作中，他不仅见到了金丝楠木、黄杨木等珍奇木料，还跟各有绝活的师傅们学到不少手艺，并参与了不少器件的修复工作。
金先生是印坛“南陈北金”之“金”，他的各种书体“俱称拔萃，尤以小篆著称”(启功先生语)，又擅长制砚、制纽、刻碑、刻竹等技艺。有高水平、多才多艺的名师引路，又有故宫这得天独厚的环境培育，刘玉又开始了以复制印章为主的文物复制工作。当时，故宫修复厂有8个工作室，10多类专业人员。各类专业人员多少不同，惟有摹画室专门复制印章的就金先生1人，后来的30多年也只有刘玉1人。
学艺在故宫
刘玉为了更好地学习书法篆刻艺术，他把有限的业余时间也用来临帖、习字、刻章、读书，买书常用午休时间。当时的书法篆刻用书出版得很少，他还是费尽周折置备了《康熙字典》、《六书分类》、《古籀汇编》等工具书。多年来，刘玉研读、临摹的碑拓不知有多少，仅《石鼓文》就习临了上百遍。因买不到印集，他从图书馆借了邓石如的部分印集、吴昌硕的《缶庐印存》，把书上的印样一方一方勾摹好后，装订成册，学习使用，至今保存。
身处故宫，刘玉可以时常去绘画馆观摩历代大师的杰作；复制时，故宫藏品，国宝级的书画藏品就在他们摹画室中做样品(有极严格的保管措施)。几十年，除了复制，他自身在书法篆刻这门专业上也成绩斐然，他的书法以篆书、隶书见长；他的篆刻则“博采众长”、富于变化。
复制印章和盖印章
一幅古书画上的印章，少的十几方，多的几十方、甚至上百方。从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摹画室复制了上百幅古书画藏品:如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王珣的《伯远帖》；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唐代阎立本的《步辇图》、韩滉的《五牛图》；五代顾闵中《韩熙载夜宴图》、杨凝式的《夏热帖》；宋徽宗赵佶的《听琴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元代赵孟頫\的《人骑图》，明代文徵明《湘君湘夫人图》、唐寅的《王蜀宫伎图》，清石涛的《菊石图》等等。这些藏品印章都是刘玉一人复制的。
印章形状，常见的是正方形、长方形、圆形、椭圆形。随形的也不少:三角形、葫芦形，各种肖形印等。印章尺寸大的16.7厘米见方，如《皇帝之宝》；小的不足1厘米见方，如一粒黄豆大的“华喦”印。印章颜色，一般看上去都是红色(极少有黑色)，但细分红色的深浅，偏黄、偏黑、偏紫等，每方章不一样，有的在一方章上颜色深浅也不尽相同。复制印章时，一律以原尺寸，原颜色为准。没有现成的材料，全需要复制印章的人自己备料(木质、石质)，更没有拿来就能用的印泥颜色，必须自己调配。刘玉经过多年的反复研究试验，终于将故宫中存藏百年以上像石头块儿似的印泥，复原调制成可用的印泥。
古书画藏品由于年代久远，隋唐至今已1000多年，乾隆时代至今也200多年。许多藏品经兵火战乱，能保存至今的实属不易。一些书画藏品本身已残旧，上面的印章字体模糊不清，颜色斑驳脱落，有的印章连方形、圆形都难以分辨。复制这样的印章，刘玉就从别的作品上找出同一人用章情况做比较，判断出需要复制印章的形状、印文。复原后，刻好章，盖好印，再按原藏品印章残缺情况，仔细加工处理，使其符合原印章。
一幅古书画的复制，需要数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以原作品为准，不能有丝毫差错。验收标准是“复制品”与藏品原件要“形神俱似”、“可以乱真”。验收的人都是故宫里学识渊博的老专家、老前辈，如徐邦达、刘九庵等人。治印难题多多，盖印更要小心翼翼。盖印之前，刘玉都是将临摹用纸找来，在上面反复试盖，与原印章多次对照，直到颜色与原藏品印章完全相同了，手劲的虚实轻重试好了，才能正式盖印。盖印是个非常耗精费神的活。盖印时，精神必须高度集中，心无一丝杂念、目不旁视。每一方章盖下去，必须准确无误，与书画藏品上的印章绝对相同。稍有不慎，摹画工序人员的心血就全白费了。如老专家冯仲莲女士临摹一幅《清明上河图》，前后用了十几年的时间。
刘玉几十年练就了高超的盖印技能，从未出过差错。
乾隆的印多
故宫书画藏品上的印章，不少出于历代篆刻名家之手。手法高超，风格迥异，都有极高的艺术水平。复制时，必须一一领会每方章的用笔用意，不能改变原有风格。多年来，刘玉一直不断学习、探索，才能很好完成工作。
几十年来，摹画室复制过的书画藏品有数百件。藏品上钤印最多的皇帝应是清代的乾隆皇帝。他喜爱书画，在书画藏品上盖上他的宝玺，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他的占有欲，客观上也提高了藏品的品位。这类印章刘玉复制过的有几十方。如《乾隆御览之宝》、《乾隆御笔》、《乾隆鉴赏》等。乾隆皇帝70岁以后又有《古稀天子》、《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之宝》、《八徵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等宝玺。还有《三希堂精鉴玺》书画上也随处可见。这些印章尺寸，大的有10多厘米见方，小的只有直径不足1厘米的圆形一“乾”字印。朱文、白文都有。上述印章，刘玉都不止一次复制过。
复制《皇帝之宝》
1974年春天，领导上让刘玉复制清宫25宝玺之一的《皇帝之宝》宝玺整体一件。《皇帝之宝》是25宝玺中惟一的一方木质宝玺。质地为栴檀香木、满汉篆文相配、左为满文、右为汉文。宝玺底方4寸8分，厚1寸7分，加上盘龙纽，整体高度为3寸5分。那是“文革”时期，领导上将宝玺交给刘玉做样品后，就等着交活了。复制品的标准从来是“形神俱似”、“可以乱真”，刘玉接受任务后，只能自己琢磨、思索、试制。当时无法找到栴檀香木，只能用也很珍贵的黄柏木。木板的厚度不够，又要避免横木纹干扰篆刻字体，只好将三块黄柏木量好尺寸，粘接在一起，用粘好的木头两头竖纹底刻字，制纽。刘玉每日对照原宝玺，精心观察揣摩、比较对照，冥思苦想，绞尽脑汁。他自制工具，利用特殊的方法操作，一个月的时间，制成了《皇帝之宝》宝玺整体一件。复制的《皇帝之宝》宝玺与原宝玺相比:尺寸丝毫不差；盘龙纽和满汉文篆字以及整体颜色光泽无处不同。当年复制的《皇帝之宝》宝玺，早已被故宫收藏。
给元帅治印
1973年春天，领导交给刘玉一块极普通的石章料(约3.3厘米见方)和一张字条，字条上写的是“陈毅仲弘收藏书画”几个字。“文革”时期，无人刻收藏印。凭着多年苦练的专业功底，刘玉用铁线文篆刻了一方“陈毅仲弘收藏书画”印章，很好地完成了任务。(图1)
回忆起来，1985年以前，他还给叶飞将军、刘少奇秘书吕振羽、江明等人刻过章；给著名学者、文物鉴定专家朱家溍、史树青，书法家刘炳森等人治过印；还曾为卢嘉锡、罗工柳、陈省身、廖静文等人以及港台同胞和外国友人治印。
刘玉从来“循规蹈矩”，只要让他刻印，不管是领导交给的，别人转来的，公用私用，一概不打听，只知道照字条上的名字及要求刻章，到时候交活儿而已。
首日封上的印章
1980年以来，故宫参观纪念用章、鉴定监制用章、版藏印章大多出自刘玉之手。(图2:故宫监制)。1985年10月10日，是故宫博物院建院60周年纪念日。那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次纪念故宫的生日。院办公室领导让刘玉刻了3方章。一方是椭圆形的，一方是长方形的，都用在了纪念物品上了。还有一方章是正方形的，4厘米见方，细朱文篆字，印文是“故宫博物院建院六十周年纪念”。后来得知，这方章用在了当年邮电部发行的首日封上了(1985年10月10日)。(图3)
织帛画穗子
复制印章是刘玉的专业，但在修复厂，有了别的修复任务，他也不推托，包括一些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973年春天，长沙马王堆出土西汉彩绘帛画送到故宫复制。帛画是“T”形，全长205厘米，上幅横宽92厘米，下幅宽47.7厘米，四边下角各有下垂的穗子做装饰物。
开始安排复制帛画时，领导认为这几只穗子很容易，想到工厂让工人按图样织出来就行了。可找了不少工厂都不会做这活儿，领导就想到让刘玉“接受任务”，想办法把穗子复制出来。
帛画穗子看起来挺“蓬松”的，实则近乎糟朽很难辨认。而且作为文物还不能摸、更不能拆，刘玉只能用放大镜观看纹路的走向，整穗的织法。经过反复观看、琢磨，刘玉判断出穗子是几十根细丝线(每根线如头发粗细)，用编苇席或编辫子的方法，斜式走向分成两大股，每两大股之间又拧入一条斜线编织，组成穗子的纹路，这样编出的穗子才能和原穗子一样。刘玉反复试编，弄明白了穗子的织法，又自己设计，自己动手找木料，做了一张特殊的“织机”(图4)。用这架特殊的“织机”，费了两天时间，织了1寸符合标准的“穗子”。由于速度太慢，领导又调了两个人给刘玉做助手，这才用一个月完成了工作。刘玉参与复制的这幅西汉彩绘帛画，当年出国去日本展览后，成了故宫藏品。
四十年以来，刘玉还经常翻阅《古文观止》，记背唐诗宋词、浏览文史知识，对照复制的书画藏品熟悉了中国书法史、绘画史，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读书和他的复制专业是相辅相成的。
1998年底，刘玉退休了。没有了工作任务。他不嗜烟酒，不会棋牌，又不善与人交往。每天主要时间仍是读书、挥毫。以前书法篆刻是他的工作，是他的任务，而今成了他的乐趣，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这样的退休生活，刘玉过得很安然，很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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