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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书评话在全国各地都有，大致可以分为北派和南派。北京的评书是北派评书的主体。著名的评书艺人很多，听书的市民也很多。这大概与北京城内不从事生产、靠俸禄为生的旗人较多有关。因为许多长篇评书需要连续听上几个月，没有闲暇时间的市民是成不了评书听众的。 在清朝前期北京城里还没有专门的听评书的茶馆，说评书的艺人只能拉场子撂地说书。在一块空地上摆上一张八仙桌，桌上放一块醒木，桌子前边放上几排长凳，作为听众席。等到听众大致坐满后说书人来到场子里，坐在八仙桌后边的凳子上掏出手巾放在桌上，折扇和醒木也是说书人必备的道具，都在桌上放好。在开书前说书人要先说上几句引场词，都是些有韵的千篇一律的套话，例如：“一块醒木上下分，上至君王下至臣，君王一块辖文武，文武一块辖黎民。圣人一块醒儒教，天师一块警鬼神，僧家一块劝佛法，道家一块劝玄门，一块落在江湖手，流落八方劝世人，湖海朋友不供我，如要有艺论家门。”引场诗有静场的作用。说完引场诗后才能开书。 直到20世纪初的光绪末年，北京城里才出现了正式的书茶馆，一些著名评书艺人改在茶馆献艺。书茶馆是以听讲评书为主的茶馆，每天上午接待喝茶的客人，下午和晚上约请说书先生、唱鼓词的艺人来此说书、演唱。茶客们可以边喝茶边听评书作为消遣。评书分为“白天”和“灯晚”两场。“白天”由下午三四点开书，到六七点散场。“灯晚”从晚上七八点开书，直到十一二点散场。有的茶馆在下午一点到三点加一个短场。说书先生在某个茶馆说上两个月，然后换到别的茶馆，这个茶馆再换上别的说书先生说别的书，也有连说三个月的，但是很少有连说四个月的，每两个月一轮换称为“一转”。
书茶馆 听书的茶客要另交书钱，一般每回书一、二文钱。书钱的分配由茶馆主人与说书艺人事先商量订约。艺人的名气大，所说书目内容吸引人，说书技巧高，听书的人就多，艺人的收入也就多一些，一般的说书艺人的收入仅够温饱而已。 北京是评书艺术的诞生地，有一批著名的评书艺人。他们说书的技艺十分高超，引人入胜，他们能说的书目比较多，其中总有一两部最拿手的书目。王杰魁说《包公案》、刘继业说《济公传》、连阔如说《西汉》、《东汉》，赵英颇说《聊斋》、潘诚立说《明英烈》、双厚坪说《隋唐》、陈士和说《聊斋》，都无人可比。 评书按题材可分为几类。第一类是袍带书，内容主要是帝王将相杀伐征战的故事，像《列国》、《三国》、《西汉》、《东汉》、《隋唐》、《精忠》、《明英烈》，由于书中人物身穿袍带甲胄，所以称为“袍带书”。第二类是公案书，也叫侠义书，内容主要是官府办案，侠客与草寇搏斗，以《七侠五义》、《三侠剑》、《彭公案》、《施公案》为代表。《水浒》则介于袍带、公案之间。第三类是神怪书，主要是神仙妖怪斗法的故事，《封神榜》、《西游记》、《济公传》、《聊斋》就是其中的有代表性的书目。 书茶馆里有一些老听客，他们对所听评书的内容十分熟悉，欣赏口味也很高，说书艺人如果得到他们的称赞，就能出名；反之，如果说错了书就会受到批评，以致不能出名。东华门外的东悦轩和地安门外一溜胡同的同和轩两处书茶馆就以老听客多著称。艺人没有十分把握不敢在这两个茶馆说书。反之，天桥的福海轩里听书的一般游客多，因此外行也多，在此说书挣钱就容易些。 评书艺术有一整套艺术技巧，像“开脸”（描绘人物形象）、“摆砌末”（描述周围环境）、“赋赞”（用韵文赞美人物、景物）等等，其中许多技巧已形成固定不变的程式，像描述黑脸的战将，不管哪部书中，不管是张飞还是尉迟恭，一律都是“乌油盔铠，皂色缎锦征袍，坐下乌骓马，掌中皂缨枪”。对于那些老听客来说多次重复未免生厌。于是一些说书艺人为了适应听众，就加进许多“书外书”，不仅在情节叙述中添油加醋，古事今说，佐以评论，而且暗地讥讽时事，但又不露锋芒，能让人心领神会，妙趣横生。 双厚坪是清末民初北京城里著名的说书先生，他常在同和轩、东悦轩等处说书，听客中有不少破落的旗人。有一次，一个旗人吹嘘他举行婚礼时，皇上赐给他一根帽子上戴的花翎子，并且一再要求双厚坪把这件事编到书里加以渲染。双厚坪推辞了几次，那人盛气凌人地叫嚷：“没关系，你怎么编都行，上边怪罪下来我担着！”“好，双某献丑了。”这天双厚坪正说到《隋唐》中“杨广下扬州”一段，临时加了一段书外书，大意是： 杨广下扬州时正是伏天，天气很热，他倒坐在御览船上乘凉，左右围着几个太监，拿着刀枪弓箭在那儿守卫着。这一下惊动了众水族，忙向龙宫禀报：“天子船头纳凉，已到我等水疆！”龙王一听：“既然如此，良机难逢，你等速去讨封。”“是！”虾米浮出水面，冲杨广耍了一套枪。杨广说：“封你为金枪大将军。”虾米高高兴兴地走了。螃蟹一沉一浮地横着浮出水面，张开两只夹子示意，杨广说：“封你为铁甲大铁将军。”“谢封！”紧跟着鲤鱼摇头摆尾跳出水面，杨广说：“封你为龙门大学士。”鲤鱼也心满意足地走了。轮到乌龟出场，它扑腾了两下盖子才露出水面，但是盖子上长满青苔，杨广没认出来，根本没理它。乌龟急了，爪子趴在船头，脖子伸出一尺多长，脑袋在船帮上一撞三响，杨广吓了一跳，忙吩咐左右：“给我射！”“嗖”地一箭，正射在乌龟的后脖子上。乌龟赶紧跑回龙宫，龙王问它：“封你什么啦？”乌龟气喘吁吁地说：“虽说没讨到封，皇上他赏了我一根翎子。” 当年既没有曲艺学校也没有曲艺团，想学说评书，必须拜师傅，没有师傅没有家门的到哪里都吃不开。徒弟拜了师傅之后，就要像在家对待父母一样尊敬师傅，每天为师傅铺床叠被，端茶倒水干各种家务活。师傅说书之前，徒弟要搬桌子，拿凳子。师傅开书之后徒弟要拿着小箩筐在场子里向听众要钱，行话叫做“托杵”。至于说书的技巧，师傅并不直接传授，而是由徒弟在一旁自己观察、模仿、琢磨。聪明的徒弟经过一段时间后就能学到许多师傅的技艺，那些脑子笨的徒弟很可能三五年都学不到什么东西，只有傻干活的命。过去有句老话“师傅带进门，修行在各人”，这句话虽然有一定的道理，却也反映出师徒制度的不合理性，徒弟实际上往往成为师傅的不花钱的杂役。师傅之所以不愿意下功夫教徒弟，是因为不愿意树立起今后的竞争对手。在旧社会，“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观念在演艺界也确实存在。 评书艺人收徒弟有许多讲究。某人想拜某位说书艺人为师，要由行内人介绍与师傅见见面，师傅同意后要下请帖请客，在饭馆里摆上几桌酒席。遍请收徒人的本门师伯师叔师兄师弟，也会邀请一些同行业的老前辈，称为“摆支”。到了正式拜师的日子，众人共聚一堂，在堂中供奉已故的本门前辈的神位。由代笔师书写书生帖一份，称为“关书”。主要内容为：今有某某人，年几岁，经人介绍情愿投在某先生门下为徒学演评书，以谋衣食。今于某年某月某日，某某某在祖师驾前焚香叩禀。自入门后，倘有负心，无所为凭，特立关书，永远存照。介绍人、师傅、徒弟都要在关书上签字画押。这时徒弟才算正式入门，然后由师傅和本门的长辈一起为新入门的弟子取艺名，填写在关书上。然后由新入门的弟子行拜师大礼，再向出席拜师礼的各位行礼。徒弟一般要学艺三年能出师，此时还要摆谢师宴。说书这一行学起来也非常不容易，一要口齿清楚，二要有表演才能，三要记忆力好，能把几十万字的长篇书目都记牢，要有历史文化知识。 鼓曲艺人的情况与评书艺人有许多相似之处。在清末民初北京地区流行的鼓曲有京韵大鼓、梅花大鼓、西河大鼓等许多种。以京韵大鼓最受欢迎，出现过刘宝全、白云鹏等著名艺人。20世纪30年代男演员逐渐被女演员取代，人们将演唱鼓曲的女演员称为“鼓姬”，也有称为“大鼓妞”的。演唱鼓曲一要口齿清楚，吐字发音准确，二要嗓音洪亮，三要身材好，相貌好，鼻直口阔，面白唇红，女演员要身材苗条，容貌秀美，国要有表演才能，一举一动的姿势要好看，喜怒哀乐的表情要像样。 鼓曲表演的场地有的是在空地上，用苇席围上，摆上几排凳子。也有的是在专门的坤书馆里，设有一个不高也不大、没有后台的小舞台。演唱鼓曲的女演员在台上坐成一排。演唱时站在台前正中，一旁有小乐队伴奏，台下摆上七八张桌子和二三十把椅子作为观众席，听众一边听曲一边喝茶、吃瓜子、水果等各种食品，并且不时地和台上的女演员点头、微笑、打招呼。观众可以点演员、点曲，称为“戳活”。先由递活者手持一把写满曲目的大折扇向听众展示，某人点曲后，递活者高喊一声“有题目啦”。随即由某演员演唱某曲目。点唱的价格一般在大洋几角至一元。也有一些阔少爷花钱捧角，点个曲花上个一二十元的，甚至有因为捧大鼓妞将家产当尽卖光的。大鼓妞们和那些阔少之间自然也少不了眉来眼去、卖弄风情之类的逢场作戏，有的甚至勾搭成奸，由卖艺走到卖身，或者成为阔人家的小老婆。
坤茶馆 在北京唱大鼓挣钱很不容易，因为北京的老听众多，有文化的内行人多，没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在北京就没有多少听众。只有一流的鼓书艺人才能在北京卖艺，而且口干舌燥唱上一天也只能挣到几块钱。学唱大鼓也要拜师傅，拜师仪式与评书艺人拜师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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