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生物性之男女的差异

东西二王 2014-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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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生物性之男女的差异精选

关键词:人类、灵长类、男女差异

男女两性在行为、发育、心理等诸多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异。生物人类学者渡边仁（Watanabe, 1985）认为男女两性差异是进化的结果。例如图1.4所示，男性骨盆结构比女性的窄，有利于支持上身重力和从事剧烈体育活动；而女性的骨盆较宽大，支持上身重力能力较差，相应的女性的运动能力普遍弱于男性，但是有利于为胎儿出产提供更多的产道空间。而文化人类学者西蒙娜（Simone de Beauvoir）在《第二性》一书中认为女性心理等特点是在社会习惯、男权等因素下影响下人为地修饰的结果，强调两性差异的议题是一种性别歧视。笔者在这里没有性别歧视的思想，只是阐述男女的一些差异是自然存在的，是人类长期适应环境的结果（van der Dennen，1992）。

从味觉来看，女性对甜味，酸味，苦味等味觉感知能力较男性强（Mitchell, 1979）。生物学实验中将滤纸分别泡在无色无味的砂糖、酸和食盐的溶液中，晾干后测验学生们的味觉能力。女生成绩明显高于男生，对苦味也比男生敏感。自然界中的苦味主要来自于植物茎和叶部位生产生物碱等有毒物质和单宁等妨碍消化的物质，植物产生这些苦味物质是为了自我保护，防止被动物取食。动物也会采取相应变化，保证能够取食和消化植物茎叶。例如一些草食性动物（牛等）和叶食性动物（金丝猴等）进化形成了膨胀的复胃[1]结构，其前胃内含有大量具有发酵细菌，协助动物降解植物茎叶的单宁类毒素物质和并将难以消化的植物纤维降解为能量。人类没有复胃结构，所以无法消化苦涩植物茎叶，但是我们形成了识别'苦’和'涩’的味觉能力，可以回避取食有毒食物。最近研究表明怀孕妇女呕吐与毒性物质摄取间的关系，虽然一些微量植物毒素不会影响大人身体健康，不会引起呕吐现象，但是怀孕妇女为了保护体内胎儿，脑部降低了对毒性的感受阈值[2]，频繁出现呕吐现象。除了人类以外，其他灵长类大都具有苦味的味觉能力，能够识别和避免取食有毒植物。识别有毒植物能力强的个体会更加适应环境，可以比其他个体繁殖更多的后代，这样味觉是灵长类长期适应自然界取食环境的产物。女性和女性的味觉能力差异可能与女性长期采食植物性食物的活动，男性长期从事狩猎活动有关（如图1.5-1； 1.5-2； 1.5-3）。

（依NHK special. 2005. Evolution of the Earth. Tokyo: Japan Siasin Press）

在嗅觉方面，女性也比男性敏感。母亲可以通过味道区别自己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拉瑟耳（Michael Russel，1976）在实验中给8个小孩换上同样的T恤衫，穿一个晚上后摆放在这些孩子的母亲面前。8位母亲能够快速无误地嗅出自己孩子衣服的味道。而在同样的实验条件下，孩子父亲们则很难嗅出自己孩子的衣服(Russel, 1976)。在原始的狩猎采集生活中，女性的嗅觉灵敏有利于养育子女，可以通过嗅闻婴儿粪便察觉孩子身体变化等问题。此外女性主要从事采集植物获取食物，灵敏的嗅觉有利于提高采集效率，减少采集气味不良或不成熟的果实

女性比男性更怕疼，对疼痛的感受阈值较低，同时忍耐疼痛的能力也较低。这些现象说明女性接触、压迫、温度、疼痛等皮肤感觉能力比男性更强。女性灵敏的皮肤感受能力与照顾婴儿活动有关，例如可以较早发现婴儿发烧等异常变化。在狩猎采集民族，女性敏感的触觉有利于减少采集过熟或腐烂的果实。男性感受疼痛的能力较弱则与其频繁参与狩猎和战斗等活动有关，需要在这些危险活动中忍耐一定的疼痛。

女性对声音敏感，声音感受阈值较男性低，特别是在感受高频段声音时男女差异最明显。听摇滚乐时，多数男性喜欢把声音调到84分贝左右，而多数女性喜欢73分贝左右的音量。女性对声音敏感可能与育儿中察觉婴儿啼叫等活动有关，很多母亲在晚上睡眠时也能够快速察觉孩子的啼叫，而大多数父亲则不具有这种能力。

男性的视觉和识别方向的能力一般比女性强，可以更准确地分辨静止或移动的物体。对静止的物体，男性视觉持续能力也强于女性（Mitchell, 1979）。在狩猎采集民族中，男性敏锐的视觉有利于捕猎快速移动的动物，另外敏锐视觉在部落间战斗中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女性在视觉方面也有特长，例如从光亮处移动至黑暗处时，女性眼睛适应明暗的调节能力强于男性，有利于女性抱着婴儿在室内室外的频繁移动。女性识别图形形状、颜色的能力强于男性，这些能力有利于女性采集活动。女性的语言能力强于男性，女婴儿掌握语言的时间早于男性婴儿。4岁左右女孩比男孩的组词造句能力强。这些特点有助于女孩子协助母亲照顾弟妹。现代社会中，从事看护、幼儿教育、中小学教育等行业里，女性从业比例较高。女性早在采集狩猎时代就主要承担着教育子女和看护老人的社会分工，这些行业容易发挥女性优势。

男女性别差异主要在于脑结构的不同。胎儿期男女大脑结构相似，都是'女性型’大脑。三个月的男性胎儿在y染色体sr基因的作用下开始分泌男性荷尔蒙。这样女性型大脑向男性型大脑转变(van der Dennen, 1992)。实验中给妊娠雌性猕猴持续注射雄性荷尔蒙的话，新生雌性婴儿的行为特征偏雄性化（如图1.6）。'先天性副肾形成过度症’会导致人类胎儿体内大量分泌雄性荷尔蒙，患病女性胎儿出生后，喜欢翻滚，爱与男孩子玩，偏爱室外游戏，其行为接近同龄男孩子。她们的空间认知能力也比正常女性更强。

张鹏著《猴、猿、人--思考人性的起源》节选

[1] 　复胃：亦称反刍胃或多室胃，常分成几个部分而构成。如牛的胃可分4个相通的隔室,按食物运转次序，从前到后分别叫做瘤胃、网胃、瓣胃、皱胃。前3个胃室合称前胃,不分泌胃液；第四个胃室即皱胃才有真正的胃腺,可分泌胃液,其消化作用和单胃动物的胃相同。复胃中生活着大量的细菌和纤毛虫，对于纤维素的消化起着重要作用。哺乳动物偶蹄目的驼科、鹿科、长颈鹿科和牛科等动物都有复胃结构。

[2] 感受阈值，即刚能引起主观感觉或细胞电活动变化的最小刺激强度。对味觉而言，指感受到某中成为物质的味觉所需要的该物质的最低浓度。

图1.4 男女骨盆差异

图1.5-1非洲桑族男性的狩猎活动

图1.5-2 桑族女性的采集食物活动（人类出现后的500年历史中，99%的时间是狩猎采集生活，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时间不到1%）

人类的生物性之“贪吃的本性”

关键词:人类、灵长类、贪吃、肥胖、环境变化

保健医生告诫我们不要贪吃甜食或脂肪类食物，因为贪吃和偏食都是坏毛病 (Harris, 1989)。那么我们什么时候有了这种坏毛病的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坏毛病呢？自然界食物本身没有'好吃’或'不好吃’的标记，但是我们大脑会自主地作出判断，将能量高或有营养的食物是归为好吃，将能量低或有毒的食物归类为不好吃。这样婴儿本能地喜欢吃甜食、肉、奶油等高能量食物，不喜欢吃粗纤维、草、树叶等低能量、有毒性或无法消化的食物。从进化的角度来说，具有这种分辨能力的个体会比其他个体更健康，可以繁殖更多的后代。长期的自然选择使人类具备了选择好吃食物（营养高、易消化的）和不好吃食物（营养少、难消化的）的能力(Hamburg, 1961)。这一点人类和其他动物是一致的。

500万年的人类历史中，狩猎采集生活占据了99%的时间。当男人们猎获了大象或河马等大型动物的时候，无法将其搬运回远处的村落。肉类食物的腐烂速度很快，周围还有很多其他食肉动物等待抢食，所以必须尽快地消费掉这些肉食。得到消息后全村人会集体搬家来到猎物尸体旁边住下，天天大量吃肉积累脂肪。原始部落人们不用担心肥胖的问题，因为这样大口吃肉的机会在一年里也并不多见。由于自然食物供给受季节和雨量等环境因素影响，常常出现食物不足的困扰。南非的传统狩猎采集民桑族人的体重明显随季节而变化，在食物丰富的雨季大量取食积累脂肪，体重显著增加；而进入食物匮乏的旱季，体重大幅下降(Lee, 1979)。相似的，野生黑猩猩的体重在雨季前期也明显增加，到旱季时明显减少。野生金丝猴在秋天大量取食果实膘肥体壮，而在食物匮乏的冬季体重急剧降低。对原始部落人们和野生猿猴来说，贪吃是一种适应能力，只有贪吃的个体才能在体内蓄积足够的脂肪，保证在食物匮乏季节的能量消耗和存活。如图1.2所示，野生金丝猴大量取食树皮渡过寒冬，贪吃个体会比不贪吃个体的生存率高，繁殖更多的后代。可以说，贪食和挑食是人类本性，是灵长类时代的遗产。

我们现在的生活与自然生活环境不同（如图1.3）。尤其是17世纪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人们的社会环境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超市里一年四季摆放着面包、香肠等玲琅满目的食物。人们的饮食方式以碳水化合物、糖和脂肪等高能量食物为中心，失去了季节性变化。在贪食、偏食的原始本性驱动下，人们每天取食大量高营养食物，逐渐出现了肥胖问题。现代社会的粮食农药残留、酒精中毒等因素也影响着人们的身体健康。现代人普遍缺乏运动，是因为飞机、汽车和火车代替了人力移动方式。现代人觉得身心疲惫，是因为生活在由钢筋水泥围成的人造环境中。城市人口密度是自然环境中的上百倍，每一个人周围都是无数没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社会关系变得异常复杂。在工作压力等原因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母亲放弃了母乳喂养，改用奶瓶给孩子喂奶，这样母亲患乳癌的几率增加，孩子抵抗力较母乳喂养的孩子低，容易患过敏性皮肤炎等疾病。现代生活环境的急剧变化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身体状态。

<插入图 1.3现代人生活环境与自然生活环境不同>

现代社会中蔓延着以往传统社会中都不曾出现的各种疾病，例如心脏病、高血压病、高血糖症、动脉硬化症、糖尿病、胆囊癌、胆结石、痛风、肝硬化、静脉瘤、关节炎、粉刺、虫牙、花粉过敏症、过敏性皮炎等熟悉的名称。这些都是伴随着现代社会出现的现代疾病[1](Hamburg, 1961)。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与传统狩猎采集民族的有着显而易见的差异。纵观人类500万年的历史，现代社会的几百年时间实际很短暂，仅仅不过人类历史的万分之一。我们的身体和基因是在长期适应自然社会环境中塑造的，肥胖等现代疾病正体现了人类本性与急剧变化的现代环境之间的矛盾。

不同民族长期适应各自的取食习惯，形成了各自的身体特征，抵御现代疾病的能力也不一样。狩猎采集民族的生活方式因环境不同而不同，取食肉类的比例随纬度增加而增加。非洲草原的桑族主要以植物性食物为主，肉食比例不到30-40%(Lee, 1979)。而离赤道越远的人群，其肉食比例越高，例如北极圈爱斯基摩人的食物基本完全是肉类(Schaeffer, 1971)。北极圈爱斯基摩人接触了文明社会以后，生活习惯急速变化，因大量取食可口可乐、糖和巧克力等甜味食物，患上了现代疾病。爱斯基摩人原本习惯于大量取食肉类，在现代生活中容易遭受心脏病、糖尿病和痛风等与肥胖相关的疾病(Schaeffer, 1971)。而非洲桑民族则很少得这种病，他们的血糖值较低，血压稳定保持在70-130的健康范围内，并且不受年龄的影响（现代社会人的血压一般随年龄增加而增加）。他们取食盐量较少，小便中盐化物较少，相当于每天的摄盐量(Truswell et al., 1972)。稳定健康的血压水平可能与其取食习惯有关。

现代社会女性常常遭受月经期心理不安等心理困扰，可能与体内荷尔蒙失调有关。传统社会的人类女性和非洲类人猿雌性成年后就会怀孕生子，在妊娠期和哺乳期一般不会出现月经，哺乳期后很快又怀孕下一胎，这样月经在传统社会中是比较罕见的现象(Draper, 1977)。只有在青少年不孕期间（第一次月经到初次怀孕的几年里），女性和类人猿雌性才会出现连续月经现象。与传统社会不同，现代社会女性采取多种避孕方法减少怀孕的可能，一生繁育子女的数量很少。由于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急速改变，现代女性不得不面临持续的月经困扰，承受着传统社会妇女没有的心理负担。

现代人过度强调干净，极力杜绝体内有肠道寄生虫，一些人甚至通过洗肠、洗血等方式清理自己体内细菌。我们的身体由100兆个细胞组成，每一个细胞的内部都共生着原始细菌。这些细菌对人体及无害也无利，在长期进化中已成为细胞组成的一部分。过度清洁的习惯破坏了体内自然平衡，使免疫机制缺乏充分锻炼，常常会将一些无害物质作为抗原而出现过度的排斥，于是越来越多的人患上过敏性皮炎、花粉过敏等现代疾病。在亚洲和非洲狩猎采集民族没有那么强调干净，也没有过敏性皮炎等过敏疾病。解放前我国也很少有花粉过敏等疾病。这些现代疾病无疑与现代人独特的生活习惯有关。

[1] 现代病：指近百年，尤其是近几十年人们易患的一些疾病。究其原因，随着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和工农业的发展，一方面使人们物质财富丰富，而另一方面使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产生生活习惯改变、生态污染等新的因素。因身体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急剧变化而出现的各种疾病。

图1.2 <插入图 1.2秦岭金丝猴啃食树皮度过寒冬>

图 1.3现代人生活环境与自然生活环境不同

人类的生物性之近亲繁殖避免机制

关键词:人类、灵长类、近亲繁殖

近亲间繁殖禁忌是人类社会共通的特点，尤其禁止父母子女或兄弟姐妹等血缘个体间的乱伦行为。对以色列基布兹[1]集体农场的研究说明从小到达一起长大的男女出现繁殖回避的心理机制（Spiro, 1958）。基布兹是一种自愿组合的集体社区模式，社区里的人们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没有私人财产，类似于我国解放初期的集体公社。公社成员共有财产，共同生产消费，有共同的医院、托儿所、学校等。收入会进入公用银行，成员只需要个人消费工资，形成人人平等，男女平等的基本生活理念。作为公社教育的一部分，孩子由社团的托儿所等机构统一照顾。2-4岁孩子每个班由8个人组成，4-18岁一个班由16个人组成，共同上课，一起生活。他们虽然没有血缘，但过着和亲兄弟姐妹一样的生活。父母们希望一起生活的孩子能够相互熟悉，顺利恋爱结婚。而随着孩子们的成长，却发生了预想不到的事情。孩子长大后也很少与从小生活在一起的伙伴结婚，甚至连谈恋爱的都很少。

在对台湾童养媳[2]研究中也发现类似的熟悉个体相互回避繁殖的心理机制。美国人类学者沃尔夫（Wolf, 1968）通过研究台北农村的婚姻形式了解夫妇关系。将婚嫁仪式分为三个阶段：①放弃出生家庭血缘关系的仪式、②成为夫家成为成员的仪式和③授予妻子地位的仪式。现代婚嫁仪式会一天或短时间内同时完成这些仪式，而传统的婚嫁过程会更长。童养媳完成这三个阶段需要长达十几年，在女孩子2-3岁时举行仪式①和②。此后夫妇像兄妹一样的生活成长， 10-15年后进行仪式③成为真正的夫妻。研究发现娶童养媳的丈夫比自由恋爱婚的丈夫更多出现婚外性行为，童养媳妻子比自由恋爱的妻子离婚率、分居率和偷情率更高。童养媳子女数量比自由恋爱女性的少30%左右(Wolf, 1970)。1910年以前台湾社会中普遍存在童养媳现象，随着与经济发展有关，年轻人纷纷放弃农耕，进入城市打工，形成更加独立的经济体，不再依靠老人，1910年到1930年间19件童养媳中15件解除了婚约。解除婚约可能与现代社会中父亲对成年子女的支配能力下降有关，而最根本的是童养媳夫妇之间没有性吸引力，反映了熟悉个体间回避繁殖的心理机制。

学者们陆续提出了解释人类近亲繁殖禁忌的假说。家庭间关系网络假说（Kortmulder, 1968）认为如果允许近亲繁殖的话，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婚姻联系就无法维持，呈现孤立化，不利于人类种群的生存与繁殖，所以出现近亲繁殖禁忌。有害基因积累假说(Brown, 1991)认为近亲个体结婚生子，由于基因的沉积，生残疾儿和婴儿死亡的比率较高。对父母的繁殖不利，所以为了获得更好的基因，淘汰了近亲繁殖行为。父母与子女间的性嫉妒假说（Levi-Strauss, 1956）认为近亲成年男女间会有性吸引力，但是儿子对母亲的爱恋会受到父亲压制，女儿对父亲的爱恋会受母亲压制。这样年轻个体需要在家庭以外寻找配偶。人口学假说（Fox, 1962）认为在人口限制的基础上，人类将近亲繁殖回避制度化。狩猎采集民族社会中，母亲性欲旺盛时，儿子还未性成熟，避免了母子的性行为。女儿一般在刚刚性成熟就被会嫁出，避免父女间的性行为。兄弟姐妹间由于出产间隔较大一般不会出现性关系。前两个假说注重近亲繁殖的适应意义，而后两个假说注重于解释近亲繁殖的机能，不存在排他的关系。文化人类学者认为近亲繁殖禁忌可能是人类特有的文化之一(Brown, 1991)。

灵长类社会也普遍存在着回避近亲繁殖[3]的生物学机制。首先人口学机制是自然界中防止近亲交配的主要方式。很多灵长类社会中，雌雄性一方或双方普遍出现在性成熟之前离群分散的现象，例如日本猴儿子在4岁左右离开出生群，成年雄性也不定期离开繁殖群，母亲和女儿一生留在出生群，形成母系社会；而黑猩猩则女儿在性成熟前离开出生群，母亲也不定期离开繁殖群，保留父亲和儿子，形成父系社会。形成父系或母系社会通过个体迁移减少血缘异性个体的繁殖机会。此外灵长类雄性比雌性性成熟晚，或雌性在青少年期存在不孕现象，使同年龄个体间的交配机会降低，减少兄弟姐妹间的繁殖可能性。

其次灵长类动物具有回避与关系亲密个体交配的心理基础。北村光二(Kitamura，1977)发现关系要好的非亲缘日本猴也会回避交配。这些非亲缘的雄性和雌性平时表现得非常亲密，相互依偎合理毛。但是在繁殖季节他们总是避免相互交配，常常寻找陌生的交配对象。曼哈勒30年的长期调查中，一直没有见到过母亲与成年儿子间的交配。拱北有一对母子出现交配行为，可能是一个特例。研究者观察到一只青年雄性爬跨自己的母亲，但是被母亲甩下树去，被迫中止了交配。黑猩猩的兄弟姐妹交配现象没有在曼哈勒地区出现，而偶拱北地区种群出现过几例，基本上是哥哥要求与妹妹交配的现象(Pusey, 1980)。拱北群是一个孤立的种群，附近没有其他个体群，年轻雌性由于无法迁移到其他群内，被迫留在出生群，造成易于出现近亲交配的环境。即使这样拱北群内出生的雌性倾向于回避与群内成年雄性交配。这样灵长类普遍形成了回避近亲繁殖的人口学和心理学基础。

张鹏著《猴、猿、人--思考人性的起源》节选

[1]基布兹（Kibbutz）：即以色列特色的共产主义农庄。《犹太人百科全书》将其定义为，一个自愿组合的集体社区，主要务农，在那里没有私人财产，它对它的成员及其家庭的一切需要负责。基布兹运动始于20世纪初，早于以色列建国。当时来自东欧的一些年轻人出于复国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精神决定以集体劳作的方式亲近土地亲近自然。达甘尼亚公社（Degania）是以色列第一个基布兹，保持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