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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信任、责任和诚恳不再是倾吐情感的手段，而都是作为交往的方式。这种所谓纯粹的亲密关系被吉登斯看作是当代婚姻区别于传统婚姻的根本。
现代婚姻关系中重建亲密关系 任何关于爱情的说明都面临着社会变迁的冲击，面临着不同经验的修改。所以福柯会把爱情看作一种话语对象，它缺少一个如香槟酒、断头台之类的明确的所指。即使不考虑历史过程，任何人在爱情实践中也都可能经历与别人非常不同的感受和经验，同时又有人倾向于拿别人的故事来检验和测量自己的感受。喋喋不休越来越杂乱的陈述反复填充、不断变更着这个“特殊空间”。 婚姻家庭所经历的也不比爱情更顺利，当离婚在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被法律许可后，当妇女的政治自觉意识建立时，当性解放成为新文化先锋时，婚姻经历了一次次的危机。可是直到现在，婚姻家庭依然在社会生活中作为最重要的方式存在着。关于婚姻，似乎也有一个反复填充不断变更的空间，虽然法律一直为它提供着保护，但这种保护越来越有限，更多集中在个人权利方面。与此同时，社会学家或心理学家发现，这个生活空间越来越变成一个自治的领域，这个领域越来越依赖的不是法律而是对社会生活、对私人关系探索开发的愿望和实践程度。 此爱情与彼爱情 卡萨诺瓦当过律师，当过神职人员，当过军官，也是小提琴手、骗子、皮条客、美食家、演员、商人、外交官、间谍、医生、政客、数学家、作家、秘法师，如果加上他偶尔充当的，那就更多了，充当过历法改革家、探矿专家或染料化学家。他究竟是什么，差不多是取决于他想从那捞一把的对象是谁。只有一个身份是不变的，不论他的足迹到哪个地方，“大情人”这个名声一直伴随着他。他写过20多部作品，包括戏剧和散文，真正让他留名于世的是1789年开始写作的自传《我的一生》。 茨威格在写作《三作家》时，把卡萨诺瓦与司汤达、托尔斯泰并列在一起，从文学成就上看，似乎有点让人不解。茨威格解释说，因为卡萨诺瓦这个在各方面都有才智和好奇心的人，在这本自传里写出了他那个时代各种冒险家详细具体的行为举止，“为18世纪打上了时代的印记”。 作为那个时代著名的大情人，卡萨诺瓦的晚年回首自然少不了这类故事。在卡萨诺瓦的恋爱故事中，女主角各式各样，很难集中在一种偏好趣味上，更别说什么可与之长期相伴所需的相知或尊重。卡萨诺瓦的职业虽然也百变无常，但还是有一个长久确定的方向，就是提高社会地位和发财。但他的恋爱故事无论有多丰富，他投入的热情有多真诚，都不会通向一个更远的方向，就是说这一切都与婚姻毫无关系。在他那个时代的欧洲，尤其是在一向代表那个时代风尚的社会上层阶级中，爱情是充满激情的、区别于日常事务的一种享受或冒险事件，基本不具有19世纪浪漫主义爱情的严肃性。 与所爱的人结婚的朴素愿望其实一直存在，但在当时却曾遭到贵族阶层的质疑。蒙田借研究维吉尔的诗，表示过他对爱情婚姻的蔑视：爱情太嫉妒，竟然还卑鄙地想混入婚姻中，如果娶一个像维纳斯那样的妻子，“对于丈夫来说过于激动了”。在他看来，“在婚姻这种圣神的亲属关系中随意放纵，也算是一种乱伦”。蒙田表达了与卡萨诺瓦同样的态度，即爱情只能在婚姻外发生。在那时贵族主导的社会观念里，爱恋自己的妻子是一件有失尊严的事，也是对体面妻子的冒犯。持这种婚姻观念者如蒙田，他坚持认为，婚姻的名义就是出于财产和结盟的种种考虑，更主要是为了生儿育女，所以必须有更为牢固的基础，而“这一切都和爱情的俗套完全相反”。 在物质婚姻中的女性是相对被动的一方，有些女才子以她们的方式选择了与物质婚姻对立的阵营，她们有的人在生完孩子后就与丈夫分居，有些干脆拒绝婚姻。《西方婚姻史》发现，正是在这种爱情与婚姻的对立中，首先在女性中萌生了对幸福的爱情婚姻的希望。在18世纪时，教会里有些主教开始支持为爱情结婚的年轻人，甚至有法官愿意帮助年轻人解除没有爱情的婚约，启蒙思想家也来参与论证什么才是得体的婚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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