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初，我的父亲、叔叔都懂些中药，从保定市博野县农村，来到安国县城的东大街开了个“片棚”，实称“广全升”的中药小铺。记得是坐东朝西的二间门面，有两名学徒工。父亲是大掌柜，主管全盘业务；叔叔是二掌柜，休闲玩鸟。还记得叔叔逮了一只尚有黄口边的幼鸟，放到笼子里逗我玩。在药铺的生活，是我人生中与“中医药”的第一次接触。
到了1953年前后，国家对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父亲与叔叔的“中药店”便关门了。以后的几年间，迫于生活，父亲又骑着自行车到安国县城赁药，分别包成小包，到东乡里等农村乡医家送中药，赚些微薄的钱以补贴家用。
在我的记忆里，还有一位布姓伯父，我敬称他为新卯的“大爹”，他是博野县有名的乡村中医。他在我们村后街路南有五间砖房，院子不小，门扉处有三层一砖高的台阶，是民房兼药房的农家院。
新卯伯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次，外村一个比较讲究的农民，到伯父家请他去看病。赶着一架带席棚的马车，停在了他家的胡同口，进入他家的院子打问：“这里是布医生家吗？”伯父答：“不是！”干脆又生气。原来，这位庄稼人没有把马鞭放到大车上，手持马鞭进院请医生，伯父认为他有失大礼，“你拿鞭子是求人还是打人？谁跟你去！”每当说起这事儿，奶奶就嫌他有架子：“人家有病人，何必挑人家细礼，何况那位请医人又不是故意的，何必呢！”
伯父中医的穿戴，平时也颇有些绅士风度。我记得他是大高个头，着一身青色大褂，脚蹬一双尖口干净的布鞋，头顶一带疙瘩的黑色圆帽盔，嘴边常叼着一只旱烟锅。他红润的脸庞，黑白相间的头发与胡须，表现出一个老年人的成熟和持重。有一次他同我谈话，问：“你到闫村（我岳丈家的村子）招上门女婿了？”这是指倒插门男到女家，我羞涩但肯定地回答：“没有！”他接着反问：“为什么正月初六就到人家过十五？”我无言以对。按当地家乡风俗，正月十五新女婿是要到岳丈家过的。结婚那年，老丈人套着扎着席棚的马车到我家接我，正是正月初六，我去不去呢？我心中只想与新婚妻子一起过正月，就特地请示了母亲，待母亲答应后，才去了临村的丈人家。这时间是早了些，让中医伯父抓了把柄，好一顿训斥般的说教。多年过去了，那情景我仍然历历在目。
新卯伯父中医医术颇高，尤其是治伤寒，往往药到病除，远近闻名。但是，他喝酒成癖也是有了名的，一天一斤酒不在话下。按现在的语言，是酒精依赖症。无论到哪里瞧病人，没有较为上档次的酒宴招待，他会很不满意的。就因为他酒癖成瘾，醉伤了身体，有人说他把自己的肝都烧成了花架子，全坏了，所以早早去世，可能不到60岁。
1961年7月，我从河北定县师范中师毕业后，被分配到安国县工作。那时，博野县改为一个公社级镇，安国便成了家乡县。安国古称祁州，是闻名大江南北的“药都”——“草到安国方成药，药到祁州始生香”，这句流传甚广的民谚，在国内中医药界几乎是尽人皆知的。在“药都”工作，我一干就是13年，多少个岗位都没离开“中药味”。
1986年6月，我调到河北省医药保健品进出口集团公司，更与中医药有了密切的联系。
选自《见证年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