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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剧胜人一筹的是男主人公，那些完美男人的形象是为这些女人订制的，因为她们非常需要白日梦去慰籍。从生活背景和心态来说，这样的受众在中国以及其他国家都存在，这就是韩剧的市场所在。 2012年11月，韩剧《电视剧帝王》在中国的网络播出。第一集的第一个镜头，是男主角、电视剧制作公司代表安东尼·金的一段演讲。 安东尼·金用两分多钟的时间展示了韩剧在世界各地受到的追捧，称日本、中国、蒙古的观众“被韩剧迷得神魂颠倒”。同时，他展示了一个惊人的数字：通过出售与“韩流”相关的商品，每年给韩国带来的效益是 27 兆韩元。 最后，安东尼的结语是：“出演的导演、演员、作家（韩剧编剧），能熬过三流人生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受到全世界喜爱的我们的电视剧——能赚钱！” 这样煽情的陈述配以安东尼凌厉而充满欲望的眼神、骄矜的脸部表情、霸气的肢体语言，让很多人心生反感。有网友评论，“看到1分50秒，实在看不下去。有这么吹的吗？” 一年多后，当《来自星星的你》来到中国，将很多之前不屑于韩剧的人变为韩剧的拥趸，当从民间到庙堂，从少男少女到教授作家，都在谈论都教授时，安东尼的那番说词好像不再显得那么刺耳。 而亚洲之外，在美国，每月有500万人在网络上收看韩剧。在古巴，韩剧取代垄断古巴市场30年的巴西电视剧，成为最受欢迎的外国电视剧。 韩剧是什么？它为何能大行其道？很多文章密集地进行了分析，包括韩剧的制作规律、韩国政府对文化产业的扶持、韩国影视人的专业、敬业等等。 除此之外呢？ 韩国离我们如此之近，彼此之间的交往如此频繁，但我们是否真正了解这个国家？它以怎样的文化而形成一个专业词汇——韩流？韩国何以成为韩国？《中国周刊》为此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韩国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王晓玲。 韩剧就是给大妈们看的 《中国周刊》：你看过或听过《来自星星的你》吗？对它引发的狂潮，怎么评价？ 王晓玲：最初是听邻居提到这部剧，第二天送孩子上幼儿园，在出租车的广播里听到厦门一家公司为了让员工看到这部剧的大结局，而给员工准了一天假。我心想，这是一个什么东西？我就回来看了。看了之后，觉得还是韩剧呀，它不是突然改头换面了或是有什么大的突破。 《中国周刊》：平常会看韩剧或关注韩剧吗？ 王晓玲：我看韩剧并不太多，碰到热的才会去找来看，想知道人们为什么会喜欢看，也和很多不同年龄层的人谈过韩剧。 《中国周刊》：你得出的观察和结论是什么？ 王晓玲：韩剧最开始进来，中国人喜欢看，可能是我们两个社会的发展阶段和财富积累的阶段不同。我们看到它现代化，但是又没有扔掉传统文化，这让我们新奇。后来像《大长今》又掀起一次高潮。《大长今》将韩剧影响人群的外延扩张开来，男性、四十多岁的人也加入进来。 这之后，中国一段时间出现了“嫌韩流”，韩流也因此受挫。 现在，韩国文化又来了一拨。鸟叔、《来自星星的你》、《继承者》，这一波韩流让我们看到了韩国人对全球流行文化掌握得那么娴熟的这一面，而且又有自己特有的美丽。想一想，韩剧这么火，它基本上还是fashion，fashion比较吸引眼球。韩剧中的服饰和化妆都非常吸引人，特别是女性，可以说韩剧为韩国时尚产业乃至所有韩国产品做了广告。 《中国周刊》：韩剧的兴起引起很多评论，看韩剧还是看英剧、美剧好似成为一个划分不同的地位、品味、知识素养的标签，但是《来自星星的你》的粉丝中，我们看到了大学教授和作家的出现。这是一件有趣的事。 王晓玲： 我觉得中国自觉地为文化排队，自动地把欧美排在顶处，把亚洲文化列在文化的末端，我不同意这种观点。应该摒弃偏见，从多元的视角去看待不同文化。 应该说，韩剧满足了人的一种心理上的需求，它是一种疗伤的文化。韩剧没有那种很大的抱负，不像中国电视剧要反映某一个大时代，韩剧没有这种东西。 你说它不高档，但是韩剧就是给大妈们看的，它的受众就是普通的家庭主妇。 韩国女人很多是家庭主妇，一辈子照顾孩子、侍奉老公，生活圈子狭小而无趣。通过电视剧里的角色，她们得以窥探富人的生活，看到灰姑娘通过打拼实现阶层的上升移动，看到温暖的亲情、忠贞不渝的爱情，这会让她情感上有所满足，这是典型的现代社会的白日梦。 所以韩剧胜人一筹的是男主人公，那些完美男人的形象是女人们白日梦的主角。从生活背景和心态来说，这样的受众在中国以及其他国家都存在，这就是韩剧的市场所在。 中韩的儒家文化是不同的 《中国周刊》：你在韩国生活了七年，据你的研究和观察，韩国的社会共同道德是什么？儒家思想有哪些东西在韩国得到了保留和发展？他们构成了韩国人一种怎样的精神气质？ 王晓玲：我们总说，因为我们同属亚洲文化圈，所以我们会喜欢韩剧，但是现在欧洲人也看、美洲人也看，它真的宣扬的是我们所理解的儒家文化吗？它彰显的发奋图强、草根精神、忠贞不渝的爱情，这些东西其实是所有文化都追求的，但是韩剧确实展示了很多儒家的礼仪规范。 多年前，我做过一个中韩学生各3000人的对儒家文化的理解的调查，我发现，我们所说的儒家文化和韩国人所说的儒家文化，其实有着很大程度的不同。比如说，第一个问题，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什么？中国学生选的是学说和价值观，韩国学生选的是行为方式。 韩国人在社会互动之前，先把你定好位，装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体系里。比如敬语、尊称等等，一举一动，一个词、一句话，都在规范着你，对你的社会地位和行为进行界定。 韩国人有时也批评这是一种虚礼虚式，但其实不是的。在心理上，你向他鞠了躬，你的心态就会发生变化，会自然地尊重他，也许你不服他，但一次两次三次强化了，心态就会不一样了。然后人与人的互动内容也会随之发生改变。 调查的第二个问题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什么？中国大学生80%-90%回答：“仁”，但韩国学生回答：“孝”。 所以，在韩国，儒家文化在他们的呼吸里，在他们的行为里，以一种可见的形式保留下来。但在中国，儒家文化更加抽象。 比如说老人倒了之后该不该扶这个问题，这在韩国不可能成为问题。不要说该不该扶，地铁上有老人站着你坐着，随便一个比你年长的人都会过来骂你。高中生在车厢里唧唧喳喳说话，老人过来骂，你就必须听着，低下头。它是这样一个社会，长者为尊，有约定俗成的大家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和社会道德。你如果没做到，整个社会都会给你施加压力。 每次听到中国人对韩国人不屑一顾，说他们的文化是皮毛我们是精华时，我都会寻思，其实形式也会改变内容，它束缚着你的思维，改变着你的思维。当我们把形式一个个扔了，那跟这个东西也就慢慢远了。 《中国周刊》：中韩在民族感情背景下存在一些争端，这些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王晓玲：一个问题是中韩对东亚的历史认识不同。 古代东亚存在着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彼时的朝鲜半岛是这一体系的积极参与者。朝鲜民族曾经非常崇拜中华文化。他们认为中国是中华，自己是仅次于中华文化的，朝鲜是以此为荣的，特别是在明朝灭亡以后，他们就更骄傲了：中华文化只在我这儿，你那儿是蛮夷，我才是中华。 而从甲午战争后，中朝民众之间就没有相互了解的机会了。在这百年的时间里，中国与朝鲜半岛都经历了反殖民和迅速现代化的历程。在这一过程中，各自的经济社会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对中朝交流历史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 被日本殖民后，西方思想进入朝鲜，带来了民族国家的概念，带来了民族主义。朝鲜半岛的知识分子开始以民族史观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渐渐地开始贬低古代中国，批评朝鲜的“事大”思想，重塑民族英雄，把朝贡体系说成是一种被中国压迫的关系。与此同时，他们越来越强调朝鲜民族的优秀性，表现之一就是宣传传统文化的独创性和优秀性，在文化上“去汉化”。 在朴正熙时代，韩国的国史研究和民俗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因为韩国的压缩式的经济发展需要强大的精神动能。所以我们看韩国人的传统文化保护得特别好，这个工作从那会儿开始就在做了。当时还出现了很多关于韩国人国民性的研究，这些社会思潮都不断刺激、强化着韩国人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自豪感。 1992年中韩建交，中韩人文交流发展迅猛，这时候中国人忽然发现我们眼中的中韩关系与韩国人眼中的中韩关系完全不同。 韩国人现在非常自豪，觉得传统文化不落后于中国，现代流行文化也领先于中国，这让中国人觉得无法忍受。中国人觉得我至少还是你的文化宗主国，最起码在文化上你得“认祖归宗”，你是我的一个“亚流”，这是中国人的一个心态。 韩国人生活在圈子里 《中国周刊》：韩国人对形象的重视很是突出，这在韩剧里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样的文化特点是如何形成的？ 王晓玲：韩国是一个男尊女卑的社会，女性要讨男性的欢心，就需要以男性的审美观去获得自己的竞争力，因为资源都掌握在男性手里，久而久之，整个社会就都比较重视外表美。这种解释我们听得比较多了。 还有一种解释，韩国人都是生活在圈子里，而中国人的生活更“原子化”。韩国人讲三个缘：血缘、地缘和学缘，分别代表着血亲、同乡和同学。韩国人在他们的“圈子”里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很多。而且韩国人总是在比较，喜欢讨论别人的生活。在这种频繁的交往和比较中，自然会更加注重自己的形象。 《中国周刊》：在这些因素之外，你如何看待韩国文化对韩剧的影响？ 王晓玲：客观来说，韩国人的情感很细腻，审美眼光很别致。韩剧经常刺激你的泪腺，他们的服饰和家居装饰等都让中国人感到赏心悦目。他是一个感性的民族，有一种悲情的文化。相比而言，我们的情感描写会粗线条一些。 一个北大中文系的韩国留学生告诉我：“看中国人写的小说，总觉得没说透。好多东西没表达出来就过去了。”而我看韩国小说，常常备受折磨，男女主人公的情感，他们的烦恼和悲伤，总会让你肝肠寸断。 另外，韩剧人物一言一行中演绎着尊卑有序的东方文化，其故事情节非常符合普通大众的处世哲学和道德准则，向普通人传递着正能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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