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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先天缺乏协商精神

 超越梦想之上 2014-06-09

         中国人先天缺乏协商精神

   

秦亡后,在楚汉两方相持不下的那些峥嵘岁月里,   刘邦和项羽两雄隔着一条并不宽阔的鸿沟对峙着。这场历时数年的拉锯战,楚汉两军你来我往、相持不下,谁也无法一口吞掉对方。这场为独霸天下进行的人力、物力消耗战的背后,是双方数十万将士的生命代价和天量民脂民膏。在楚汉争霸期间一场场残酷的战斗中,刀光剑影、杀声震天、血流漂橹、残垣断壁、赤地千里,这样的历史场景,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轮番上演、几乎没有停歇。面对尸积如山的杀戮战场,心硬如铁的刘项二人似乎没有谁愿意通过协商、分权以减少无数生灵的涂炭残灭,以求和谐共存、与民生息。两军森严对垒的“楚河汉界” 之两边有时也会出现短暂而可怕的寂静,这寂静不过是暂时的等待,养精蓄锐、摩拳擦掌后等待着最后致命一击的殊死较量——大决战的到来。

 

传承有序的汉语言中,有许多鼓励与赞赏“决一死战”的谚语。如“一山不容二虎”,“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两雄不能并立”、“你死我活”等等。这属于典型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世界范围内,这种唯我独尊、不愿分享的特色思维并不具有普遍性。比如欧洲封建时代的君权,因受到贵族、教会、城市平民的影响制约而一直没有达到至高无上的“独霸”地位。由于来自各方面的监督制衡从没有消失过,西欧各国的权力更迭、政治改良甚至利益分配,都可以通过民主协商来达到相互妥协、让渡,最终以契约的形式来实现分权、分利的初衷,以和平手段完成变革。 大多不会像中国这样靠天翻地覆的惨烈军事手段来完成变革。即便中国的近邻日本,自唐以来不断模仿学习中国,奉中华文化为其文化的源头正溯,也没有像中国这样沉溺于“窝里斗”而无力自拔。古代的日本数次出现过两个天皇轮流执政的情形,每人执政一个月,期限一到立即自动让权,彼此相安无事。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社会、民生不会受到影响,避免了因争权夺利而导致的大规模流血争端,规避了不受监督的皇权的先天不足与种种弊端。如今,世界上实行君主立宪的国家还有三十多个,这样的国家有一个共同点:名义上的君主与实际执政的首相共存。这类国家大都长期没有社会动荡,没有尖锐的阶级矛盾,贫富差距也并不明显,官员廉洁高效,政治清明,国泰民安。

 

什么是协商精神?资料显示,在广义的政治领域,协商共治包括以下几种含义:

不论是敌对阵营还是同一阵营的关系而言,坚决避免矛盾激化、避免军事冲突,用沟通、谈判、互相让步的柔性手段来解决问题。也就是说,以和平、理性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化解矛盾、分享权力和利益。对一些非敌对的阵营,建立各种规则、契约(合同),在规则的框架内“游戏”、行事。在不影响社会民生的基础上,最大程度的避免流血冲突,实行权力、利益分享,轮流问政。协商精神细化到个人,比如朋友之间,开诚布公、不计前嫌、不计较一时得失,天大的事情都摆在桌面上谈。“先小人后君子”尊重契约,利益共享,责任分担,万不可“台上把酒言欢,台下猛使绊子”,见利益就上,见责任就推。或为了独霸而动用军事手段,牺牲千万人的性命。

 

而,历史经验和教训告知我们,中国人似乎先天缺失协商精神,更不要说利益分享、尊重契约了。自古以来,中国人解决矛盾的途径从来只有战争。诗仙李白论述道: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这位仁者告诉我们,兵凶战危,除非万不得已,不要轻言战争。其实对战争本身来说,协商也大有可为,并不一定非得剑拔弩张、刀头舔血不可。 春秋时期,通过沟通、谈判,“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范例也不少。遗憾的是,中国战争史上,协商成功“解民于倒悬”的事例实在屈指可数、少之又少。大多是遍地兵燹、“杀人盈野、杀人盈城”、遗尸千里、“白骨乱蓬蒿 ”的王霸之争,或波谲云诡、阴谋不断权谋诡诈、杀伐决断。连妇孺皆知的“鸿门宴”都闻不到一丝喜气,不是为了协商、沟通,而是杀机四伏、暗流汹涌,一步一个鬼门关,差点成了刘邦此生“最后的晚餐”。假若刘项二人心怀一点妇人之仁,愿意沟通、协商、交流、互利互惠,坐在谈判桌前倾心吐胆、达成共识,化干戈为玉帛,那么,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惨景就得以避免。楚汉双方数十万精壮汉子——从年龄到体力都处在最佳时期的民族优秀分子,其中一定不乏博学睿智的英才,就不会在无情的杀戮中灰飞烟灭、化为尘土。谁敢断定他们中就不会出现祖冲之、张仲景、蔡伦、孙思邈、张衡等这般天才人物?然而,无论如何,逝去的亡灵无法唤回,只有祈愿如今的国人学会反思,斩断尾大不掉的民族“劣根”,学会协商,学会分享,社会才能和谐发展,长治久安。

 

协商、分享精神的先天缺失,导致我们这个民族日益变得自私冷漠,“专门利己,无法利人”。中国人很难合作、 团结也就不难理解了。正如中国人喜欢“圈子文化”,看似喜欢团队合作,其实各有各的“小九九”。很多圈子都出现分分和和的状况,为了利益,一会儿一致对外,一会儿内斗不止,最终结果无一不是竹篮打水、两败俱伤。关于这一点,看似矛盾,其实还是有关中国传统文化、有内在逻辑可循的。中国人不愿协商、不愿让渡、喜欢权力、利益独占的民族个性似乎是与生俱来的。长期以来,权力与权威、军事权力与行政权威混为一体,合而为一,注定了中国的悲剧。这种喜欢独占、不愿共赢的民族性对一般世俗人际关系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社会人际关系之复杂、之难处人所共知,和这个民族的整体自私性不无关系。刘邦、项羽从兄弟相称到反目成仇,正是我们这个民族协商、妥协、分权、共享精神集体缺失之缩影。面对矛盾和利益,绝不沟通、决不妥协、拙于交流,以至于积怨越来越深,最终成为不共戴天的死敌。刘邦虽然从死人堆里爬出,笑到最后,但成千上万的牺牲者找谁去喊冤?面对一地森森白骨,丧钟又是为谁而鸣?

 

中国社会最应该集体反思的莫过于先天缺乏的协商精神,共筑互利、共赢、分享、团结、重契约精神迫在眉睫。这一先天缺陷成为我们这个古老民族一大劣根,浸入大脑与血脉之中,成了最为顽固的传统陋习。由此导致“窝里斗”是国人最令人痛心的顽症之一,它是中国传统政治难以治愈的“癌细胞”,也是中国人难以逾越的宿命。中国人因缺乏权力分享意识,不愿也不善于将权力拆解成若干部分,互相影响制约,以强化权力的有效性与廉洁性。乃至于朝廷与地方总是觊觎对方的利益,明争暗斗不断,在权力与利益的争夺中,人最宝贵的生命变得轻如鸿毛,贱如路边野草。在利益面前,非拼个你死我活不可。而不是水乳交融,互利双赢。这一难题从古至今都没有解决好,其实只有协商、分享才是解决这一顽疾的王道。政治的真正目的,并不是你死我活,你哭我笑,而在于协调公共事务,建立有效的社会运行机制和秩序,让大多数社会成员通过协商能享受相对公平的利益,取得应有的权力。绝非通过暴力手段独占鳌头,赢者通吃。孟子“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精髓就在这里!

 

历史即人生,人生及历史。历史好比一面镜子,照着我们的过去、现在、未来。如果将中国历史比喻成大海,那也是一片死亡之海。如果将中国历史比喻成一条河,那也是一条被无数亡灵鲜血染红的长河。中国历史在没有人性的野蛮杀戮中倒退,在杀戮中轮回,只因中国人之协商精神遥不可及,任何一点点理性的声音都被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连回声都没有。中国人迈向文明、协商、平等、均富的现代社会的脚步比其他民族来得更为艰辛、更为反复,更为不易,病根皆在不喜协商。“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今天从来都是过去的重复,读懂了我们的过去,未来的我们就不会无数次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了,无数的人们也不会做争霸的工具,作无谓的牺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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