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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策论”考试与现代“申论”考试的比较研究

2014-06-10  yebangxing

古代“策论”考试与现代“申论”考试的比较研究

(2009-07-28 15:5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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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分类: 研究论文

古代“策论”考试与现代“申论”考试的比较研究

           

摘要:“申论”在2000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录用考试中正式成为公共科目之一,“申论”考试是对古代“策论”考试的继承和发展,一方面“申论”借鉴了古代“策论”的实用性,另一方面“申论”又有与时代密切结合的创新性。从对策、射策的设置到“申论”对应试者各方面能力的考核,可以看出我国选拔人才方式的发展变化。古代“策论”考试与现今“申论”考试的比较,对大学生的公务员考试尤其是申论考试有重大指导意义。

关键词:策论  申论  比较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与之相对应,人才选拔制度也源远流长。从汉朝的察举制到今天的公务员考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阶段,古代科举考试中的“策论”考试在人才选拔方面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虽然“策论”考试在每个朝代有不同的特点,但作为一种考试科目它在不断地完善。现今的“申论”考试,一方面借鉴了古代“策论”考试的优秀传统,另一方面又在创新理念中寻求最佳的考核方式。

一、          什么是“申论”考试

“申论”考试是国家机关选拔工作人员的一种考核方式,也是待业者选择的就业手段之一。从20002008年的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的申论试题来看,都是给定大量的文字材料,要求应试者从材料中发现亟待解决的问题,从各方面综合考虑进而提出解决问题的策略,同时论证策略实施的可能性。公务员考试大纲就明确指出:“申论”主要通过报考者对给定材料的分析、概括、提炼、加工,测查报考者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申论”涉及的信息量大、知识门类齐全、考核的能力全面,是现阶段选拔人才的有效途径。

2000年“申论”作为公共科目之一正式成为公务员考试的重要组成部分,八年来在选拔机关工作人员的考核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公正性、实用性、优越性也日益凸显。在这之前,公务员考试中并没有“申论”考试,代之的是传统的写作,因此这种转变也显示出“申论”对应试者新的更高的要求。传统作文经常是给定写作的题目,应试者根据自己对所提供题目的理解去阐发论述,这样可以天马行空地去构建与题目相关的完美答案。应试者可以以独特的立意取胜,可以安排精巧的叙述框架,可以以灵气活泼的文字脱颖而出。政府工作机关职能的转变,对工作人员熟悉业务、处理问题、作出决策的能力要求更高。而传统的作文考试并不能很好地考核报考者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给定题目的写作考试不能适应政府工作的发展,在选拔人才的过程中也未能充分体现公务员考试的公正性。“申论”以内容丰富的材料为平台,让应试者在具体的社会事件中找出问题并拟出实用的工作方略,自然体现出应试者在该职能部门的工作能力,因此“申论”便很快在全国各省市的公务员考试中崭露头角。现在“申论”考试已经成为各种类型的公务员考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策论”考试的产生与发展

(一)什么是“策论”考试

“策论”作为选拔人才的方式最早产生于西汉初年。汉文帝十分重视选拔人才,颁布了由州、郡等地方长官到朝廷的自下而上的察举制,推选德才兼备的人才进入统治阶层。汉武帝初即帝位,便诏令垂相、御史、列侯、二千石等“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当时对孝廉、秀才的考核方式便是“策论”。“策论”包括“对策”和“射策”,“对策”是考核者在面见人才时当场提出问题,应试者临时应对,实际上是一种口头形式的公开对答。汉文帝十五年,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当时有几百人被举荐,文帝亲自以策论考核,根据临场的对策优劣为贤士授予官职。董仲舒就是因为在汉武帝向他询问国家大事时提出著名的《天人三策》而得到赏识的。“射策”是采用书面作答的形式,负责察举的官员把涉及国家或民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的问题写在策上,并且密封试题,应试者先抽签选定题目再作答。《汉书·萧望之传》对“射策”和“对策”有详细的论述:“射策者,谓为难问疑义,书之于策,量其大小,署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显。有欲射者,随其所取,得而释之,以知优劣。射之言投射也。”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议对》:“又对策者,应詔而陈政也;射策者,探事而献説也。言中理準,譬射侯中的。二名虽殊,即议之别体也……对策者,以第一登庸;射策者,以甲科入仕。”汉朝时文字一般是写在竹子拼凑的简策上,所以这种考试方式便被称为“策试”,而书之在上的治国思政的政论文也被人们称为“策论”。

     (二)古代(从汉到清朝)“策论”考试的发展历程

“策论”自汉朝产生之后,便以其独特的考核功用和实用价值受到统治者的亲睐。州、郡长官物色贤才、孝士,再按照朝廷分配的名额向中央机关推荐,统治者一般都是采用“对策”和“射策”两种形式对被举荐者进行考核。通过这种方式,汉朝选拔了许多德才兼备具有治国才能的贤臣。贾谊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贾谊学识渊博,十八岁便负有才名,河南郡守吴公十分赏识其才华,遂向汉文帝推荐他。面对文帝提出的治国疑惑,贾谊侃侃而谈、滔滔不绝,由此贾谊受皇帝赏识被任命为博士,并很快被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过秦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深刻地分析了秦朝灭亡的原因,批评汉承秦旧习;《论积贮疏》是发展经济、增强国力的政论文,它指出 “背本趋末”的现象对统治者不利,主张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发展农业生产,加强粮食贮备,稳定人民生活。贾谊在这些策论文中提出了很多治理国家、发展经济的策略,从而把“策论”考试与国家事物的处理紧密地联系起来。

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的是九品中正制,州、郡仍然可以举荐人才,其评议人物的标准是家世﹑道德﹑才能三者并重。有道德和有才能的人被举荐之后,“对策”依然是必须通过的考核环节。而且“对策”自始至终是当时选拔人才的唯一的考试文体。[1]南朝梁萧统《文选》的三十九种文体中,就有策、对问和设论等专章。隋朝开始实行科举制,以分科目考试的方式选拔人才。开皇三年(583年)隋文帝曾下诏举“贤良”。大业年间,隋炀帝设置明经,进士二科,并以“试策”取士,“近炀帝始置进士之科,当时犹试策而已。”(旧唐书·杨绾传)这足见策试在科举考试中的作用。唐朝承袭了隋朝的科举制度,并且在科目和人数上将其扩展。唐朝考试科目分为常科制科,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常科也沿用了隋朝的明经、进士二科,都涉及到“策论”考试,制科则更多地采用试策。虽然唐朝诗歌繁盛以至有“诗赋取士”的说法,但是应试者也十分重视“策论”,他们除努力提高写作诗赋的文学才能外,还尽心揣摩策论的要义,以便顺利地通过科举考试。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和元稹曾经为应对“策论”考试,专门对“策论”考试的形式、特点、处理方式进行分析和训练,即“将应制举,退居於上都华阳观,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然后写出了七十五篇《策林》。议兵、选将帅之方、御功臣之术、议封建论郡县、议井田阡陌等策论都与政治生活密切相关,同时他们还针砭时弊、献治国方略。

科举考试到宋朝已经形成很大规模,考试科目和人数都得到进一步发展。宋初沿用唐朝的诗赋取士,有常科、制科和武举。当时科举考试中有一种特例叫特奏名,这是针对那些屡考不第的应试者,他们可以在皇帝策试时申请参加附试,以期在策对中被皇帝认可和赏识从而获得官职。由此观之,策试在宋初的考试体系中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宋神宗时,王安石对科举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他提倡通经致用,熙宁八年,神宗废除了诗赋、贴经、墨义的考试,以策试取士代替诗赋取士。策试成为宋朝科举取士的最主要的形式,统治者侧重考察应试者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要求把理论知识与治国实践相结合。宋《文苑英华》卷351至卷379有“杂文”一类,收录“问答”、 “辨”、“论”、“骚”、“杂说”、 “赠送”、“箴’、”诫”等体式,其中策问和对策有30卷之多。北宋苏轼是有名的文学家,他以词和赋闻名于世,但他针砭时弊、建言政治的策论文也颇有名气,许多进京赴试的考生都把他的策论文作为范例仔细研阅,时人称为“苏体”。他的奏议、进策、史论等,大多与政治生活有密切关系。如《进策》二十五篇、《思治论》等深刻地揭示了宋朝存在的社会矛盾,并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

明清时期为了进一步钳制人们的思想,科举考试一步一步地狭窄化。明朝把考试内容固定化,形成一定的形式,叫“八股文”,实行八股取士。“策论”也不例外,同样在体式、内容、语言等方面有严格的要求。“策论”的实用性和对治理国家的积极意义在此时受到很大的影响,“四书”、“五经”的教条甚至对处理国家事务会产生负面效应。虽然如此,但“策论”在明清时期选拔人才的考试中依然存在,并且继续实现着它的价值。明清时期的科举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个阶段,而策试主要设在乡试和殿试这两阶段。《明太祖文集》二十卷分十八类文体:曰诏,曰制,曰诰,曰书,曰敕命,曰策问,曰敕问,曰论,曰乐章,曰乐歌,曰文,曰碑,曰记,曰序,曰说,曰杂著,曰祭文,曰诗。其中策问、敕问、论都是重要的文学形式。清朝又增加了诗赋的考试,出现了五言八韵的试帖诗,但策试没有被改动。《清史稿》中有关于“策论”考试的记载:“二场论一道,判五道,诏、诰、表内科一道,三场经史时务策五道。”“康熙二年,废制义,以三场策五道移第一场,二场增论一篇,表、判如故。”光绪二十七年,张之洞认识到八股取士的空洞,主张改革科举制度。“乡、会试首场改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其他考试例此。”(清史稿·志八十三)因此策试在科举中的作用被凸显出来。民国时八股取士的弊端渐渐地显露出来,那种引经据典的教条式选拔离变化的社会形势越来越远。许多有识之士都在尝试改革科举制度,建立新的实用性较强的考试体系。于是废八股而改“策论”的革新措施应运而生,开始出现洋学堂。1902年的乡试是废除八股文后的首次乡试,全国共有12省开考,基本上是以“策论”的形式考核。如顺天的考题为《宋仁宗诏天下州县立学行科举新法论》就是一道与时俱进的策论题。新式教育设置了很多时务性较强的课程,更多地培养考生对历史、现实知识的综合运用和融会贯通,“策论”成为选拔人才的最有效途径。

纵观“策论”的产生和发展,可以看出“策论”一直存在于我国选拔人才的考试体系中,而且在每个朝代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时代的更替、社会的发展,“策论”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优势越来越明显,从而在科举改革中进一步得到完善。中国古代的“策论”考试对世界的教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公务员招生制度都借鉴了我国古代的“策论”考试,最有代表性的是法国。我国现今的“申论”考试就是在汲取古代策论立意的现实性、解决问题的策略性优势的基础上,兼容世界各国选拔制度的合理性而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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