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人们从不同层面围绕创新社会治理、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作出了较为深入的讨论和分析。但是，总体上看，人们关注较多的仍是社会治理的体制架构、运作策略、治理方式等议题。事实上，真正影响社会治理的深层次问题并不仅仅在于此，更在于它的社会基础。这种社会基础简而言之就是影响社会治理进程的“信任”根基。实践表明，紧密的交往纽带和积极的信任互动共同构成了社会治理须臾不可或缺的社会基础。如果将社会治理视为一种博弈，那么缺少信任支撑的博弈必将是零和博弈，甚至是负和博弈。社会治理既不能根据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来推动，也不能一味依靠妥协让步来维持，而必须以互惠合作和信任支持为基础。
缺乏诚信成为当前社会治理的突出短板
对于社会治理而言，信任之所以如此重要，最重要的原因莫过于它有助于实现社会治理的最终旨归——建构社会秩序。早在2500多年前，政治学鼻祖亚里士多德就开宗明义地说，城邦是若干家庭和种族结合而成的保障优良生活的共同体，以完美的、自足的生活为目标，这就是幸福而高尚的生活。时至当今，过上幸福而高尚的生活依旧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指向。尽管对于何以达致幸福而高尚的生活，不同的人给予了不同的阐释，但是在纷繁复杂的争论中仍有一个基本共识，那就是只有在有序的社会中才能够过上幸福而高尚的生活。秩序固然重要，但是构建秩序的道路并不平坦。因为现代社会是一个异质因素非常鲜明的多元化社会，基于不同的思维观念、价值判断和需求偏好，人们之间难免会产生矛盾和冲突。对此，真正有助于从深层次合理调适不同需求进而构筑良好社会秩序的根本在于夯实信任根基。信任之于社会治理，犹如空气之于人的呼吸和命运。一旦信任受损，社会有机体就会遭受瓦解，进而难以形成凝聚力，良好秩序的局面将难以出现。
然而，一个不可回避的客观现实是，如此重要的信任却成为当前社会治理的突出短板。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发布的《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显示，当前社会的总体信任指标在进一步下降，已经跌破及格线，超过七成人不敢相信陌生人。曾经广受尊崇的医生、教师及法律工作者，其职业声望和社会信任度也在急剧下降。老人摔倒后的“无奈纠结”更从深层次说明信任的匮乏程度已经严重到侵蚀道德底线的层面。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不愿意相信陌生人，总是习惯用迟疑的目光和不信赖的心态面对周围的人和事。在陌生的城市，面对求助者渴望的眼神，很多人仍是唯恐避之不及，担心一不小心就会掉进“陷阱”。缺乏信任的社会无形之中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都是戴着“有色眼镜”，心存芥蒂，人们都喜欢将自己密闭在狭小的空间里，“敞开心扉”似乎只是一句永远正确但很难付诸现实的期许。与社会信任缺失相对应，政府信任同样不容乐观。现实生活中，既可见囿于公共政策缺乏稳定性、可持续性，公众随之产生对法律、法规、政策的制定及其执行情况的疑惑和忧虑，更可常见公共权力执行者在公务活动中的态度傲慢、能力欠缺、办事拖拉、效率低下，甚至是违背行政伦理与职业道德，丧失个人品德，导致公众对政府的不满和失望。可以说，当前政府信任下降已经很明显地表现在公众对政府价值背离、行为失范、绩效偏低等问题的忧虑、不满乃至愤懑，而且日渐呈现出明显的交叉性、结构性、累积性和系统性特征。这一切均说明，在“大转型”的背景下，倍感珍贵的信任日渐式微和不断缺失，已从最为基础的层面构成了对社会有效治理的直接障碍。
推进四项工作促进信任生成
在信任如此重要的情况下，促进生成信任自然成为一项重要工作。当前亟待推进四项基础性工作。
培育良好的公共精神。公共精神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精神内涵，它是现代公共领域的道德准则，是公众为公共利益而行动的气质特性，它能够引导公众形成理性沟通、诚信相待和互敬互爱的精神品质。但是，公共精神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形成的，也不是单纯的知识学习就可以实现，而是需要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中慢慢累积，要积极鼓励和引导公众从参与社区日常治理等小事入手，让其体会到参与公共生活不仅是其权利，而且也是应尽的义务，并在参与中体会到理性沟通、相互体恤的魅力和价值。
推动民主政治建设。民主政治有助于信任的生成，因为它可以促进官民互动，进而实现合作、共赢。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当前在广大人民群众民主意识和民主技能日渐提高的情况下，信任建构无疑离不开民主政治建设。从笔者调研情况看，当前基于民主政治建设角度来建构信任，需要健全完善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展民主渠道，充分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以为建构政府与公众的信任关系提供多元化的生成机制。
妥善协调各方利益关系。在利益诉求日渐增多、矛盾纠纷不断产生、社会阶层逐渐分化、人际关系高度复杂的时代，能否妥善协调各方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成为政府赢得普遍信任和广泛支持的利益基础。因此，必须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和信息搜集机制，引导公众通过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途径，理性表达自己的正当利益要求，从而妥善和及时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密切政府和公众之间的联系。
规范公共权力。“一切有权力的人都会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道理。”此言虽极端，但权力的异化必将导致不信任的产生和蔓延。无论是西方国家的经验教训还是中国的历史经验都表明，唯有“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才能从根本上遏制权力为恶的可能，继而赢得公众信任。限制权力首先离不开制度建设，因为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具有约束力。但是，与制度建构相比，提升制度的执行力同样重要。如果制定起来的制度得不到很好的落实，同样没有效用，有时甚至不如没有制度。因此，对于权力制约来说，建构科学合理的制度和提升制度执行力同为重要。
当今时代社会各个方面变化疾速，问题纷纭复杂，任何一个组织、个人都有如何应对未来的问题。关注这样的问题，而且关注它和人类整体命运的关系，是当今世界学者的使命。但是经过比较我发现，中国的学者更多地关注当前的问题和说法，而我接触的欧美一流学者无不深切关注上述大问题，奥托就是其中之一。关注问题的层次，决定了学术层次。中国如果要出理论和学术大家，学者非去关注大问题不可，否则我们的学界就会充满小家子气，加上过度地关注金钱，就会非常俗气。小家子气和俗气加在一起，如何能担当这个国家和世界赋予的使命，如何能在国人和世界学界面前挺起脊梁？关于如何摆脱掉俗气，可以看看奥托这本书，看看人家关注的是什么问题。
作为中国的作序者，我想应该对这本书作一个简单的导读。
奥托这本书说了什么？他说我们以往的学习只是关注过去，学习过去的经验和知识，而在信息化、全球化和高新技术时代，注意力必须放在未来上，“向正在生成的未来学习”，以应对复杂性的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我们的思维方式要随之转变。如果不完成这种转变，就无法赢得未来，只能陷入被动。
有趣的是，奥托这本理论的书是从自己小时候的一件遭遇开头的，给读者首先讲了一场令其家产荡然无存的大火，而大火却让他自己在惊呆的同时，思维时空发生了转变，如同涅槃。他说每个人的思维都有盲点，“盲点，指的是通常被我们忽略的一部分认知，是个人或社会体系运作的内在发源地或源头”。这场大火让他直悟了平时忽略的盲点。他认为，我们对问题往往只关注现在的状况，而经常忽略根本，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必须从眼前的问题中跳出来，回到原初，回到问题之根上。
回到原初是为了更好地关注未来，要有“对未来的正在生成的模式的觉知”。“未来的正在生成的模式”大体相当于中国人语言中指的正在显现萌芽的“新生事物”。他认为向过去学习只是“复制前人已有的思维模式，被锁在这种模式里面，所以我们不能创造”。
怎样才能从这种不断复制的思维模式中脱离出来？奥托给出的办法是放下你原有的习惯性思维，他将这称之为“暂悬”。然后，奥托给出了三件创造性的工具：开放的思维，开放的心灵，开放的意志。“我建议开发一种新型的领导技术，该技术建立在开放的思维、开放的心灵和开放的意志——我们每个人都有的'三器’上。我们不仅要在个人层面上，同时还要在集体层面上培养这些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奥托特别强调人的“注意力结构”是在“注意力场”中形成的。所谓注意力场，并不仅仅指你在关注什么，而且是指你如此这般关注，是被背后什么样的因素及其关系所左右的。因此要改变注意力结构，就要从原来的“场”（大体指整体环境和情境）中跳出来，跨越边界进入到新的“场”里面。那么作为领导者应该怎么办呢？“高绩效组织如想取得进一步发展，领导者必须把注意力的焦点从过程转移到'空白画布’上。他们必须帮助人们接近激发灵感、直觉、想象力的源头。就像站在'空白画布’之前的艺术家们一样，当今商业环境中的领导者必须具备能力改变组织，使其员工在个人和集体层面上都能感知并清楚地描述正在生成的未来。”
沿着“注意力结构”问题，奥托指出当今世界的各种组织机构往往存在导致注意力缺陷的盲点，他认为机构盲点同时包括领导力和结构两个方面：“从结构观点看，盲点涉及一个事实，即大多数机构发展的关键问题在组织层面无法得到解决。今天的组织往往过于庞大，以至于无法处理可以在本地得到更好解决的小问题；或者过于微小，以至于不能恰当地解决必须在价值创造的大生态系统中考虑的大问题。”他进一步指出：“出现这种情况意味着缺失了'跨界的场所’，在这样的场所里，我们能够在所有关键的利益相关者中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包括供应链成员、顾客、社区、投资商、创新者以及现有系统中那些边缘化和没有发言权的利益相关者。这就是当今机构的盲点。”这段话使我们很容易想到杰克·韦尔奇的“无边界组织”，奥托显然继承了韦尔奇的理念，并试图进一步从系统的角度，把各个组织的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和智力作为资源而加以整合和开发。奥托认为从整个社会看，诸多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在于“社会的盲点表现为缺乏能够有意识地从想要生成的未来运作的跨界行动团体。我们看到的只是特殊利益群体，和三种试图用单一方式解决当今问题的原教旨主义。这个盲点还妨碍我们把问题矩阵视为一个整体”。也就是说，跨越利益和组织的边界，共同研讨和解决问题，是组织、社会乃至世界和谐的出路，才能创造新的世界。
令人感兴趣的是，奥托在分析社会的创造机制的同时，还指出社会也会形成一种值得警惕的破坏机制。“正如在当下感知的U型空间阐明了创造机制一样，脱离当下的黑暗空间反映了破坏机制。”按奥托的分析，之所以说这种机制是破坏机制，是因为它是压抑和毁掉人的创造性的，是社会的一种变态。我们要时刻警惕这种破坏机制的形成和起作用。
创造机制就是要让人从已有的窠臼里面跳出来，去面向未来思考问题。“只有当思想元过程的力量冲破……固定模式和的阴影，人们开始联系外界的真实进展状况时，觉醒才得以开始；当我们开始连接到周围的其他人，以及与之类似的情境与感受时，就会获得一双翅膀，带领我们逃离自己心智模式的枷锁；最后进入火焰的最深层源头。在本质上讲，真实思考就像纯粹的火焰，创造力的火焰。”如果不能学会跳出来看问题，没有掌握跳出来看问题的方法，那么这本书就白读了。
大约自1970年代起，美国流行未来学，也流行面向未来的思维方法，因此出现了如托夫勒、奈斯比特、阿尔温、亨廷顿、弗里德曼等等一大批未来学家，同时也出现了一大批研究面向未来的组织和思维的学者，彼得·圣吉和奥托都是其中之一。这些面向未来的学者倡导的思维方法有什么特点？2009年，美国《世界经理人》杂志在上海搞的“世界管理大师面对面”活动上，和“学习型组织理论之父”彼得·圣吉（此书另一位作序者）对话时，我曾经用《西游记》来打比方：新的思维就像孙悟空，能够跳出来看问题，能够集中大家的智慧，能够深入下去研究问题，最后能够从根本上漂亮地解决问题。而与之相反的是猪八戒式的思维：禁不住眼前美食和美女的诱惑，只会就事论事看问题，因此总是不断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我们面对未来，就应该像孙悟空一样去跳出来看问题。U型理论倡导的就是这种思维方式。
有必要提醒一下，读西方的学术著作的时候，不要学了概念，丢掉了其方法，因为外国人最善于做的是把概念变为方法。这恰恰是中国人所欠缺的。长期以来，中国人追求的是道，而不是法，因此重视道理而不重视操作。要弥补这个缺陷，我们的读者还是要“耐烦”一些，认真看看人家的操作方法，从中或许有很多启示。也许有的方法，深入研究后还可以长期使用，大有裨益。
奥托·夏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组织学习运动先驱，当下研究所的创始主席。同时也是赫尔辛基经济学院创新与知识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心灵篇》一书的合著者。奥托较有影响的著作是《U型理论》，已被翻译为多种文字，并有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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