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说张佩纶的“密函”
□赵鹏
读到2014年3月5日《文汇报》所刊谢俊美先生的《从“一纸飞鸿”看张佩纶——关于张佩纶致李鸿藻密函的解读》，甚感兴味。谢先生是中国近代史专家，对于近代人物史事烂熟于心，故能于那封密函的背景因由抉隐索微，言之娓娓，既丰富读者的相关知识，也激发同好对那段历史的关注。我也是因此而引起兴趣，想作更多的了解，才去查阅一些资料的。只是阅读过程中有一些想法，颇愿写出来，或能作为谢先生文章的补苴。自维谫陋，续貂乏才，只希望浅见能让那封信的解读更完满一些。 首先想说的是这封信的定性。从内容来看，这无疑是一封道道地地的攻讦张謇的小报告，写这种内容的信，通常是“不足为外人道”的，将它定性为“密函”，想来就是有见于此。不过这里仍有疑问，因为一般通例，密函的作者是不在信上署自己名字的。犹如谢先生文中所举的“名心叩”、“付丙”之类，都是密函署尾的常见格式，前者谓名字心照不宣，后者嘱咐对方看罢则付火烧毁，都不出现己名。可是张佩纶的这封信末，却是署上了“蒉状”，说明他并没有想隐讳自己的名字。 至于更可认为这信不属于密函的，是看到张佩纶《涧于集·书牍》卷五，全文收录了这封信，标题就作《致李兰孙师相》，没有密不密的事。《涧于集》虽说刊于张佩纶去世后，但这些书牍还是依据了家中所存的底稿。如果真是密函，怕也不会存底为以后留个话柄的。 其次是写这信的时间。谢先生判断这封信写于中日甲午战争已经爆发、和战两派已成水火之际，认为写信的背景是：“李鸿藻在军机会上‘抗论，谓合肥有心贻误’。翁同龢力赞其说：‘高阳（指李鸿藻）正论，不得谓非贻误。’要求对李鸿章进行‘严议’。”观《翁同龢日记》，李鸿藻“抗论”并得翁同龢赞同之事，发生于光绪二十年的农历八月十八日。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李鸿藻“抗论”的七天前，内阁已抄上谕，准御史端良奏，着李鸿章即行将张佩纶驱令回籍。其被驱逐离津的原因，则是以革职官员的身份在李鸿章府中“干预公事，屡招物议，实属不安本分”。可见把这封信定在这么一个时间段里是不妥当的。 其实细绎信文，其中并未曾有一语涉及战事，相反却于信的劈头指明其状元身份，所以我觉得这信应该写于中日开衅之前，而且最为符合的时间则是张謇考中状元的不久。张謇于本年三月通过会试，四月二十四日获中状元，次日传胪授翰林院修撰。参考信中揭发张謇夺魁后的举动，则写此信的时间似当在五月初为宜。 这个时间从《涧于集》里也可以佐证，此集的“书牍”部分是按时间为次编排的，本信之前一为《致陈弢庵阁部》，后一为《致王廉生太史》，内容都涉及试事，由此也能推知这些信都写于试后不久。再看张佩纶的《涧于日记》，本年五月初十日记有“为高阳草《会试录前序》”，次日又记“寄复高阳书”。这里所寄的复书，最有可能就是本文所谈的这封信。 张佩纶在代李鸿藻写的《会试录前序》里，曾说到对于试子“去取之间慎之又慎，深惧或有遗贤”的态度，并对中式的贡士期许甚殷，表明自己是在“选真才以应朝廷侧席之求”云云。这科会试张謇仅获第六十名，还不太引人注目，不想接下来的殿试却独占鳌头。原来通过传闻就对张謇没有好感的张佩纶，因代笔而一时触及，故忙不迭地向李鸿藻揭短而劝其疏远，这也是很合常情的。 至于《涧于集》里称此信为“致”，而日记却称为“复”，看似有矛盾，其实也有原因。我们看信的原件，其中并没有收信者的称谓，也未署具写信的时间，说明它本是一封信的附言，而正信或许就是回复李鸿藻属其代作《会试录前序》之事。编入《涧于集》时，由于只是附信，已非“复”的内容，所以才改成为“致”。 关于张佩纶所揭张謇与张詧干没军中饷银之事，谢先生只说是因黄仕林等先前对吴长庆关爱照顾张氏兄弟心存不满，故于吴氏病逝后，特意设计出的一幕勒索迫害。这是一种大而化之的解释，颇难让人明其究竟。张謇的自订年谱和日记里都对此事有记述，年谱记得简略，在光绪十年闰五月二十一日记吴长庆病卒后，接着云：“军事在朝鲜者，由吴提督兆有继统，在金州者，由黄提督仕林继统，宾客星散。彦升以公先有赠予五百金之手谕，因索三百金先去。皖人某甲，又以公有幕客各赠薪水三月之遗示，不及候代任，亟向粮台索取，且欲例外多取，粮台不可，则群怨袁恕堂（鸿）。袁开县人，颇孤立。叔兄(张詧)谓其无他私弊，众因迁怒叔兄，势甚汹汹。余与诸方反复晓譬，七月事乃明白，余先归。”日记里的记述要详细得多，而推原其故，张謇认为实是吴长庆夫人与黄仕林“析利校财，皆有各据之势，特借司会计者以为用”，借着追索原本吴长庆亏累的饷银，弄得“其时人人以筱帅去世，叔兄不在金州，一切过失皆丛于恕堂，而以为叔兄必知情，非两人赔累若干，必不足以平群小之气”。弄得最终两人赔出若干，事情才得以罢休。此事虽说与张謇并无直接关系，但还是难免庇护之嫌，所以被张佩纶拿来说事，多少还有点缘由。 不过说张謇家中张挂潘祖荫、翁同龢的书法是意在“傲人”，那就未免有点罗织。潘、翁都是张謇的恩师，且工书法，家中厅堂里挂他们的作品难道只是为着“傲人”？至于反映张謇告诉人，说李鸿藻于试后为未曾过高评价其试卷而致歉，并且称呼其为先生，张佩纶认为李鸿藻“断不学此时派”。我觉得这正是一种辞令，是逼迫李鸿藻为此而疏远张謇。其实，见面称声先生，也只是那时官场的一种客套，翁同龢如此称张謇，李鸿藻也未尝不可，只是被张佩纶如此特别提起，他即使有也不想认了吧。 还有两人，也是无端地“躺枪”于张佩纶笔下的。一个是甚为张氏鄙夷的徐琪，这个名字在编入《涧于集》的那封信中是以两个方框代替的，可见编者也觉得要隐讳一下。但是看张佩纶的日记，写信前后的几个月内，他竟与徐琪保持着颇多的来往。既然心存厌恶，又何以要如此来往，真令人不解。另一个则是与张謇并居“通州三怪”之一的范当世，那时张佩纶与范当世一个东床一个西席，都在李鸿章府中出入，不知何以也顺便给捎带上了，由此似能感到其人的不太厚道。 比较有意思的是，张謇应该看过这通“密函”。因为他在民国十二年初曾读到《涧于集》，并且在日记里作评价说：“自是峭直刻深一流，然敢决有为，当时信隽才也。”当年张謇未必知道张佩纶打他的小报告，但此刻还能说出如此公允的话，则其人之磊落如在眼前。对比起来，这两位同是张姓者的心地，也就判然可鉴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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