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宋迈克
引言 有些年份无论在法国史还是世界史上都不那么容易被遗忘。1789是其中之一：在这一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为随后两百多年中关于人类历史的争论提供了几乎所有养料；1968也是：这一年，社会运动遍布全球，而法国再次成为反抗运动的核心。 这一年，美国黑人的非暴力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被害，黑人群体出离愤怒进而暴乱；这一年，苏联的坦克开进布拉格，推翻了为向人民呼声做出让步的政权；这一年，德国学运领袖遭到枪击，三十多个城市数百万学生上街与警方激烈对峙；这一年，墨西哥当局为了奥运会顺利开幕，在特拉特洛尔科残酷杀害了数百名示威者；这一年，爱尔兰的民权运动在德里和贝尔法斯特遭到镇压，为运动走向武装化埋下火种；这一年，意大利的学运和工运在这一年紧密融合，大罢工的成功让工人与当局的对抗中赢得了权益…… 而这一年全球社会“地震”的震中，在法国，在巴黎。 从学运到工运——空前绝后的自发社会运动 真正意义上的五月风暴，是从巴黎西郊的楠泰尔大学（Universitéde Nanterre）开始的。5月2日，楠泰尔大学的学生在“3月22日运动”（Le Mouvement du 22-Mars）的组织下展开了一场反对越战的抗议，一些课程被迫停止，校方决定将学校关闭。同一天，学运领袖达尼埃尔·科恩-本迪（DanielCohn-Bendit）被司法审查。这些事件促成了学运的蔓延。从3日起，抗议活动便一浪高过一浪。学生们多次和警察发生对抗，街垒一次次被筑起，而最激烈、影响力最大的一次对抗，发生在5月10日至11日夜间。 10日白天，五万人在巴黎街头游行，其中有五千中学生加入，国营电视台报道示威的节目被禁播。晚上，警方在圣日耳曼大道和圣米歇尔广场封路，试图包围学生以便进攻。学生于是开始建造街垒，围起“自由区”——指示牌、栅栏、汽车、工地上的建材、水泥袋、脚手架等等，都被学生用来筑街垒。11日凌晨2点，共和国保安队接到命令开始进攻，一场巷战开始。警察向一个个街垒投掷催泪弹，用警棍袭击视野中所有出现的人——学生、工人乃至纯粹的过客。学生则拾起手边所有的所有东西——石块、未爆炸的催泪弹等等——掷向警方。对峙持续了4个小时，直到凌晨6点，警方拿下全部街垒，驱散了全部学生。数百人受伤，五百多人被逮捕，近两百辆汽车被烧毁。 拉丁区的街垒 11日，总理乔治·蓬皮杜（GeorgesPompidou）从阿富汗访问归来，决定作出让步，答应学生的要求，重新开放索邦。但这似乎为时已晚。面对警方的暴力镇压，几大工会的领导决定为了支持学生，在13日发起罢工。而舆论也在10日夜晚的街垒战之后倒向学生一边。现实中，解决这些草草筑起的障碍物对警方来说并非难事，但从象征层面上说，街垒成了“五月风暴”的符号：它把戴高乐主义者变成了凡尔赛分子，而学生们则成了公社社员！ 5月13日的游行是二战结束后巴黎最大规模的游行，工会方面估计有上百万人参加了当天的参与，警方则只承认有20万。工会代表和学运领袖并肩出现在游行中，游行队伍的标语包括“学生、教师、工人团结起来！”“十年，够了！”“永别，戴高乐！”等等。 当街垒巷战转为和平示威时，当局认为这场运动已近尾声，没有安排警力阻止游行，当晚学生占领索邦、升起红旗也没有收到阻拦。而法共和工会方面也是如此认为。他们觉得示威的顺利结束证明了他们对大众的领导能力，他们已经获得足够的政治资本，下面就要进入政治层面与政府的协商谈判了。然他们所预期的整个运动的退潮却并未到来。相反，一场学生运动将迅速扩展为一场遍布全国的政治社会运动。 5月13日游行 5月14日，南方飞机公司（Sud-Aviation）在布格奈（Bouguenais）的工厂里的工人发动罢工。这一事件并未引起法共和工会们特别的重视，但随后几天中，雷诺-克里昂（Renault-Cléon）、洛克希德-波维（Lockheed-Beauvais）、雷诺-弗兰（Renault-Flins）等工厂先后罢工。很快，全国的雷诺工厂、全国的航天企业等几乎全部瘫痪。罢工运动继续延伸到了巴黎和诺曼底地区的冶金行业、西部的造船厂、铁路、银行、保险、印刷……到5月22日，停工的人数达到了千万！ 这场史无前例的罢工令政府措手不及，也让传统意义上被认为是劳方代表的工会无所适从。法国瘫痪了。铁路、公车停运，银行关门，邮递员罢工，汽油开始紧缺。就连文化行业也加入了罢工行列：博物馆、电影院纷纷关门……到5月25日时，电视台也不再正常运转——记者和编辑们为了抗议当局对罢工消息的封锁而拒绝播报新闻！ 如此空前规模的抗议意味着当局的支持者几乎已经所剩无几，戴高乐政权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从谈判到镇压——戴高乐威权的爪牙
5月24日戴高乐总统发表讲话，试图扭转局面。他宣布要进行关于公民参与的公投，如果公投失败，他本人就下台。但这次讲话丝毫没能打击让抗议方的士气。5月24日夜晚，巴黎再一次陷入学生、市民与共和国保安队之间的巷战。仅剩的还忠于当局的共和国保安队对付抗议学生还算足够，可面对数量庞大的罢工群体，当局则绝不敢冒险强力镇压。在13日到24日的近两周里，戴高乐政府几乎完全无所作为。 一幅宣传画：“捣乱者，是他！”——背景中带着军帽的正是戴高乐 政府在25日将目光转向了工会——恐怕只有靠它们才能控制局面了。工会领导和资方代表被召集到劳动部进行协商，并于26日达成了“格勒奈尔协议”（Accordsde Grenelle，得名于劳动部所在街道的名称），将最低工资上调35%。然而工人们得知协议达成后并无欣喜。他们从学生的抗争中获得了勇气：警察没能把学生怎么样，更不敢对工人动武，学生能勇敢地组织起来表达自己的声音，他们也需要自行组织抗争，而不再一直被工会代表。罢工仍在继续，工会的宣传一时完全失去了着力点。局面十分胶着。 政治层面，戴高乐的统治似乎岌岌可危，各方开始考虑取而代之。在危机发展到最高潮的5月29日，戴高乐突然失踪，整个巴黎流言四起，有人传言他要辞职甚至流亡。有权力欲却没有掌控局面的控制力的总理蓬皮杜有些惊慌失措。 后来人们才得知，戴高乐乘机来到了巴登巴登，秘密会见了法军驻西德部队司令雅克·马叙将军（JacquesMassu）。靠军事政变上台的戴高乐如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于是自然地回到了他最熟悉的军队中来寻找维持统治的力量。他成功了：本应独立于政治的国防军队的将领马叙表示效忠于戴高乐，必要时可以像警察一样介入时局。 得到了军队的效忠，戴高乐回到巴黎，在30日下午四点半发表了广播演说——因为电视台已经罢工。他拒绝反对党派的所有要求，他将不辞职、不换总理，而是要解散议会。他表示“法国面临着专政的威胁”，说“如果这样的情况持续下去，我将不得不[…]采取其他做法。”他没有说“其他做法”究竟是什么，但所有人都明白那意味着军队的介入。戴高乐讲话后，30日有几十万人聚集在香榭丽舍大道游行，表示支持他们的将军。 局面在这之后开始倒向戴高乐政府一边。5月31日，加油站重新开业，媒体报道称军队的坦克正在巴黎附近集结，警察和军队控制了广播电视大楼。6月初，示威游行仍时有发生。在工会的要求和警力的迫胁下，各行业的工厂逐渐开始复工。 6月12日，内政部宣布解散12个极左翼组织，6月14日、16日，警方分别从学生手中夺回奥德翁剧院（Théatrede l'Odéon，之前是学生运动的精神中心，各种组织在这里商讨辩论）和索邦大学。国家广播台的一批记者、制作人被解职，政府的宣传机器重新开动，戴高乐被塑造为混乱局面下唯一的救星。6月30日，议会选举结束，戴高乐主义者获得绝对多数。轰轰烈烈的五月风暴告一段落。 在这一过程中，许多并不愿接受格勒奈尔协议的基层工人对政府和工会鼓吹的复工进行了反抗。在反抗最积极的地方，工会便让位于共和国保安队。雷诺-弗兰工厂（Renault-Flins）和标致-索肖工厂（Peugeot-Sochaux）成为了冲突最激烈的地方，有3人死于警方在工厂的镇压。当人们都在为五月风暴中“巴黎没有死人”而庆幸，赞许巴黎警察厅厅长莫里斯·格里莫（MauriceGrimaud）的努力时，也不应忘记这几位死于镇压的工人。 （未完待续，详见《1968年社会运动系列之二：他们开始放弃年轻时改造体制的梦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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