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龙：上海与香港的观感和比较

予龙：上海与香港的观感和比较

 

对许多到访的外国游客来说，上海和香港都是必游的目的地，但两者却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格与生活方式。在他们短时间走马观花的旅行中，除了表面的城市形态外，恐怕很难对两市做出有意义的比较。而对于许多内陆的访港游客，或许香港曾是他们津津乐道的繁华世界，而如今落伍了，还不如上海。上海近20年的变化的确令人瞠目结舌，正在恢复其应有的国际地位。而在香港民间，却很少有人会把香港跟上海进行对比，对他们来说就好比苹果对橘子，完全取决于各自的口味。

究竟如何评价两地的差异和优劣，这要看评估人的角度。两者都是笔者较为熟悉的城市，都有过生活和工作的经历，力图从硬体和软体两方面进行比较。上海作为中国城市发展的突出代表，迅速膨胀崛起，不断日新月异，令人叹为观止，但仍不难看出借鉴了香港的某些发展模式：政府通过操控开发用地供给，推高需求，从而获取最高土地价值；这就意味着高楼层、高房价和高容积率。香港的平均楼高冠以全球，在土地的有效利用上，香港商业中心的地价更是寸土寸金，成为全球最昂贵的城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竞争力，特别是在跟上海和新加坡的竞争上有所失分。上海会不会步香港之后尘，挤压自身的发展空间，目前尚不可知，快速发展中的城市不容易找到归结点。

给我的印象是，上海的发展基本上是把穷人逐出市中心，成片改造旧城区，局部保留作为保护性开发。上海贫富界线大体上是以有无私房加上居住区域来划分的，有房并且居住在邻近市中心的高档社区或近郊别墅区，属于富有阶层；无房且居住在城乡结合部附近及市内狭缝间或待拆建出租屋内陆居民属贫困阶层；其它地域则大多由各类中产阶级占据，他们大多数也拥有房产。目前大多数贫困户看似外来人口和老弱病患者，本地低收入居民大都因拆迁而被安置到城市外围新区。这种市场化和强制手段的双重安排，致使上海成为结构性鲜明的等级化城市。

香港看上去没有那么残酷，富人主动逃离噪杂的市中心，居住到山顶、远郊，甚至离岛，去享受新鲜空气、森林、沙滩和更宽敞的空间。穷人居住在交通便利、商居混杂、拥挤破旧的市中心附近，或者由政府经营的公屋内。中产阶级则居住在条件较好的楼房或社区中。中产阶级和低收入者的区别不在于居住地段，而在于居住密度。香港只有半数的居民拥有私人住宅，40%的人口居住在政府提供的公屋内，属于低收入或贫困家庭，享受着社会福利。由于房价高企，大多数的中产阶级买不起房子，高昂的房租成为他们最大的负担，平均租金更是公屋的4倍以上。对于许多中下产阶级家庭来说，或许他们宁愿收入再低一点，以便申请到公屋和其它补贴，因此对这部分人来说，主观进取的意愿不是很高。

香港虽说是个中产阶级社会，但亿万富豪占人口的比例冠以全球，而20%的人口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贫富悬殊令香港深陷窘境，也影响到香港的国际形象。尽管如此庞大的低收入和贫困人口，香港依然维持了一个稳定、健康和繁华的城市形象。三个老人就有一个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接受政府的低保资助；五个儿童就有一个来自贫困家庭，另一个来自低收入家庭，他们只能进入政府提供的公立学校接受基础教育，无法参与任何课外补习，很少能够进入名牌大学，也无法出洋留学，最后固守在社会底层。有钱人上私立学校和海内外名牌大学，最后又找到尚好的工作或继承家庭的企业。

与香港相比，上海更具动能，贫富差异只是近20年的表像，远未定型，似乎人人都觉得自己还有机会，中产阶级与低收入阶层并没有明显的界线，低收入者与贫困阶层也在随时发生更替，而大量的外来谋生者或半流动的人口作为垫底，常被排除在城市（统计）人口之外，但却给城市发展带来了动力，也带来了压力。高昂的房价迫使大批中产阶级降低生活水准，除了交付房租或按揭费用外，还要为家庭的医疗和子女的教育筹备资金。他们没有香港那样的免费医疗制度。

香港的公共交通被认为是全球最便捷的城市交通服务系统，无论是地铁，还是公共汽车，人们都习惯排列成一条长队，先下后上，与上海争先恐后上车抢座位的现象反差明显。上海人在公交上有主动让座给老弱幼者的习惯和压力，香港则没有，他们死板地遵守法律，只要法律没要求他们让座的，他们就不会主动让，除非明确标明“需要者优先”的标记或由需要者私下提出请求。香港的公交上是不允许吃东西的，也不能高声说话或使用手机，不能携带大件行李，而这些在上海都不是问题。

两地的卫生习惯更是差别显著。尽管香港也有破旧拥挤的地方，包括那些看似破烂不堪的城中村，总的卫生条件良好，见不到固定的垃圾和污水，很难找到裸露的泥土或污秽的公共设施，人们能自觉遵守卫生公德。上海比较注重面子，主要公共场所和设施维持得异常清洁，但在次要的场所或一般的路段，随处可见污物，人们随手抛扔垃圾，店主朝路边泼倒污水，地面处处痰迹斑斑、厚厚的秽泥。笔者最近的一次上海之行，晚饭后从城隍庙步行到外滩，不到20分钟的路途，无意中目睹了四处在公共场所小便的事件：除了在城隍庙街道内的儿童在母亲帮助下对着下水道撒尿外，其他三人均为成年男子，一个钻进花丛，一个对着树干，还有一个对着墙根，女友在旁帮他挡着。其实附近就有厕所。在内陆如此平常的事情，对许多香港人来说这是文明社会不可思议的事，所以才会引发年初那场因访港内陆客幼童大街尿尿事件的口水战。

还有一个差别就是服务行业风格的差异。餐饮及零售行业的香港人，一般比较专业化，不会异常热情，也不会过于冷落顾客，一般都会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在许多老社区里，仍可以看到传统的商店和餐饮习惯，可以追溯到一个世纪前，一些内陆人或许会把它看做是香港落后的象征，实际上这是香港保留的重要文化遗产。而上海的服务似乎展现两个极端，要不特别热情，要不很不耐烦或不屑一顾；高速发展的上海似乎也保留了一些上世纪80、90年代的商业和生活习惯，如服务员上班时聊天、啃瓜子，甚至打情卖俏，再早期的就难以见到了。在浦东和其它新的高档社区，处处可见21世纪发达国家先进的服务模式，这些似乎也跟各种人群的分布相匹配，服务与价格都跟香港相差无几。

再说治安，香港的总体治安比上海要好，在公共场所和街面上很少发生打斗、抢劫和暴力事件；尽管拥挤，人们可以放心带着孩子、拎着包，在街上行走或乘坐公交。在上海，虽然治安也很好，但对行人的举止会产生一种本能的警惕和不安，除了对异常眼睛的警觉，还要躲避各类乞讨和皮条式的商业骚扰。在上海逛街要承受额外的精神压力。

在精神层面，两市的差异更大。大多数的上海人是无神论者或泛神论者，除了党纪国法，没有直接可以影响人们行为的准则，这给上海的发展和走向带来了更多意想不到的变数。上海的宗教设施、庙堂等主要都在老城区，活着保留下来的并不多，多半都已改造成旅游场所，比如城隍庙。相对而言，香港人不仅保留了大部分传统庙宇、祠堂和宗教设施，还在不断新建宗教和纪念场馆，即使在寸土寸金的商业区或商业大楼内，仍有许多教堂、寺庙和纪念场所，大多数人都崇尚某种信仰，并参与宗教和祭典活动。宗教不仅仅强化了社区的安定和健康繁荣，还给市民提供了良性的互助和信息交流平台。人们坚信“人在做，天在看”，在规范社会行为和良知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香港人来说，上海法官集体嫖娼事件就像天方夜谭的故事。

总的感觉是，香港人的平均幸福感和安全感高于上海人，人均寿命亚洲第一。香港人的幸福感来自不与他人比较。而上海人的幸福感和自豪感很大程度上在于与外地人的比较之上，人均寿命内陆第一。从另一个方面看，香港像个逐渐成熟的公民社会，而上海依然是官方主导的商业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