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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柱命理学的形成——从理论到实践完善 蔡斐鹏（福建省易学研究会会员、厦门市易学研究会会员） 现在从推命术本身讨论年月推命，人们所说的月如正月、二月……七月……等等，所指的一般都是：正月建寅、二月建卯……七月建申……十二月建丑。时至当代的命理书还是这样表述，如洪丕谟《中国古代算命术》及秦伦诗《八字应用经验学》中均有这样一个表：
这些月令都只用地支来表述。只要有推命常识的人都知道，现在推命所用的“月”是有天干的，不同年份的相同月令上所安的天干是不同的。这是因为每年有十二个月，而五年共六十个月，正好一个甲子轮回，使得什么样的年份固定着怎样含有天干的月令。这样的结果导致相同的月令，所起到的效果是不完全一致的。如同样是申月，庚寅年是甲申月，呈现为支克干；丙寅年是丙申月，呈现干克支；壬寅年是戊申月，呈现干生支；戊寅年是庚申月，呈现干支一气；甲寅年是壬申月，呈现支生干。不同的天干配相同的月令地支，它们在推命中所导出的结果是千差万别的。从《叙禄命》可以知道，吕才用作推命的月令是没有天干的。因此，吕才能轻而易举地用古人的出生年月，相对应其人生所得出的差异，来否定推命术并不足为奇。 现代的人们能用“五虎遁月歌”（甲己之年丙作首，乙庚之岁戊为头，丙辛必定寻庚起，丁壬壬位顺行流，更有戊癸何方觅，甲寅之上好追求。）来轻松为月令安上天干。可是在古代，要不要为月令安天干？要怎样为月令按天干？这些肯定都要费一番周折的。 根据《尚书*尧典》记载：“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早在尧时期，古人已经知道三百六十六天不到为一年，但每年从哪一天开始却因为朝代的不同而不同。《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中记载：“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三正以黑统初。正日月朔于营室，斗建寅……正白统者，历正日月朔于虚，斗建丑……正赤统者，历正日月朔于牵牛，斗建子……古之王者受命而王，改制称号正月，服色定，然后郊告天地及群神，远追祖祢，然后布天下。”这些告诉我们，在董仲舒所处的汉武帝时期之前，不同朝代都会选择不同的月令作为正月。根据史料记载：夏以寅月为正月；殷以丑月为正月；周以子月为正月；三种历法之间的主要区别是每年开头的月建不同。春秋战国时期历法混乱，夏历、殷历、周历同时并存，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改正朔”，以建亥之月（夏历十月）为岁首，但不改正月，四季完全和夏正相同。汉初沿用秦制，武帝元封七年（即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改用太阳历，用夏历以建寅之月为岁首，并把二十四节气纳入历法中。为纪念这一开创性的改制，汉武帝特更改年号为“太初”，因此，此历又被称为“太初历”，此后两千多年一般都沿用夏正。除王莽、魏明帝时一度改用殷历，唐代武则天和唐肃宗一度改用周历外，一般都以夏历的寅月作为一年的开始。（北宋时期司马光所著的《资治通鉴*唐纪卷二十》有记载武则天改用周历的事，他是这样描述的：“天授元年，十一月，庚辰朔，日南至。太后享万象神宫，赦天下。始用周正，改永昌元年十一月为载初元年正月，以十二月为腊月，夏正月为一月。”另一本记载唐朝历史的《旧唐书》在其“卷六*则天皇后本记”中也有记载：“载初元年春正月，神皇亲享明堂，大赦天下。依周制建子月为正月，改永昌元年十一月为载初元年正月，十二月为腊月，改旧正月为一月，大酺三日。”《新唐书*本记第六*肃宗代宗》则有记载肃宗改十一月为正月的史实：“[肃宗二年]九月壬寅，大赦，去‘乾元大圣光天文武孝感’号，去‘上元’号，称元年，以十一月为岁首，月以斗所建辰为名。赐文武官阶、勋、爵，版授侍老官，先授者叙进之。”）既然“寅”作为每年的第一月，而“寅”在十二生肖中又为“虎”，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上面提到的“五虎遁月歌”所遁的就是“寅”，其“甲己之年丙作首”意即：天干为甲、为己的年份寅月只能是“丙寅”月，换句话说，甲子年只能配丙寅月，不可能有甲寅月、庚寅月、戊寅月或壬寅月。“甲子”作为干支的开始，当它用在纪年时，其第一个月却与天干之始“甲”无关，显然与用数字来纪年、纪月相孛，也不符合常理。因此，在李虚中之前的干支论命并没有月令上安有天干的记载，用没有天干限制的月令来推命，准确率肯定不会太高。 根据唐代韩愈所著《昌黎集*殿中侍御史李君墓志铭》中记载：（李虚中）“年少长，喜学，学无所不通，最深于五行书。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胜衰死王相，斟酌推人寿夭贵贱利不利，辄先处其年时，百不失一二。”我们可以知道，吕才著《叙禄命》之后的一百多年，李虚中推命不但是“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还有“支干”，也就是说，李虚中推命所用的月令是有天干的。而李虚中能寻找到突破点，成功地在月令头上安上天干，是不是这一百多年来经历了武则天和唐肃宗两次改用周历给他带来的灵感，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来看，如果是周历，每年的正月就应当是“子”月而非“寅”月，也就是用周历，在夏历的上一年的十一月就开始进入新年了，而并不要等到现在所谓的“寅”月才为正月。根据“五虎遁月歌”甲子年寅月为丙寅，寅月上推两个月为子月，又根据六十甲子的干支顺序：甲子、乙丑、丙寅、丁卯……，“丙寅”的前两位正是“甲子”，也就是说，用周历甲子年就是从甲子月开始的，并且，当它改回用夏历时，就符合“五虎遁月歌”的规范。因此，从古自今，推命用的“五虎遁月歌”给月令安天干，所安的天干，其实是一个周历与夏历的结合体。从而也说明，给月令安天干也是兹事体大，并非易事。也正是有了这种月令安天干的方法，才彻底打开了中国式推命的空间，使推命术走向正确、辉煌的道路。 这时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只到了唐代中晚期才会有这样的时机出现呢？除了有可能是武则天和唐肃宗两次改用周历给“李虚中们”提供了“天赐良机”外（或从星命论中得来），王溢嘉在《中国人的心灵图谱：命运》这本书中的见解，也应当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个问题。该书是这样写的：“在过去，通过科举以博得功名利禄、富贵显达，是中国人最大的觊觎，而中国古典命定论在唐宋明清诸朝的盛行，与科举制度正有着唇齿相依的关系。当秀才、举人聚集在省城或京师等候考试时，‘人人有信心，个个没把握’，寒窗苦读的人力已尽，在焦虑和觊觎的双重心理下，‘窥天命’就成了一种迫切的需要，而这个时候也正是古典命定论趁虚而入，一展身手的大好时机。”我们知道，科举制始于隋代，但经过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等时期的改进，才逐渐成熟完善。到了李虚中所处的年代，正是科举制度已较完善，而且，这些举子都是饱读儒学之人，将董仲舒等人的论述与命理学相联想也就不难理解了。 现代的人一般把李虚中当作推命术的开山祖师，一些人认为其是用年、月、日三柱来推命，这似乎更符合在李虚中之前用年、月；李虚中时则用年、月、日；在李虚中之后徐子平用年、月、日、时这样一个渐进完善的过程。但从韩愈的：“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来看，李虚中并不是简单地用年月日三柱。南宋徐大升《渊海子平》在“论日为主”章节中有：“予尝观唐书，所载有李虚中者，取人所生年、月、日、时干支生克，论命之贵贱、寿夭之说，已详之矣。”明代万民英《三命通会》在“论年月日时”章节中有这样一句话：“唐李虚中独以日干为主，却以年月时合看生克制化，旺相休囚，取立格局。此发前贤所未发，故今术家宗之。”可见，“李虚中用年、月、日三柱来推命”这样一种观点，宋明两朝的人都不认可。清代的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二槐西杂志二》对这一问题做出这样的解释：世传推命始于李虚中，其法用年月日而不用时，盖据昌黎所作虚中墓志也。其书宋史艺文志著录，今已久佚，惟永乐大典载虚中命书三卷，尚为完帙。所说实兼论八字，非不用时，或疑为宋人所伪托，莫能明也。然考虚中墓志，称其最深于五行，书以人始生之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胜衰死生，互相斟酌，推人寿夭贵贱，利不利云云。按天有十二辰，故一日分为十二时，日至某辰即某时也，故时亦谓之日辰。国语：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是也。诗：跂彼织女，终日七襄。孔颖达疏，从旦暮七辰一移，因谓之七襄，是日辰即时之明证。楚辞：吉日兮辰良，王逸注，日谓甲乙辰，谓寅卯以辰，与日分言，尤为明白。据此以推，似乎所直日辰四字，当连上年月日为句，后人误属下文为句，故有不用时之说耳。 还有，《果老星宗》其所记载的天星论命，是根据人的出生年月日时定出四政七余及星煞位置，从而进行命理推导的。天星论命早于李虚中推命术这点在历史上是没有争议的，关键是天星推命在唐代是不是已经精确到时辰。如果是，那么，晚于《果老星宗》的李虚中推命术，所推出的论命体系很难不受他的影响，在别人已经细化到时辰的情况下，李虚中并没有必要缩减至年月日。 但是，现代的人把李虚中当作推命术的开山祖师，却把现代推命的八字、四柱法统称为“子平术”。可见，李虚中的所创的推命术仍有缺憾，人们把五代十国及北宋早期的徐子平所创的推命术视为经典。《渊海子平*详解定真论》中提出这样的见解：“子平之法，不用小运，不用纳音，专以生日天元为主，配合八字干支，并支中所藏者人元，或当生为财，为官，为祸，为福，依此参详。人命贵贱，得失荣枯，贤愚可知矣。”说的是子平法，是在扬弃了李虚中纳音等不合理的论命条条框框的基础上完善而得出的。《三命通会*子平说辩》中也持相似的观点：“五代时则有麻衣道者、希夷先生及子平辈，子平得虚中之术而损益之，专主五行，不主纳音，至是则其法又一变也。”由于子平辈在李虚中推命术的基础上做了改进和提高，从而奠定了中国传统推命术----子平术。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汉代学者董仲舒、王充们著书立说对“天命观”的宣扬，奠定了命理学的理论基础；东汉时期开始将干支纪年列为法定方法并在人们的生活中形成固定模式，为推命术的确立提供了突破的方向；武则天、唐肃宗的改周历给确立推命术的完整模式提供“天赐良机”；再加上科举制度的完善、举子们窥视命运的作祟，给推命术的最终完善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就是中国命理学的形成过程。（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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