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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哀公的悲哀
读左随笔·哀公之十二
鲁哀公为春秋十二公中最后一公，名蒋，因其逊位于越，所以也有“出公”之称号。鲁哀公在位期间，国事日非：内有“三桓”把持朝政，虽有圣人孔子而不能重用；外有吴、越、齐交相侵逼，虽贵为周公苗裔而无从防御。鲁国内政外交的这种窘境，固然是其来有渐，但鲁哀公自身失人君之体，行事表里不一、本末倒置，无疑是使这种局面更加严重。
早在其在位的第十六年孔了子去世时，子贡就批评过他言行不一；他自己也慨叹“茕茕余在疚”，无以自律，表现出一种无奈和孤独感。
至二十四年，他硬要将自己宠幸的侍妾立为夫人，将侍妾所生公子荆立为太子，虽遭众人反对，又被负责宗族事务的官员规劝，仍旧一意孤行，造成的结果是乱礼，“国人始恶之”。
至二十五年，他聘问越国归来，在季康子和孟武伯主持的接风宴会上，他受郭重怂恿，当面砭责季孟二人食言而肥，与鲁国卿、大夫交恶。
至二十七年，他无法忍受“三桓”的强横，“三桓”之族也无法忍受他的妄为，君臣之间变得水火不容。一次他出游时，在孟孙氏门前大街上遇到孟武伯，他试探孟武伯，问自己能否善终，三问，孟武伯不答。他感到形势严峻，就想借越国的力量清除“三桓”势力，于是经公孙有山氏、经邾，辗转前往越国。越国不愿帮助一个失去民心的君主，鲁哀公也就此客死异乡，生前再也没有回到鲁国。左氏为尊者讳，说他“孙（逊）于邾”，其实就是失国流亡。
鲁哀公作为一个君主，其遭遇是不幸的，而其不幸的很大责任在于其自己。首先是他不能审时度势，连基本的国情、民意都不明白，行事自然颠三倒四：鲁国人以礼义相尚，他带头失礼、乱礼；“三桓”坐大早非一朝一夕之事，他妄图一举铲除；失国失民情况下，还寄希望于异国的扶持，太天真。其次是他自身没有民本和国本意识，政治素养和道德修养都实在太差，他很在意于个人感受，而从没有为江山社稷作长远打算。再次是他没有组建起自己的核心团队，国内没有可用之人，仅寄望于遥不可及的异国，本末倒置。即使退一步说，越国真的帮助他复位，做一个傀儡有何意趣？而且，国家的损失将如何估量？第四是他不讲究斗争策略，没有丝毫对敌斗争的经验，不满意“三桓”，就撕破脸皮；试探孟武伯，就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他自己所表现出的急躁、不知轻重、不计后果，彻底暴露他作为一个君主的稚嫩。稍有头脑者，面对“三桓”这样凶狠狡诈的政治对手和利益集团，即使要动它，多少总会想到量力而行、培植势力，谋定后动、循序渐进，分化瓦解、逐个击破等策略，可鲁哀公完全意气用事，不败才怪！
鲁哀公被谥为“哀”，恰且不过；而整个春秋乱世，又岂是一“哀”字了得。
附《左传·哀公二十四年》
公子荆之母嬖，将以为夫人，使宗人衅夏献其礼。对曰：“无之。”公怒曰：“女为宗司，立夫人，国之大礼也，何故无之？”对曰：“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齐，此礼也则有。若以妾为夫人，则固无其礼也。”公卒立之，而以荆为大子，国人始恶之。
哀公二十五年
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于五梧。郭重仆，见二子，曰：“恶言多矣，君请尽之。”公宴于五梧，武伯为祝，恶郭重，曰：“何肥也！”季孙曰：“请饮彘也！以鲁国之密迩仇雠，臣是以不获从君，克免于大行，又谓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无肥乎？”饮酒不乐，公与大夫始有恶。
哀公二十七年
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间。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于孟氏之衢，曰：“请有问于子：余及死乎？”对曰：“臣无由知之。”三问，卒辞不对。公欲以越伐鲁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孙有陉氏，因孙于邾，乃遂如越。国人施公孙有山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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