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距今四千年前后，中原地区的原始氏族制已完全解体而进入阶级社会，自禹和其子启开始，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王朝。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报告①，夏朝自启开始至桀灭亡，共有十四世十七王，前后经历四百余年，即从公元前2070至前1600年。就在这四百余年间，江西地区的土著居民基本仍处于原始氏族制后期即新石器时代末期阶段，其社会发展阶段可以说比黄河流域整整慢了一大步。随着中原华夏族首领尧、舜特别是禹对江汉地区三苗族的不断征讨和最后征服，夏人也开始越过大江而进入赣境地区，并以其先进的文化给予当地土著文化影响，从而促进了赣境地区原始氏族制的解体，也开启了华夏民族与古先越民族的融合过程。
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
继江西新石器时代晚期拾年山文化、山背文化、筑卫城文化、社山头文化（一、二期）和郑家坳文化之后的近五百年间，赣鄱地区兴盛起来的是以筑卫城、樊城堆中层、广丰社山头第三期和高安相城下陈②等遗存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其年代为距今4100~3600年，而这一时期正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政权夏王朝统治时期，故有的学者称江西这些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为夏时期文化遗存③。广丰社山头遗址第三层和发现的大型长方连间式房址，上面正被含有早商风格陶器的地层、灰坑和墓葬所直接叠压，表明该层位和房基及其包含物，与“夏”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相吻合，这就从地层叠压关系上找到了这些文化遗存相对年代的科学证据。
一. 文化特征
属这一时期新发现和发掘的遗址尚有余江县龙冈、红冈、板栗山④、新余市珠珊⑤、乐平市高岸岭⑥以及湖口县下石钟山⑦等，从这些遗存所发现的遗迹和遗物所反映出的生产力水平来看，明显比新石器晚期要高。这时的文化特征可归纳为：
第一，工具制作技术有所提高。主要的农业工具以有段石锛和扁平长方形体或上部略窄下部稍宽的梯形扁平锛为多，段部多居中间部位，或段线处磨一半圆形凹槽；石斧多为浑圆长条形或梯形。石镞磨制更精，体身普遍延长，形制多样，但以三棱形为多。其它器形尚有刀、环、钻、锥、磨棒和戈等（图一），它们从取材、成型到磨制、抛光，均达到较高的技术成就。筑卫城遗址中层出土石钻的磨光和阴刻弦纹和半月形双孔石刀的对钻孔，社山头遗址第三期出土直径达20厘米石球和石环的磨圆、抛光等，无论从形制到琢磨工艺，都表明此时的手工业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基础上有进一步的提高。就地取材、因地而制作石器，也是一个重要特色。如社山头遗址的石网坠，基本是利用江河中的扁平长椭圆形、扁平长条形的自然小砾石，两端打成上下两个缺口即成。
第二，陶器普遍有夹砂和泥质灰陶和红陶、黄褐色陶，但灰褐陶和磨光黑皮陶明显增多，还新出现少量的硬陶、白陶和釉陶，高安相城下陈遗址出土白陶竟占到3%。据筑卫城遗址中层（第三层）统计表明，夹砂、泥质灰褐陶约占37%，黑皮磨光陶等约占40%，而夹砂、泥质红陶只约占21%，还见少量白陶、硬陶和釉陶。广丰社山头第三期的夹砂、泥质灰陶占到48.8%，红陶约占30%，硬陶约占18%。余江县龙冈遗址以砂质和泥质灰陶为主，次为黑皮磨光陶和红陶，也有少量灰色硬陶。陶系上的这些变化，无疑反映出新石器时代末期的制陶技术从淘洗、揉泥、拉坯、修整直到火候掌握上都比新石器时代晚期有进一步的提高。
第三，这时的日用陶器仍以鼎、豆、壶、罐、盆、钵、杯为多，尚有鬶、盉、斝等（图二），但其形制已有明显变化，且变化脉络清楚。鼎类器除盘形鼎外，更多使用宽沿、浅腹、侧扁式足或扁平式足之釜形鼎；杯形豆由薄胎、深盘向厚胎、浅盘演变，喇叭状矮圈足和粗圈足豆较多，折盘豆和竹节形把豆也有出现，但少见有棱座豆及豆把上繁缛的镂孔装饰；鬶类器由粗肥大袋足向矮锥状袋足、细高颈演变，整个器形显得瘦高。
第四，陶器中的早期几何印纹陶增多，其纹样主要有方格纹、编织纹、曲折纹、S形纹、漩纹、圆圈纹、重圈带点纹、圈点纹、席纹、梯格纹及成型的云雷纹等（图三）。其作风是印痕深且粗犷，也较错乱，部分有重叠现象。单位组成由大型向中型演变，如漩涡纹由大块痕浅向中型痕深演化，曲折纹也由浅痕杂乱向痕深、规整发展。
第五，诸遗存中，作为礼器的玉器不仅数量而且种类出土更多，如高安相城下陈遗址仅开1×1米探沟，就出土有玉璜、玛瑙璜、玛瑙玦等10余件。这应是受到东方良渚文化影响所致。
二. 经济生活
这一时期，在制陶、纺织和建筑等方面技术也都有相应的提高。以建筑形制和技术为例，在广丰社山头遗址笫三期文化中就发现有大型的长方连间式房居⑧，它是江西继修水山背跑马岭遗址大房址发现以来的最大的房基遗迹。东西向三个连间，各间均长4.3、宽3.7米（图四）。至今保存下来的只有房基外墙的北墙和内隔墙，外墙似挖有浅槽基。居住面为白灰面，厚约3~5厘米。外墙宽约35~40厘米，墙体内寓含有等距离同样大小的柱洞，外墙外见有用红烧土护坡；隔墙直接建于居住面上，宽约20~40、残高20~30厘米，墙体内亦寓含有间距不等、直径大小不一的柱洞；各分间内有三、四组排列整齐的圆形柱洞，且与外墙墙体内之柱洞相对应。第一间建有一火塘，第二间建有一窖穴（H1）。房址内出土有陶釜、罐、钵、豆、盉及石锛、石矛等。其建造方法：先铺垫、夯打白灰面地面，挖出浅基槽和槽内、室内柱洞，柱洞比木柱径要大；然后竖立一根又一根木柱，并用红烧土及砂石等夯实加固柱基，使之不易倾倒，其间将木板、竹木棍等用藤条或草绳缠结；后又用木骨泥糊墙的办法筑起外墙和隔墙，并用火烘烤；最后，覆盖屋顶，即用木椽将室内顶梁立柱与周壁外墙柱架联起来，用藤绳扎捆紧，椽与椽之间又用木板或竹、木棍横的架接起来，将屋面作成南北两面坡式，然后铺上厚厚的草拌土或稻草并压紧。
新石器时代末期阶段，赣境地区原始居民仍以稻作农业为主，只是发展较为迟缓。据古气象专家研究⑨，在距今四千五百年特别是四千年前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古地理环境和古气候又一次发生变化，即降水量明显比前期减少，气候变得干凉，年平均温度比现在低2℃。由于温度降低和降水量减少，使流域植被覆盖度降低，引起长江流域产沙量的增加，水流输沙能力小于流域产沙量，从而引起河流沉积，使长江中下游冲积平原与长江三角洲平原面积扩大。随着长江及其支流水位的下降，汛期有大部分平原不会被水淹没，从而在赣江流域的诸如赣抚平原、吉泰平原等几大平原得以逐步形成，原始先民才有可能迁移到平原定居，因而才出现了很多平原地区的遗址。这一时期，虽然由于年平均温度比今天要低，给水稻的种植带来一定影响，但从一些遗址的红烧土中也都发现有稻杆和谷壳标本来看，赣江流域的稻作农业仍然持续发展，只是稻作遗存的规模和数量有可能比前期减少。
我们必须注意的是，赣境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不论是筑卫城、樊城堆中层抑或社山头三期文化等都是渊源于自身下层文化基础之上，是从本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发展而来。就以日常生活用器陶器来说，常见的鼎、豆、壶、鬶、釜、罐、盘、盉、杯、器盖、纺轮等等，虽然由于中原夏文化的南传、影响和渗透，给予土著文化打上某些中原文化烙印，但其主要器类和基本器形仍然是赣境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陶器特征的延续和发展，也就是说，它还是以自身特色为主要内涵的原始社会末期文化。正如邹衡先生所指出：“在夏代，江南广大地区似乎还处于新石器时代的末期。”⑩
本文原文
在新石器时代末期，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经济的缓慢发展，赣境地区原始居民的聚落形态也发生相应变化，即逐渐从母系氏族制向父系氏族制急剧转变，最后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导致母权制向父权制转变的关键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为生产力的发展，促使了男女在生产中所处地位的变化，男子逐渐取代女子成为生产的主要承担者，成为家庭的主宰，于是出现了父系家长制家庭。与此同时，婚姻制度逐渐从“对偶婚”制向“一夫一妻”制过渡，妻随夫居，世系按父方计算。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充满激烈矛盾与冲突的长期斗争过程中形成的。
夏文化的南渐
中原华夏民族对南方苗蛮集团古代文化的影响，可以追溯到夏王朝建立以前，这就是历史传说中尧、舜、禹伐三苗的旷日持久的征战。自建立起奴隶制国家夏王朝之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先进的夏文化对南方广大地域土著文化的渗透仍持续不断。
一. 尧、舜、禹对三苗的征服
华夏族对南蛮集团中三苗的征服是逐步的，也是艰巨的。尧时，首当其冲的是今河南西南部的三苗部落。《吕氏春秋·召类》载：“尧战丹水之浦，以服南蛮。”《六韬逸文》：“其与有苗战丹水之浦”{11}是什么导火线引发这场战争？郭璞注《山海经·海外南经》：“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杀之。”当然，问题并非那样简单，当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那么“丹水之浦”的丹水在哪里？学术界较一致认为应在今河南淅川县西南。杨守敬《水经注疏·丹水》按：“今丹水自商州东南流，经商南县曰丹江，又经淅川厅，又西南经内乡县，至均州东入汉。”显然，即在今南阳盆地的淅川县境一带。这次战争以三苗大败而结束，不仅三苗之君（应是三苗部落联盟的酋长）和与其串通叛乱的尧的儿子丹朱{12}被杀，而且给三苗部落以沉重打击，特别是加强了对三苗部落的控驭。《尚书·吕刑》言：尧帝得知三苗“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孔安国注说：“皇帝，帝尧也。哀矜众被戮者之不辜，乃报为虐者以威诛，遏绝苗民，使无世位在下国也。”尧对三苗虽名义上保留其国，但不准其后嗣担任首领，而选择效忠华夏族者为君，故实际上变成了华夏族的附庸，客观上加快了华夏族与三苗族的融合。
舜继尧即位后，三苗开始还较驯服，但好景不长，随后又乘机作乱。此时的相互争战之地已南移到江汉地区及至长江沿岸。但这时舜对三苗的征服，似乎更换了手法，采用软硬相兼的策略，即军事征伐和德教感化相济。《韩非子·五蠹》载：“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止德不厚而进武，非通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韩诗外传》等史籍也有相类似记载）对三苗部落联盟的首领，舜帝也采取区别对待即“善留恶去”的办法。《尚书·舜典》：“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庶绩咸熙。分北三苗。”《正义》曰：“北，背也。善留恶去，使分背也。”孔颖达更作了详细的疏证：“北者言相背，必善恶不同，故知三苗幽闇，宜黜其君臣，乃有善否，分背流之，不令相从。俱徙之则善从恶，俱不徙则恶从善，言善恶不使相从，言舜之黜之，善恶明也。”这种“善留恶去”的区别对待方法，对分化瓦解三苗族确实起到了作用。对那些顽固坚持与华夏族为敌的三苗族人，舜采取断然放逐实际就是强逼外迁的措施，即如《史记·五帝本纪》所说，“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祟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而广大三苗部落的下层氏族成员，一部分善从者继续留在原地被华夏族融合，即所谓“舜却苗民，更易其俗”（《吕氏春秋·召类》）；一部分可能随其首领驩兜一道被迫南迁至交、广{13}之地去；一部分是被迫南逃甚至渡江与古越族相融合，其中有的就逃至赣境各地，与赣地的新石器时代末期原始氏族部落相融。
华夏族对三苗的征服高潮是在大禹时，因而自然也表现得最残酷，最激烈。《墨子·非攻下》载：“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宮，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诱祗，有神人面乌身，若瑾以侍，搤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为山川，别物上下，卿制大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后乃遂几”，似乎经过此次大战，三苗就此全部消灭了，即所谓“人夷其宗庙，火焚其彝器，子孙为隶，下夷为民”（《国语·周语下》）此次战争之惨烈可见一斑。禹大败三苗后，“焉磨为山川，别物上下，卿制大极。”孙诒让考证：磨与历通，“历与离同义”“磨为山川，亦谓离为山川也。离与历皆分别之义。”“卿制大极”疑为“乡制四极”，乡即飨之省，“四极，指四方极远之国”{14}。也就是说，禹征服三苗后，将原来三苗的属地（土地山川）及其遗民全置于夏王朝的统治之下，一些三苗统治者的子弟被贬为奴隶。恩格斯曾经指出，在奴隶制开始出现时，“公社本身和公社所属的集团还不能提供多余的供自由支配的劳动力，战争却提供了这种劳动力。而战争和相邻的几个公社集团同时存在的现象一样，都是由来已久的。”（《反杜林论》）。而对一般平民则进一步强制“更易其俗”，接受华夏族先进文化，最后都逐渐与华夏族融合而成为华夏的一部分。当然，还有部分三苗被迫跨过大江继续南逃，随后紧追的也有部分华夏族人进入湖南洞庭以南和赣省境内，他们先后来到古越人中间，开始了华夏与南蛮民族的融合历程。
从大禹所进行的这场“以征有苗”战争形势看，其主要交兵战场当在汉水下游的江汉地区即在大江北岸。讨伐结果，虽有所谓“卿制大极”扩及四方极远之国，但想来实际被华夏扩张和占领的当主要是汉水流域的三苗之地，即今湖北的大部分地区。考古资料也证实，在湖北境内就发现了一批夏王朝时期即二里头文化遗存，如宜都石板巷子、宜昌白庙子、郧县大寺、钟祥六合、天门肖家屋、随州西花園、江陵荆南寺等{15}，尤为引人注意的是，在武汉市北部的黄陂盘龙城城垣基部和王家咀下层也发现了二里头文化{16}。这些都应是夏王朝的国力范围实已达江汉地区的考古学物证。
二. 历史传说
必须指出的，尽管夏王朝国力范围尚未到达江南，但不排除有夏人一支或多支越过大江进入南方，特别是华夏民族南来后，其先进文化的影响力，无疑将远播及辽阔的南方及东南地区。这从古文献载及的一些历史传说中，应多少可看出一些史影。如舜晚年南巡狩“死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之说（《礼记·檀弓上》、《史记·五帝本纪》、《山海经·海内经》等均有载及）。这里所言九嶷山或苍梧山，古今学者多认定在今湖南零陵、宁远县境。近年，湖南考古学者在宁远县境九嶷山进行长达三年的考古发掘，就发现有唐宋及更早期的舜帝陵庙遗址，与古文献记载相吻合，并经国家文物局专家组考察论证，认为宋代舜帝陵庙是目前所知经考古发掘证实的时代最早的舜帝陵庙{17}。此外，在南方各地还留下有不少虞舜的传说，如湘潭韶山之得名，是因舜在此吹奏九韶之故；广东曲江韶石，是相传舜南巡至此奏韶乐而得名。又如禹东巡狩和葬于会稽的传说（《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越绝书》、《吴越春秋》等均有载）。这些古代传说，不论是舜死九嶷还是禹葬会稽等等，我们认为既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不能全信，是因为唐虞夏时，中原华夏族的国力范围尚未达此，至今在湖南、浙江、广东等地均未发现有二里头文化考古遗存就是明证；但是，我们又不能不信，是因为伴随着尧、舜、禹对三苗的持久战争，有一些华夏族人乘势向南向东迁徙那是完全可能的。
同样，在赣境地区，有关唐、虞、夏特别是大禹的传说也较多。《史记·河渠书》载：“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在庐山最高峰大汉阳峰上有禹王崖，传说就因大禹登临而得名。至今在大汉阳峰峰顶的汉王台上，立有一高四尺余的石柱，清光绪丁亥年（1887年）四月南康知府王以慜(湖南常德人)题字其上。柱北面曰：“庐山第一主峰”；南面曰：“大汉阳峰”；东面刻联曰{18}：
峰从何处飞来，历历汉阳，正是断魂迷楚雨。
我欲乘风归去，茫茫禹迹，可能留命待桑田。
在庐山紫霄峰（即上霄峰，在大汉阳峰南）上，有大禹石室，相传大禹治水时，尝登此刻字于石室中。《水经·庐山水》就曾载及：庐山有大禹刻石，“昔禹治洪水至此，刻石记功。”慧远：《庐山记略》云庐山“在寻阳南。……有匡俗先生者，出殷周之际，隐潜居其下。”《豫章旧志》载：“匡俗字君平，夏禹之苗裔也。”清代星子人曹龙树曾有诗云：
紫霄峰头有石室，乌迹虫书神禹笔。
高傍日月锁云烟，汉武秦皇曾驻跸。
大禹茫茫疏百川，胡为到此万仞巅。
得毋当日洪水果滔天，
毋怪至今庐山顶上迸多泉。
曹氏还注释云：“好事者缒入之，摹得百余字，字奇古不可辨，只‘洪荒漾予檋’（意思是：在混沌的远古时代，我靠登山的工具登上了庐山。）六字可识。”{19} 此外，相传大禹还蹬踏过今鄱阳湖入长江水道中的大孤山（鞋山），并勒石纪功，据说早年曾有人见过这些勒石，但现早已不存了{20}。可以看出，禹登庐山和大孤山的传说，都与治水有关，而这又是大禹的另一项杰出功绩。《尚书·皋陶谟》载禹对舜说：“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予乘四载，随山刊木，暨益奏庶鲜食。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暨稷播，奏庶艰食鲜食。懋迁有无，化居。烝民乃粒，万邦作乂。”禹为了整治水土、疏通江河这一“万世永赖”的事业，他确曾跑遍了大江南北的名山大川，而庐山、九江与被夏王朝占领的江汉地区仅一江之隔，因而大禹曾涉足江北的彭蠡，进而渡江南登庐山应该是可信的。历史学家司马迁以他极其丰富的学识和阅历相信大禹的足迹到了九江、庐山应是有道理的。
三. 考古学物证
从考古学的物证看，赣境地区相当于夏王朝时期的新石器末期诸遗存，不论是社山头第三期还是筑卫城中层等都是植根于下层基础之上，是从本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而来，以自身土著文化内涵为主体，至今尚未发现如湖北黄陂盘龙城发现的那种典型的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即真正的夏文化，这就表明，此时夏王朝的国力范围尚未扩及至赣。但是，引人特别注意的是，在这些新石器时代末期遗址中，都出土有少量的相同或相似于偃师二里头文化的器物（图五），如广丰社山头遗址的卷沿深腹盆、敞口深腹外饰凸棱平底盆，就与二里头二期文化的同类器相近{21}，袋足束颈冲天流盉与洛阳矬李遗址出土的夏代同类器相一致{22}；下陈遗址的白陶斝、新余珠珊的平底觚、直内石戈等又都与偃师二里头文化出土的相同，这些考古实物例证，有力地说明夏文化的影响和渗透已达赣江流域，联系到大禹为疏导九江南登庐山的史影，有些华夏族人渡过大江南迁至赣江大地是无可置疑的。他们来到赣地后，与原有的土著先越氏族和部落交错居住，相互交往，进而相互通婚，日渐融合，并带来了华夏民族的先进文化，本来就已经进入到原始父系氏族制最后阶段的赣地先越居民，由于有了夏人的南迁，犹如有了古代文明产生的催化剂，更加速了生产、交换和私有制的发展，并进而促使原始氏族制的最后解体，进入阶级社会。
夏文化的南渐和华夏族人的南迁是与尧、舜、禹对三苗的征服同步的。当“尧与有苗战于丹水之浦”，最后以三苗大败结束，随之华夏族占据了豫西南地，从而打通了从中原进入湖北随枣走廊的通道，而通过这条通道，“直接南下则到江汉平原西部，洞庭湖区，东转通过随枣走廊，则到汉东乃至鄱阳湖区。仰韶文化的南渐、屈家岭文化及其因素的北张，中原系统龙山时期文化、二里头文化的向南推进和商周文化的大举南下，都是通过这一地区。”{23}
到虞舜特别是禹对三苗的空前征战后，夏王朝完全控驭了江汉广大地区，这更为夏文化的南渐东传开辟了广阔的地域空间。自此之后，不仅夏文化的南渐，就是以后商周文化进入赣境地区也主要通过此条通道。
注释：
{1} 《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
{2} 刘林：《高安县下陈遗址的调查》，《文物工作资料》1976年第6期。
{3} 徐长青等：《江西夏文化遗存的发现与研究》，《南方文物》1994年第2期。
{4} 杨巨源：《江西余江县三处古文化遗址调查简报》，《东南文化》1989年第1期。
{5} 彭振声等：《江西新余发现夏时期文化遗物》，《南方文物》1992年第3期。
{6} 余庆民：《乐平县试掘高岸岭遗址》，《江西历史文物》1981年第1期。
{7} 刘诗中等：《湖口县下石钟山遗址调查记》，《江西历史文物》1985年第1期。
{8}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西广丰社山头遗址发掘》，《东南文化》1993年第4期。
{9}林承坤：《长江、钱塘江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古地理与稻作的起源和分布》，《农业考古》1987年第1期。
{10} 邹衡：《江南地区诸印纹陶遗址与与夏商周文化的关系》，《文物集刊》第三辑。文物出版社，1981年。
{11} （清）孙同元辑：《六韬逸文》，见孙德骐《六韬浅说》，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
{12} 《太平御览》卷六三引《尚书逸篇》言：“尧子不肖，舜使居丹渊为诸侯，故号曰丹朱”又古本《竹书纪年》：“尧让天下于虞，使子朱处于丹渊为诸侯”。
{13} “放驩兜于崇山”，祟山，按《通志》载：“乃在交广之间”；《太平寰宇记》：“祟山罐州也。”瓘州即今之越南演州及安城县一带。
{14} 孙诒让：《墨子闲诂》。
{15} 杨宝成主编：《湖北考古发现与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
{16} 俞伟超：《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陈贤一：《江汉地区的商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17} 《中国文物报》2004年8月18日。
{18}徐新杰选注：《庐山金石考》，《星子文史资料》第一集。1985年。
{19} 冯兆平等编：《庐山历代诗选》，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周銮书：《庐山史话》，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
{20} 毛德琦：《庐山志》第1卷、10卷。
{21}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5年第5期。
{22} 洛阳博物馆：《洛阳矬李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78年第1期。
{23} 何介钧：《石家河文化浅析》，《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齐鲁书社，1993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