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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阵我在深圳公明社区（周边工厂较多，以外来打工者和当地原生居民为主）进行了一场题为“怎样跟孩子谈性？”的讲座。此讲座为深圳妇联主办、深圳市妇女儿童心理健康服务中心承办的“阳光女工”身心健康专题公益讲座，这次的题目是由深圳妇联设在该社区的工作人员提出的。无疑，这是一件令人欣慰、值得去努力做好的事。
出于求真，讲座前我进行了一个小型的匿名调查：我事先准备了写有3、4个简单开放性问题的一页纸，在讲座前发给来听讲座的家长，请他们马上填写好后交回给我，以便我对家长的性认知、对性教育的态度有个粗略的了解，能更有针对性地讲解、交流。之所以采用纸质提问的方式而没有用更直接提问、现场互动的方式，是考虑我们仍处在一个大多数情况下对谈论性话题的感到尴尬的人文环境，也考虑一些听众的隐私顾虑。
相对于性心理咨询与治疗，针对家长的性教育课程我经历较少，但深知这类讲座对社会群体、个人幸福的影响，比针对成人的性科普更意义深远。曾听一些开展过性教育的同行（包括北京性健康教育研究会的同道）提过，一些父母仍对性教育的持反对：“你们不讲还好，越讲TA就越想。”
只是~~，还不清楚说这话的家长是在说TA自己呢，还是在说孩子？！
因此，我准备的问题中的第一问题是：“您觉得有必要和孩子谈论性吗？为什么？”，第二个题目是：“您认为性是什么？请写出你首先联想到3－5个词语或句子”。因为只有先搞清楚这两个问题，才能回答第三个问题，即这次讲座的题目：“怎样和孩子谈性？”
但接下来出现的问题却不是“有没有必要和孩子谈论性”，而是“性教育中的性别歧视”：
讲座前15分钟，家长们开始陆续进入会场。有几名妈妈看得出是相互熟识、结伴而来的，其中一位年轻的妈妈A看到第一个问题时，就对另一名年龄相近的妈妈B说：“你的是女孩，你应该和你小孩谈，我就无所谓，我的是男孩。”
对方也回答说：“恩，就是，女孩比男孩麻烦”。
我一开始有点诧异，但很快就想到背后可能的观念。我问那位男孩妈妈A：“为什么你觉得对男孩谈论性就无所谓，和女孩就一定要？”
妈妈B接过话：“女孩发生那些事一般是吃亏、受伤害嘛、会怀孕啊，男孩就是占便宜嘛，又没什么后果。”
我仍然看着妈妈A，等着她的回答，妈妈A似乎意识到了什么，想了想，摇摇头，说：“好像也不能这么说”但又急着辩解：“应该是由爸爸跟男孩谈性啊，我当妈妈的不便和男孩谈这些”，看出她有些摇摆、困惑，似乎还有一些证据来支持她相信最早的观点。
为了让问题清晰一点，我说：“就算女孩是弱者，男孩是强者、占便宜，那家长就可以对儿子的行为无所谓？”
妈妈A沉默了，眼睛凝视一个地方，若有所思，似乎这个问题引起了她其他联想。－－－
将近来了30多名家长，全是妈妈们，没有一名爸爸。
在开讲前，那份简单问卷收上来过半人数。大多都回答的是“有必要、或应该”，但只有少数人写了理由，所写的理由大概是“防止过早发生、保护自己、让孩子懂生理知识”。
对于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您认为性是什么？请写出你首先联想到3－5个词语或句子”。因为我想搞明白，让家长们“真的不知道”怎样和孩子谈性的部分原因是什么。问卷显示的结果是：只有一名家长在这个题目下的空白写下：“性是生物的”，其余问卷的此题目下均为空白。我现场询问其原因，有位妈妈回答说：“不好说”，另一位妈妈说：“没想过这个问题。”
我曾在博文《性和爱可以分开吗？》里提到过，一提到性，大多数首先想到的性行为或性交，即狭义的性概念，关于孩子的性教育则顺理成章地成了怎样控制孩子的性行为的教育。就我对国内普遍存在性教育目的了解，
引用@潘绥铭教授在《性社会学》里的话，“以社会控制为目的的性教育，其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秩序。这其实是把性教育当做“灭火器”来使用，但这种“灭火器”只是个错觉。西方历史告诉我们，无论进行或不进行性教育，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的“越轨”性行为的发生在整个20世纪都一直攀升－－－，普及性教育所改变的只是避孕套的使用率增加了。－－－我国的性教育基本上是建立在社会控制的基础上的。”
我不想这次讲座也成为“灭火器”，我不想自己只是一名“消防员”（何况还不确定到底在防啥？是防性行为的发生，还是防性功能障碍的发生？）。我想帮助父母成为孩子幸福的跟护者，而不是控制者。因此，基于对人性的尊重和关怀，我在这次讲座的内容和目的，除了让家长们了解一些性生理常识、以便应对解答孩子的常识性提问，更强调的对孩子性能力的早期培养，包括建立爱的关系的能力、承担责任和维护自身性权利的能力。按心理发展理论，这些能力的培养源于孩子早期的亲子关系、家庭教养，尤其是在孩子眼中的父母榜样、父母关系。另外还包括父母们对性的观念和态度。
就性心理治疗领域而言，除了性无知或错误观念之外，一些心因性性功能障碍患者往往伴有性心理发展过程所形成的心理障碍、尤其是生命早期亲子关系的影响。例如在李天一的案子，不难理解，他一次又一次的不负责任的“坑爹”行为，与其父母早年的过度溺爱纵容密切相关。一些性侵犯受害者（尤其那些持续被侵犯的）也部分源于自我意识、权利意识薄弱。就我所经过的个案，一些有较严重的性焦虑的男性、插入恐惧的女性，在回忆和父母关系时，提到“是父母、邻居眼里的乖孩子”。曾接过一名情景性勃起障碍的男性的求助，他的大学专业选择、就业、结婚都由父母操办，至今仍与父母同住。他婚后性功能正常，但自从父母催促他们尽早怀孕后，他却出现了勃起障碍。
一通尽力讲解之后，进入回答提问环节。一名家长递上来的纸条上写着：“怎样防止孩子过早发生性行为？”。我回答说：“不知道这位家长说的“过早”具体指什么？既然有“过早”，那就存在有个可以发生性行为的时间标准。但这个时间标准以什么来衡量呢？如果按年龄来衡量，那么，假如一名18岁的孩子、双方情愿且懂得使用避孕套，他们懂得尊重对方愿意、也考虑到自己行为可能的后果并采取了防范措施；和一对约30岁的伴侣、因为男性不愿戴避孕套而致使女方多次人流，哪一个算“过早”？如果年龄并不是衡量的标准，那么该以什么来衡量成熟呢？”。
讲座后的调查表上看到大多数家长的评价良好、有所收获，我询问旁边一名尚未离去的家长的反馈意见、还有什么疑问，她说：“希望你以后多讲点我们该怎么做才能防止青少年过早发生性行为。”----
我猜想，她可能更多地需要直接的“指示”，而不是思考和反省。我明白为什么存在“灭火器”式的性教育的部分原因了，怀疑自己可能走“太快”了、太理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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